他的名字叫爱新觉罗.旻宁，是为嘉庆帝的第二个儿子，即二阿哥。旻宁有一个长兄，但出生三个月就病死了，所以他实际上可以算作是大阿哥。1813年9月15日，这一天嘉庆帝不在京城，阿哥们则聚集于上书房读书，谁也没想到，一场震撼宫廷的大事变就在眼前。当天，一群老百姓竟然持刀弄枪，闯进了戒备森严的皇城！
这不是在演戏，更不是在穿越，参与者当然也不会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是天理教徒，或者说，是一群造反者，首领唤作林清，所以史书又把这次突发事件称为“林清之变”。
金庸《鹿鼎记》中韦小宝进宫的情节并非空穴来风，林清施展“无间道”，把地下工作做到了大内深宫，好多太监都是安插进来的教徒，他们里应外合，使得造反者轻易就混进了紫禁城。
林清原计划调集数百人攻打皇宫，“韦小宝”们说这又不是赶集，里面地方小，容不下那么多人，想想也对，由内应太监做向导，轻车熟路，人多反而眼杂，于是林清就临时挑了两百人作为敢死队。
组织这样的惊天大行动，意外总是少不了，结果真正闯进深宫的只有五十多人，但这五十多人已经足以把宫内搅到天翻地覆。
枪壮怂人胆
当天负责在上书房值班的官员是礼部侍郎宝兴。他熬了一个通宵，正打着呵欠准备回家，路上正巧就撞见这一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一群人舞着刀冲过来，个个犹如从地狱放出的罗刹，而那一把把刀都泛着白光，冷森森令人胆寒。
宝兴是个文官，也没有经历过如此情境下的紧急演练，那颗心哪，真是吓得突突的。好在他的临场表现还能算得上是个半拉老爷们，脚下虽然已经打晃，但还能挣扎着踉踉跄跄地往回跑。
附近的一名护军统领闻讯而至。护军是宫内警卫，这位警卫首领倒也不含糊，立即带人上前摆了一个防御造型，但大内高手勇则勇矣，却不智，因为跟在统领后面的没几个人，你武功精湛，人家也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敢死队员，一阵舞舞喳喳之后，天理教的人固然倒了一些，几个护军同样也都挂了彩。
眼见得护军已经抵挡不住，一旁的宝侍郎赶紧让人关门。
不行了，得向上汇报。
惊闻大变，紫禁城内早就乱了套，人们一个赛一个地狼狈。亲王贝勒爷们固然心虚胆怯，争着要驾车逃命，有的护军统领竟然也想跟在后面溜之乎也。最倒霉的就是如宝兴那样的文官，手无缚鸡之力不说，跑还跑不快，某位翰林院编修就差点吃了刀子，这时多亏他的仆人挺身救主，替他挨了几刀，这才得以虎口脱险。三天后，当搜索队在一个柜子里发现他时，已经饿得不像样子了。
怕吗，谁不怕，可是有人不怕。这个勇敢的人就是二阿哥旻宁。他大叫一声：“快把我的武器拿出来！”
阿哥们的武器其实是用来围猎的家伙，比如火药罐、鸟枪（又称火绳枪）、腰刀。以往打鸟兽，现在要用来打人。
上书房太监奉命爬上墙垣，登高警戒。不一会，就听到他尖着嗓子喊起来：“不好不好，爬墙过来了。”循声望去，果然看到有人上了墙，手里还举着白旗——不是投降的标志，而是进攻的号令。
武器已经取出，旻宁端着鸟枪立于殿下。那一刻，是磨刀霍霍者与一位王子的对垒。墙上墙下，双方的距离如此之近，彼此间的眼睛鼻子眉毛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鸟枪号称现代步枪的鼻祖，但使用起来却极其繁琐，几个步骤做下来得让你出一身汗，所以一般都要几个人轮流装填弹药和发射。若是一个人单挑，脆弱一点的心灵绝对经受不起。
事实证明，旻宁是个汉子。他的动作很快，而且枪法极准，第一枪就撂倒一个，再一枪又打死一个。就这两枪，把进攻者全给镇住了，乃至“错愕不敢前”，没人再敢随随便便攀上墙头。
枪壮怂人胆，鸟枪一响，大家伙的胆量和爆发力全都被超水平激发出来，其他皇子也跟着乒乒乓乓放起了枪。
危急关头，旻宁担当起了领导者的角色。他一边下令将紫禁城的四门紧闭，实行严防死守，一边派人发出警报，召集京城禁军入内护卫。
还有一件事不能忘，那就是得派人向他的父皇奏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嘉庆帝接到奏报，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此时他正在丫髻山行宫，距北京城近两百里路程。1813年9月19日，嘉庆急忙起驾回宫，但刚到达京郊，就听说有天理教人马正浩浩荡荡直奔他们而来，据传有三千之众。
随同嘉庆的御林军并不多，从扈从大臣到普通兵丁都被吓得面如土色，看这情形，对方杀进皇宫的过程，倒像是在围点打援，三千精锐，我们怎么干得过人家？
嘉庆到底是扳倒过和坤的皇帝，不是吃干饭的，虽然也免不了心慌意乱，但表面还能强作镇定：“不要怕，等他们真的来了，你们在前面抵御，我一定会督后观战”。潜台词是，我这个皇帝绝不会扔下你们，一个人跑掉。
上上下下紧张了半天，最终才发现是虚惊一场，“有贼三千”纯属谣言。
擦完汗，嘉庆一行回到北京，得知“林清之变”已被平定，而在过往惊心动魄的三天里，二阿哥旻宁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第一天，在宫内护卫和京城禁军的内外夹攻下，基本遏制了天理教的正面攻击，但警报并没解除，因为还有很多教徒潜藏于紫禁城内，皇宫不是更安全，而是更危险了。
从第二天起，旻宁宣布戒严，并下令禁军进行大搜索。到了半夜，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雨。
禁军所用武器也是鸟枪，火药受了潮，便无法射击。官兵们全都抱怨，说雷雨早不来晚不来，这时候来，真是招人骂。后来才知道，教徒们聚集一处，已经准备在紫禁城里纵火，听到雷声后大部分人惊溃而去，余下的再想点火，雨一来又把火种给浇灭了。
没有这场雷雨，紫禁城可能会被焚之一炬，所以该出口大骂的不是京城禁军，而该是天理教徒。
虽然水浇灭了火，但天理教的暗袭并未停止，同样宫内也不敢放松戒备，旻宁亲率贴身侍卫四处进行巡查，
这个神奇的雷雨夜似乎是大清国国运尚存的一个标志。当天理教徒火攻不成，试图再次翻越大内宫墙时，闪电把地面变成白昼，完全暴露了他们的身影和行踪。
在无法正常使用鸟枪的情况下，旻宁还有新的武器。这个武器的名字叫弹弓。
二阿哥使用弹弓的纪录是，百步之外瞄准飞鸟，百不失一二，基本上是百发百中，完全是如今特警队神枪手的水准。
旻宁挟弓以射，这回手法更快，而且弹无虚发，越墙者无不应弦而倒。
在转到乾清宫时，他忽然看到有一个人立于殿脊之上，正手挥令旗，组织新一轮进攻——这些天理教徒堪称民间高手，功夫真是个个了得，想想看紫禁城的宫墙有多高，殿宇又有多高，然而此辈竟能飞檐走壁，如履平地一般。
旻宁一摸口袋，袋里空空如也，弹丸已经告罄。情急之下，他用上了“咬”，当然不是咬人，而是咬钮扣，他把衣服上的几颗金钮扣全咬了下来。
金钮扣就是弹药，旻宁来了个连珠射，殿脊上的指挥者被击个正着，随即摔死于殿下。
雨越下越大，天理教再也无计可施，天明以后，“林清之变”宣告完全失败。
一人一嘴毛
经历这场没有预演的事故，旻宁威望大增，群臣纷纷上奏，有的夸他智勇沉着，有的赞他举措有方。嘉庆帝在回京途中就评价其为“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册封智亲王，旻宁所用枪支也成了一把英雄枪，被命名为“威烈”。
作为父亲，嘉庆对儿子的出手并不感到特别诧异，他还清楚地记得旻宁小时候的事。
那一年秋天，皇室例行“木兰秋猕”，也就是组织大家到皇家猎场去围猎。当时乾隆尚在，嘉庆和一班皇子皇孙们随队而行。
乾隆对时年八岁的旻宁非常偏爱，在皇子们比试射技时，特意把这位皇孙带在了身边。旻宁初生牛犊不怕虎，看得兴起，等父辈们一结束比赛，他就迈步上前，也拿出了自备的小弓箭，啪啪啪连射过去，接连中了两靶。
孙子出落得如此有出息，让乾隆又惊又喜，急忙把旻宁喊到身边，摸着他的小脑袋打趣：“你要是能连着射中三靶，我就赏你黄马褂。”
旻宁二话不说，举弓便射，这次竟然又中了靶心。射完之后，他将弓箭往地上一扔，跪倒在乾隆面前。
乾隆乐不可支，问他想要什么赏赐，可他就是抿着嘴不回答，也不起来。
乾隆大笑：“我知道了。”
赏黄马褂本来只是一句戏言，但小孩子较真，大人不履行诺言还不行。再说君无戏言，过去有人凭一片梧桐树叶，都能分到一个诸侯王当当，一件黄马褂算得什么。
乾隆立即命侍臣去取黄马褂。侍臣挑来选去，所有黄马褂里，只有成人穿的大号，又不可能临时赶制儿童版的小号，没奈何，只好取来一件大的黄马褂给旻宁披上。
旻宁如愿以偿，这才开开心心地谢恩站起。
对于小旻宁来说，那件黄马褂实在太长太大，披在身上，像件长裙子，连路都不能走。于是乾隆下令侍卫抱着他走，一路过去，观者无不惊羡不已，堪为一时之佳话。
俗话说得好，从小一看，到老一半，乾隆看好这个孙子，嘉庆也看好这个儿子，而成年旻宁的神勇表现，也证明赏给他的那件黄马褂已经越来越合身了。
虽然意外地诞生了一位英雄，但“林清之变”还是从心理上给嘉庆留下了沉重的阴影。
丫髻山行宫离乾隆的陵寝已经很近，按照原计划，他当时还要去给亡父扫墓，然而京城发来的奏报把所有好心情扫地一空。在返京途中，嘉庆便命大臣起草“遇变罪己诏”，先进行自我批评。可是检讨来检讨去，却发现他自个还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好皇帝。
“我即位十八年了，这十八年来，心里满满当当的都是国事政事天下事，没干过什么坑人勾当啊。现在突然给我来这么一手，实不可解，真是不知道老天爷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好皇帝”的委屈都是相同的。就像当年的明朝皇帝崇祯，自怨自艾后，很快就会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大臣，愤恨“诸臣之误朕”，嘉庆也是如此。
“再三跟你们讲，不要因循怠玩，认真一点，你们不听，还是忽悠，结果忽悠来忽悠去，弄出这样的大祸。”
在嘉庆看来，“林清之变”简直跟火星坠落差不多，皇帝尚在行宫，老巢就差点让人给抄了，历数汉唐宋明，哪朝哪代有过这样的事？
留京的王公大臣们迎接王驾，跪听嘉庆的“罪己诏”时，个个呜咽失声，哭得稀里哗啦。当然还有那最哈哈最没心没肺的，私下仍在叨叨：“我觉得我们已经很尽职了呀，您还说这话，什么意思嘛。”
嘉庆是帝国的当家人，不管是抽自己嘴巴，还是打别人屁股，反正都说明一个问题，他是真急了，觉得这个家越来越难以维持。
“我们大清以前是何等强盛啊……”
说起来，嘉庆的运气也真是差，父亲乾隆文治武功，看上去完美得不能再完美，偏偏到他上台的时候，犹如水浒传中“洪太尉误走妖魔”的开篇，那什么天罡地煞都被放了出来。
先是白莲教哗然而起，酿成大清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民变，接着政府与民间，你啪嚓我，我啪嚓你，一人一嘴毛，国家由此元气大伤，眼睁睁地看着“康乾盛世”到了头。如此一蹉跎就是九年，刚刚捯饬着把白莲教给摆平吧，猛不丁地又来这一出，确实让人有点晕头转向，不知西东的感觉。
咋这么扯呢。嘉庆烦闷不已，这一年，他甚至连生日都没心情过了。
“林清之变”时，有一支箭射在皇门匾额之上。过后进行清理，箭头被特意予以保留，嘉庆似乎有意用这种方式来告诫子孙：“有朝一日，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把插在额上的那个箭头给拔掉。”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自己更多的却是一种无力感。
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基本瓦解了天理教，但阴影并未能从当事人的心中完全褪去。直到临终的前一年，嘉庆还不忘跟大臣们聊起这件事：“永不忘十八年之变（即林清之变）……”
众望所归
1820年7月25日，嘉庆突然驾崩于热河行宫。
老皇帝一死，最紧要的事就是确定帝国的继任者。从嘉庆的爷爷雍正开始，清廷便实行了“秘密立储”制度：你想立谁做皇太子，名字写下来，封存于匣中。到要宣布的时候，就到乾清宫最高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去找。
“林清之变”让嘉庆对整个皇宫都失去了安全感，他没有再把匣子托付给“正大光明”，而是带到了热河行宫。可老爷子去得太突然了，随着他一断气，那个要命的匣子究竟在哪里，也成了问题。
如果找不到嘉庆的遗诏，该怎么办？
那就得活着的人给答案了。
孝和皇太后力挺二阿哥旻宁。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皇太后只是旻宁的继母，旻宁的亲生母亲早在其未成年时就去世了。
虽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孝和皇太后对旻宁十分照顾，而旻宁也对继母很孝顺，“林清之变”时，他曾亲自到后宫去安抚太后，以免她担惊受怕。可以说，这对母子不是亲生，却胜似亲生。
惊悉嘉庆去世，孝和皇太后既不清楚匣子藏于何处，也从没听丈夫透露过所立皇太子是谁，她只知道一点，旻宁才是未来皇帝的最合适人选。
皇宫之内，从一般妃子到皇太后，可以说没有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亲生骨肉当皇帝，所以宫心计演了一届又一届，从没有遇冷的时候。孝和皇太后有两个亲生儿子，如果两儿子争气，相信太后也没到超凡脱尘的地步，非要胳膊肘往外拐不可。
但是反复衡量之后，孝和皇太后认为两儿子当皇帝都不够格：三阿哥一天到晚听戏，是个票友，四阿哥日日迷醉于古籍善本之中，是个书呆子，全部加起来也抵不上旻宁这位少年英雄。
太后是个理智而聪明的女人，在江山社稷和个人私欲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当天，她便发出懿旨，表示如果一时找不到匣子，当立旻宁，“以顺天下臣民之望”。
旻宁早在“林清之变”后便誉满天下，“天下臣民”当然都希望这位智勇兼备的阿哥继承大统。就在这时，却忽然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匣子又找到了。
原先恨不得挖地三尺，当匣子真的出现时，众人反而忐忑起来。
从嘉庆生前的言行来看，他最欣赏的皇子无疑应该是旻宁，然而所谓天恩难测，皇帝的心思不能猜，一猜就是错，没准他嘴上嘞嘞两句，真正挑选继承人时又会是另外一种想法呢。
军机大臣奉命开启密匣，打开后发现，在嘉庆留下的传位诏书上，钦定皇太子正是旻宁！
大家都想到一块去了，真是众望所归。1820年8月27日，旻宁正式即位于太和殿，第二年改年号为“道光”。
在登基的最初那几年，坊间一直流传着关于这位皇帝的种种传说。
某县有个“贰尹”，即县令副职。说是副职，却一直在排队等候，要想上岗，就得进京参加吏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
一考下来，分数呱呱叫，名列总分第二。
这么好的成绩，“贰尹”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可是很多天过去，好消息并没有如约而至。本来第一名被选，就要轮到他，但榜单直接跳过，给了第三名，紧接着，第四、第五，都戴着乌纱帽，心满意足地到各地做官去了。
“贰尹”家里很穷，漂趟北京也没带多少盘缠，时间一长便显得窘迫起来。起初这位仁兄还相信科学，相信政府，以为是吏部的办事人员弄错了，纠正过来后还会给他机会，于是四处借钱，饥一顿饱一顿地待在旅馆里继续坐等“喜讯”。
可你就是把旅馆坐穿，也没你什么事！
吏部考试不是科举，这里比的是关系和背景，不是分数与能力，而且刷你下去也非常容易，一两句评语就足以把一个高分选手打入十八层地狱。
清醒过来之后，“贰尹”备受煎熬，我的这颗中国心哪。
独处异地，没有一个肩膀能靠一下，大鼻涕也不知蹭谁身上才合适，倒霉的公务员绝望已极，真的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二”的那个人。
在神情恍惚中，“贰尹”一个人走到城外林子里，悬了根带子就要上吊。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得弹弓嗖嗖响起，弹丸飞过，带子被打断了。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贰尹”非常惊异，正在东张西望之际，林子后突然走出一男子，按照他的描述，此人身材高大，潮人装扮，正是刚才的发弹者。
潮人对“贰尹”的行为很生气：“堂堂男子汉，傻里巴叽地玩什么自杀，至于这样吗？”
等“贰尹”抽抽噎噎地把前后情形诉说一遍，潮人又笑了。
“我当什么事，这有什么难的。”
说着，他从身上摸出一只鼻烟壶。鼻烟壶很常见，但他的鼻烟壶不常见，因为是白玉的！
“明天你就拿着这只鼻烟壶去吏部大堂求职，求不到就不要出来。”
“贰尹”恍惚间也搞不清状况，糊里糊涂答应下来，第二天真的去了吏部。
吏部门卫都是势利眼，见此人衣着寒酸，竟然要直闯吏部大堂，当即认作是哪条街上冒出来的疯子。
“别进大堂了，还是让我先扭送你去班房再说吧。”
推推搡搡之际，几个大官正好从吏部门口走出，一眼就发现了“贰尹”手里拿着的白玉鼻烟壶。
这几个人的脸色大变，立刻呵斥门卫：“不许无礼。快请来人里面坐！上茶，上好茶！
“贰尹”入内后有些不知所措，倒是大官们很快道出了破格礼遇的缘由：“你手里拿的鼻烟壶，是当今皇上的东西，你怎么得到的？”
“贰尹”被吓到了。这才知道昨天遇到的那个潮人，竟然是道光皇帝。对他来说，这究竟是福还是祸？
这边尚七上八下，那边道光已经在询问入朝的吏部官员：“那个带着我的鼻烟壶去吏部求职的人，他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是道台（副省级）、知府（市级）还是知县（县级）？”
以为是无名之辈，没料到背景真的通了天，几个吏部官员心里也七上八下起来，只好吞吞吐吐地回答：“都不是，只是一个贰尹”。
道光笑了。
“那这小子的运气也太差了。难怪会痛苦到要自杀，弄得我在林子里打猎都不安心。你们看他都到这步田地了，可以选一个最好的职位给他吗？”
皇帝在这里虽然用的是疑问句，可哪个官员又敢回以否定句。结果没有任何意外，“贰尹”拿上吏部颁发的官印，开开心心地上任去了。
这个流传于清代野史中的故事疑点颇多，但毫无疑问，它显示的是早期道光的魄力，当皇帝微服走出宫殿，用手中的弹丸击断林中带子时，他收揽到的是一颗颗民心。
以德治国
嘉庆在把二儿子写进他的传位密诏前，对这位未来的继承人有过各种方式的考察，其中之一便是探询他的治国理念。
当时旻宁说他要以“敦崇教化”为治国之源，以“甄别贤愚”为治国之本，概括起来就是要以德治国。后来的施政，说明并他没有自食其言，确实是这么做的。
这个世上，也许最不缺的就是鼓吹道德的人，但太多的“道德家”都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别人，把任性的喇叭朝向自己，道光不是这样。他于古玩珍奇一无所好，对吃喝玩乐也不热衷，从不搞七下江南或者形象工程之类的事，闲下来就是读书作文。在私生活的自律方面，别说他爷爷乾隆那样的风流皇帝不能相及，恐怕嘉庆本人也做不到。
这是在三代里面比，若是伸展开去，在整个清朝皇帝系列中，要论生活俭朴，谁得的票数也不会有道光多。
在他继位之初，内府按惯例准备了四十只御用砚，道光说：“我一个人要用这么多干什么，浪费嘛。”退又不能退，便分赐大臣，一人捧一只回去。
他所用的御笔仿制于民间，是极普通的那种，甚至连笔管上镌字都免了，认为浮夸，没必要。皇宫里吃饭，道光从不挑食，偶尔他也会想起要尝尝某个菜，一问价钱太贵，马上打住。
宫中的费用于是缩了又缩，减了又减，每年不过二十万两银子，吃穿拉撒和排场全在里面了。
道光自律苛严，但圣人不是天生的，即使皇帝有时也免不了生出八卦的心。
有一年他在便殿召见官员。所谓便殿，是皇帝吃饭休闲的地方，所召见的官员又是亲近心腹，大家都很放松，君臣唠起嗑来也就要比平时随意得多。
道光伸了个懒腰：“长昼如年啊，每个白天都是这么难熬，你有什么消遣的法子吗？”
官员回答：“我以为读书最好。”
这是标准答案，但道光还是皱了皱眉头。
“读书当然好，可我说的是那种可用于消遣的书。我已经找遍内府藏书，从没见到过啊，不知道外面有没有这样的妙书可以看？”
官员恍然大悟：“哎呀，皇上，外面的妙书可多了去。光我就看过……”
道光长居深宫，对于这些“妙书”，别说看，连名字都没听说过，所以表情很是茫然。
“恩，我记下来了。”
第二天早朝，道光在军机处碰见军机大臣，这位军机大臣状元出身，书香世家，家里多的是书。道光便笑着问他：“听说你家里藏书丰富，像这些书一定买了吧？”
接下来，便是一连串“妙书”的名字。
军机大臣不听犹可，一听大惊失色，立刻趴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头。
道光不高兴了，“我不过就是想跟你借来看看而已，你不借也就算了，用得着这么夸张吗？”
军机大臣却早已汗流浃背。
能不出汗吗，你听听都是哪些“妙书”：《金瓶梅》、《肉蒲团》、《品花宝鉴》……
这都是当年如雷贯耳的三级名书啊，作为状元，就算是曾经偷看过，大庭广众之下也不能承认，再说皇帝这么皮笑肉不笑的，算什么意思？
军机大臣一个劲地否认。
“这都是淫书，我家里绝不敢买，更不会收藏。不知道皇上是从哪里得知我有这些书的，真是太冤枉了。”
“妙书”竟是“淫书”，道光当场愣在那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说是要对天下人进行“敦崇教化”，自己却第一个看“淫书”，说出来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回去后，他就气呼呼地写了个手谕，把推荐“淫书”的那位官员狠狠骂了一顿。
那些年，道光不光自律甚严，而且广开言路，鼓励御史上条陈发表意见。
这些条陈，也就是意见书，由道光亲自批阅后，都要分发军机处及各部处理。条陈里面免不了会由事及人，对军机大臣或各部大臣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是举报，常见的情况是，当事官员不敢不遵从皇帝的旨意，但却会牢牢地记住举报人的名字——哼哼，我可是讲究人，今天你摆我一道，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让你变成死玩意儿。
道光留了个心眼，他会把条陈中御史的名字和发表日期都一一裁去，更有甚者，有的条陈从行文风格和语气上，很容易让人看出是谁谁谁，他就索性把前后文也裁掉，只保留中心意思。
这么一来，哪怕是心眼儿再窄巴的大臣也难以打击报复，而御史们要是还不感动，那就等于白活了。
所谓以德治国真不是一句口号，它首先表现的是倡导者自己的素质和水准，厚道也是一种。
伯乐和千里马
连精神出轨都不允许，这是道光的道德境界，而这也成为他对手下官员评判优劣，“甄别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
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说的是地方上的官吏，一般而言，京城的普通官员都没什么额外油水，小日子也没那么好过。
有个翰林家里很穷，薪水不高，又不愿到地方上做官，生活因此陷入窘迫，常常靠跟朋友借钱度日。某天，他又去朋友那里借，去了之后当然不能一开口就说这么俗的事，于是两人下棋赋诗，一直玩到傍晚，这就把借钱的事给忘了。
道光听说后，把翰林调到内阁，并且告诉他，没有人保举和推荐你，要提拔你的正是我本人。“为什么要提拔你，因为从借钱的那件事上，我就看出你是一个静退有操守的人！”
德只是一个方面，道光并没有忽略官员的能力。
在他刚刚登基称帝的那几年，除了拿自己做榜样，倡导“以德治国”外，还没忘记要虚的实的一起来，曾经大力推行“实政”。所谓实政，用道光的话来说，就是要“实心实力办事”，只重效果，不求虚名。在倡办实政的大旗下，道光当起了伯乐。
1824年冬，运河大堤忽然溃决，导致运粮的漕船搁浅，这让执政才四年之久的道光大为不安。从皇家宫廷，到各级官员，再到驻于北方的八旗军队，其粮食大部分都要依赖于南粮北运。一旦运输卡住，大家都得饿肚子。道光赶紧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有人提出“暂雇海运”，从海上开辟新的运粮通道。当时大部分官员都反对，理由不是说海运不可行，而是说以前没这个先例——谁也没见老祖宗从海上运过粮食。
道光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支持漕粮海运，并任命陶澍为江苏巡抚，具体经办此事。陶澍就是得到道光赏识的那一匹千里马。出人头地之前的陶澍曾经非常落魄，家里穷到锅底朝天，只能靠做私塾先生度日。不过穷困潦倒也有穷困潦倒的范儿，只要有俩钱他就拿去喝酒赌博，横竖没个能混出头的气象。
很自然地，陶澍遭到乡邻们的各种嫌弃，没人叫他大名，而是直呼“陶阿二”，即陶二流子之意，体面一些的人家都不愿意搭理这个二流子。嫌弃到后来，连老婆都忍不住了。陶澍的老婆崔氏带着哭腔对丈夫唠叨，说这破家也太穷了，简直处处戳我的心哪，这样不行，我不能跟你一块饿死。
崔氏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要么你把我给卖了换钱，要么直接下一纸休书。
陶澍怎么也不可能下作到把自己老婆给卖了，所以只能“休”，而所谓“休”，说穿了，其实不是陶澍休崔氏，而是崔氏要踹陶澍了。这个女人反客为主，玩的不过是一种主动和被动的关系。
可怜陶先生现在穷的也就只剩下和老婆相依为命了，让崔氏如此一逼，那真的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喝了一瓶二锅头”。
不离不行吗？陶澍只能笑着，当然是强笑着，劝崔氏回心转意。
“夫人的见识也太浅了一点吧，我不过是还没交上大运罢了。前不久有算命的先生给我测过，说我日后必将发达，你不要着急，总有机会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崔氏根本听不进去：“你说的交大运得什么时候，让我继续等，等成一具干尸啊！”
“好吧，我相信你是有福之人，自然有女人可以和你同享富贵。我就算了，咱们现在就拜拜，但愿出去后，真能听到关于你的好消息。”
在老婆的催逼下，陶澍迫不得已，只得离了婚。很多年后，他进京赶考，得中进士，此后一路升迁，真的做到了朝廷大员，据说她那原来的老婆听到后，把肠子都给悔青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传奇。科举纵有千般坏处，但它毕竟可以使一些生活在底层的籍籍无名者实现咸鱼翻身，从而施展其才华。
陶澍不同于范进那样的迂腐之辈，年轻时的喝酒赌博，也并不能遮掩他那一颗济世之心。早在不得志时，他喜欢读的就是一些经世致用的“野书”，别人看着都为他着急：你赶快看点“正经书”，争取考个状元什么的吧。
陶澍不慌不忙，而且还能洋洋洒洒地给你说出一番道道：“我们读书人的使命是什么，不光是求得荣华富贵，还要转变国运世运，所以我看这些书是有用的。”
如果你还是“陶阿二”，这番高论就只能自说自话，但当陶澍真的做官后，这些曾为大部分士人和官员所轻视的学问，果真令其大放异彩。
古人讲究忠孝节悌，对符合这一要求的“感动帝国人物”，朝廷不仅会下旨表彰，还会按人头下发材料费，用于建造牌坊。各个省的孝顺儿子、乖巧弟弟虽不多，贞女烈妇总是不少，材料费加一块就成了一个不小的数字。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笔钱往往被办事的人所贪污吞没，反过来又狮子大开口，向当事人勒索修牌坊的钱，而材料费也由三十两被无端地提到了百余两之多。
陶澍初任江苏巡抚时，便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想出一个妙招：索性合并同类项，你们那贞女烈妇啥的，名单凑一块，我统一给你们建一牌坊得了。
第一块牌坊，上面有五百多人，第二块牌坊，三千多人，既为国家省下一大笔钱，又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何乐而不为。
陶澍在自己的辖区内施行后，还怕别的省不知道，他将这一做法刻印成册，让各省仿照推行。事情看上去不大，但却是其他墨守成规的同僚所不愿尝试的，由此也可见陶澍为政之“实”。
不过一开始，推行实政的道光并不喜欢陶澍。
陶澍为官做人不够圆滑，平时爱的就是发“微博”盘点你评点他，尤其身任监察御史时，更是对人丝毫不留情面。说起某人某事，都是一副声色俱厉的样子，乃至于激动到胡子都会当场翘起来。
那时候的道光正鼓励群臣大胆直谏，可作为一个从小接受严格的皇家教育，具备极高涵养的人，他实在有些看不惯陶澍的做派，怀疑此人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纯粹搁人面前显摆来了。私下一查，陶澍言行一致，道光转而对他大加赏识和重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尚有良心，肯说几句正经话。”
在陶澍主持海运之前，漕运方面正一筹莫展，乃至于几百万两银子的投资砸下去，连个影子都见不着，这让道光大为恼火，多名官员因此遭到重责。
那些受责官员能够把应试内容倒背如流，也可以写一手漂亮的楷书，他们倒霉就倒霉在对漕运知识一窍不通，说什么什么不懂，乱来。
在这方面，陶澍要强多了，也只有他才能胜任如此复杂浩繁且无先例可循的工程：调运和雇用多达千余的粮船，组织水师一路督运护送，监控从兑米到验米的每一个环节。此次漕粮海运相当成功，属于道光早期办得最为成功的实政之一，对道光和陶澍来说，都称得上是生平的一大政绩。
尚武精神
文治是必要的，但武功更不能少。事实上，从乾隆到嘉庆，他们寄望于道光的正是后面这一点。
在年轻的皇帝身上，具备很多乃祖的气质，血脉之中，有辽阔的大漠，有驰骋的骏马，甚至包括那些习惯和语言。按照清代制度，满蒙官员在殿上跟皇帝谢恩请安，一律都要使用满语。可是满人入主中原已经两百多年，说汉语在很多满人中也逐渐形成了习惯，满语倒反而变得有些陌生。有个满族武官回北京，在给道光谢恩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紧张的缘故，就忘了这条禁忌，从头至尾都用汉语表述。
道光不是听不懂汉语，但他越听越恼火。
“满语是我们大清立国的根本，老祖宗打江山时就说这个，多神圣的一门语言。可你连偶尔讲两句都不会，这不是忘本吗，真是个败家玩意！”
得，立命革职。
能够进京面见皇帝，差不多是每个地方官的荣耀。那些没运气的或许还得围住这位武官问这问那：“说说看，皇宫里咋样儿，带劲不？”
可怜遭羡慕的那位已经被吓傻了，脸上的褶子都摞摞成了一堆：早知道满语这么重要，就该先补习了再上朝。
对于道光来说，满语代表着百年前那个强悍的马上民族，现在虽然从马上到了马下，但那种尚武精神不能丢，否则就不足以应付类似“林清之变”那样的社会动荡，而呼啸的羽箭也随时可能再次插进皇门的匾额。挑战终于来了，在他即位的第六年，爆发了张格尔之乱。
早在乾隆年间，南疆就发生过“大小和卓叛乱”，乾隆多次出兵平叛，有名的“香妃故事”即源自于这几次军事行动。
在晚年乾隆自夸的“十全武功”中，南疆平叛独占三席，而且最为耀眼。后来的史家甚至认为，“十全武功”多有自吹自擂的成分，唯独这三仗名副其实。
那次叛乱失败后，始作俑者大小和卓翘了辫子，大和卓的孙子则随乳母逃到国外。张格尔便是大和卓那个长大的孙子。这么多年来，他隔三岔五地就要入境滋事，杀哨兵，抢马匹，烧房子。不过一般都是小规模，而且只要听到点风，就会嗖地一下跑掉，驻疆官兵也始终拿他没办法。
到1826年，张格尔第三次入境，这次他成功地把当地回民煽动起来，呼地一下就掀起了大规模叛乱。1826年8月，张格尔攻破喀什噶尔（今喀什），参赞大臣庆祥兵败自杀，随后南疆四城全部陷落。西北边陲由此一片混乱，形势之严峻，让人恍然又回到了“大小和卓叛乱”的那个年代。
道光肩上所要承受的重量，不比当年的乾隆轻多少。
在张格尔叛乱中，裹从的“白帽回子”（即回民）超过数万，这让道光感到十分不解。因为自祖父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政府在那里实施的一直是轻徭薄赋政策，真是没向当地人收什么税，征多少役，新疆回部也“久已习为恭顺”，渐渐地服从中央政府了，怎么他们又突然会被张格尔所利用呢？
道光敏锐地感到这里面定有蹊跷，随即下令内阁首席、文华殿大学士长龄负责查访。长龄经过调查，确认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贪横不法，民愤极大，是导致张格尔乘隙作乱的间接诱因。斌静随即被革职拿问，由刑部按照“激变良民”律处以斩监候，后又交宗人府“永远圈禁”，这就是震惊朝野的“斌静案”。
道光宣布，对叛乱分子区别对待，胁从者如果能解甲归降，就予以赦免，各归各家，只对一条道走到黑的予以严惩，这就等于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张格尔。在道光组建的平叛班子中，长龄有统率之才，遂授以扬威将军。帅之外还要配将，将的人选是陕甘总督杨遇春，授以参赞大臣之职，作为长龄身边的左膀右臂。
此次征讨，道光从吉林、黑龙江、四川三省调集兵力达五万之众，为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兵力的两倍多，但他仍无必胜把握。
与大小和卓时期不同，张格尔的叛军属于中外混合部队，除当地的一部分死硬分子外，还包括相当数量的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士兵，他们骑着马，挥着刀，嗜血好杀，彪悍善战，非常难以对付。
在大军出发之前，道光特地把出征将帅召集到一起，指着地图交代自己的作战方略。
“看见这个地方没有，此地名叫阿克苏，乃南疆之要冲，你们的先头部队到达这里后，不要急于冒进，以防中计。”
留在阿克苏干什么呢？
“等！等后续部队全部到达，厚集兵力，才能做到一鼓作气。”
道光的判断是准确的。张格尔在攻克南疆四城后，也把阿克苏视为重中之重，叛军一度距离阿克苏仅40里之遥，与城池隔河相望。
杨遇春作为先锋官，已先一步到达了阿克苏。
作为一个行伍出身的老将，杨遇春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大小数百战，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天理教皆由其一手摆平。
他长于练兵，别人认为熊包的，到他帐下可能生龙活虎，而他的精锐部卒如果归其他将领指挥，倒不一定好使。
随杨遇春先期到达阿克苏的，只有五千陕甘兵，又立足未稳，当面对强敌进攻时，一般人难免会紧张到手足无措。可是杨遇春毫不慌乱，他打过的仗太多了，猝然间遭遇伏击的事也经常发生，有什么了不得的。
冲就是，准保能杀叛军个人仰马翻，叽里咕噜。
这个冲，不是让别人冲，是杨遇春自己第一个冲了出去。
行伍出身，就必须从士兵做起，每升一级都得拿军功出来说事，不是猛人，要想完成从士兵到将军的历程，那是比登天还难。
杨遇春打仗从不怕死，像这样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几乎是家常便饭。不过说来也怪，顶得最前的人，却不一定死得最早，尽管周围全是箭矢、火药，连战袍都多次被毁，杨遇春本人却始终毫发无伤，犹如被金刚附体，因此嘉庆曾赞叹他为“福将”。
老将加福将，就不止一个顶俩。在杨遇春的带头冲杀和直接指挥下，官军两面夹击，总共击毙和俘虏叛军千余人，“大河以北，已就肃清”，河北岸的叛军全给抖搂干净了。
这一击非常关键。当张格尔准备在大河以南整兵再战时，长龄已率后续部队赶到，并按照道光的部署，实行严防死守，使张格尔夺取阿克苏的企图彻底化为泡影。
得知首战告捷，道光忽然改变了他的军事计划。
奇奇正正
按照道光最新发出的密旨，长龄一边向张格尔散布假消息，宣称官兵将按原计划继续驻留阿克苏，短时间内不会立刻进剿，一面却暗暗地分出兵力，对喀什噶尔进行突袭。
这是在用兵，但更是在用心，用脑。张格尔吃了败仗，士气不振，如今正是占他便宜的时候，所以道光才会变“静”为“动”，这就是军事上常用的奇奇正正，虚虚实实。
收复喀什噶尔，柯尔坪（今柯坪）为必经之地。张格尔熟知南疆地形，他的眼力也很蛮道，你必过，他必守，柯尔坪共有三千叛军用以拒守。
显然，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没副好牙口不行。长龄和杨遇春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杨芳。
杨芳时任陕西提督，他是杨遇春一手提拔的老部下，也可以说是杨遇春帐下最出色的一员战将。
在与白莲教作战时，杨芳奉命进行侦察，发现对方一支军队正在渡河撤退。这是发起强袭的最佳时机，但是他这个骑兵侦察小队，包括他在内，一共才九个人，九匹马，而敌人却密密麻麻，足有数千之众。
回去报告吧，来不及，没准人家早就乘着船跑了。杨芳当机立断，派两名骑兵回去报信，他自己带着余下的骑兵，大喊一声，纵马直冲过去。
白莲教军队虽人多势众，但大家都急着跑路，军心不稳，这一冲便把队伍给冲乱了。当时已有五艘船只离岸，杨芳搭弓引箭，嗖的一声射了过去。这一射的后果，倒不在于能不能射中目标，而在于让对方受惊，受惊之后，船上的人你一推我一搡，本来就拥挤不堪的船只吃不住重，立马就翻掉了。
杨芳连发五箭，连翻五船。
杨遇春随后驱大军赶到，消灭了这支白莲教军队，此役被称为“军中奇捷”，杨芳也由此得到了杨遇春和朝廷的重视。
又有一次，一支官军因待遇不公而闹哗变。杨遇春督军平变，却吃了败仗，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杨芳对杨遇春说，这批官军曾是我的部属，大家处得如兄弟一般。现在他们见了我都躲着走，显然仍记着我的好，所以我愿意一个人深入虎穴，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说完，杨芳单人独骑去了对方军营。起先，他说道理：“你们别太能拽，难得打赢一仗没什么了不得，该虎还得虎，早点投诚悔过的话，还来得及。”
这些人仍然犟着脖子，做着绝不扛你忽悠的样。
见此情景，杨芳只有拿多年的兄弟情说事，而且越说越激动，说到声泪俱下。
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还是老领导，众人大为感动，也跟着流下了眼泪，一场兵变奇迹般地被予以化解。
论在朝野间的名气，其时的杨芳不如杨遇春，但他却是最有可能超越杨遇春的人，而南疆平叛给予他的，正是这样的天赐良机。
1826年10月，杨芳奉命突袭柯尔坪，只带了两千多兵卒。
他的老本行是侦察兵，因此非常注重侦察，无论行军还是扎营，周围随时都有探马负责察看敌情，即使突袭也不例外。
这一招成了他的护身符。在距离营地仅几公里的林丛中潜藏了两千多叛军，为的就是打埋伏，但他们被杨芳的侦察兵提前发现了。一场遭遇战后，伏击的叛军反而被杀得大败而逃。第二天，杨芳采取两面夹击的战法，在柯尔坪将叛军牢牢夹住。双方冷热兵器一齐上，真个是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一战，基本将柯尔坪守军予以全部歼灭。
柯尔坪的克复，为直取喀什噶尔创造了先决条件，但此时南疆逐渐进入冬季，大雪封山后，道路崎岖难行，官军被迫暂停进攻。从各地调集的大军陆续集中于阿克苏，这么一块地方，短时间内一下子集中如此多的人马，吃穿成了最大难题，粮饷非得成火车皮拉不可。
政府的后勤补给点远在陕甘，往新疆运点粮草不容易，相比较之下，乌鲁木齐的屯粮倒是很足。道光马上决定将乌鲁木齐设为新的粮台，并派钦差大臣具体督办，就近采买粮食。
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路途比内地近了一半还不止，平叛大军再不用为粮草不继而发愁，长龄等人转忧为喜。肚子是吃饱了，但天气还是不好，进攻喀什噶尔非得推到明年不可，此时就明年究竟如何打，君臣之间展开了争执。
清代皇家时不时就要举行的“木兰秋猕”式围猎，实际上是一次次向祖先致敬的军事大演习，所谓“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亦不可无”。正是在这样不间断的仿生军事训练中，道光知道了要如何“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知道了怎样才能“给馈饷，不绝粮道”， 也逐步培养出了“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信心和决心。
自从开战以来，不在第一线的道光，比在第一线的长龄还要忙。为了毕其功于一役，他为来年作战构想了一个出奇制胜的策略，即三路进兵，一正二奇，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从而给张格尔布下天罗地网。
长龄也是一个军事行家，收到道光的密折后，他毫不客气地给皇帝打了回票：“张格尔在喀什噶尔驻军不下数十万，我们加起来才五万，很多还没到达，加上又要分兵留守阿克苏，实际能够进兵喀什噶尔的只有两万两千人，这种情况下，兵分得越多越不利。”
“再说，您设计的奇兵路线，要经过长达数百里的大漠戈壁，行军非常困难，沿途的少数民族部落又被张格尔所蛊惑，我们一边走一边还要防，效果将大打折扣。”
长龄抗旨不遵，道光没有动怒。
“好了，当地情况你一定比我更了解，我不会再遥控指挥，你觉得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命中克星
春暖雪融，到了全力一击的时候。
1827年2月6日，长龄主帅亲征，率队向喀什噶尔大举进军。张格尔闻报，急忙在喀什噶尔外围的村庄筑起防线。这个身上流淌着恐怖分子血脉的军事首领，非常懂得在战争中利用地形，他事先挖坑设坎，再引水淹没，使得庄外多出了许多不知深浅的水渠，以此来限制对手的骑兵战术。
骑兵过不去，长龄就组织步兵突击。张格尔则把水渠当成屏障，用俄制的燧发枪进行隔河阻击。
在近代武器家谱中，燧发枪比鸟枪又前进了一步，其装填和发射速度明显加快，在火力上优于持鸟枪的官军。两方对峙之下，长龄还之以连环铳炮。这是清末官军在火器运用中的一种常用打法。实战时，由鸟枪兵和火炮兵一排排上，交替配合，以保持枪炮连续不断。
连环铳炮反过来压制住了单个的燧发枪。在它的密集打击下，临渠防守的叛军纷纷中弹倒毙，尸体重重叠叠地倒压于水渠之中。就在双方处于胶着之时，长龄派出的骑兵部队从左右两翼发起包抄，叛军阵营大乱，再也支撑不住。
官军乘胜追击，1827年2月29日，他们进至喀什噶尔城下。
张格尔图穷匕见，倾巢出动，十余万人临河列阵，黑压压竟长达二十余里。
面对着数倍之敌，只能智取，不宜强攻。长龄挑选敢死队，准备实施袭扰战术，以疲惫敌军，但是当晚敢死队出发后，忽然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意外状况。
平地刮起大风，一时间飞沙走石，别说人，连前面的道路都看不清楚。
看上去这不是好兆头。敌众我寡，假使张格尔借着这阵大风发起反击，官军未必抵挡得住，长龄和杨遇春商量，要不要退营十余里，待风停后再攻。
杨遇春说，为什么要退。
“这不正是老天助我一臂之力吗，大风一起，张格尔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兵，又怕我们借机渡河，心虚着呢。”
“作为一支客军，打持久战不利，最好的生存方式就是速战速决，所以我认为，不是退，而是要进，不是用敢死队，而是要大部队！”
到底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有见的，长龄点头赞许。
当下他就派出千余名骑兵，打马直奔护城河的下游，虚张声势，做出要从那里渡河的假象，以牵制叛军主力，而杨遇春则亲率主力以夜色为掩护，凭借闪电般的速度从上游实施抢渡。
一过河，长龄再次发挥连环铳炮的威力，炮声夹着风沙，给张格尔上演了一部声光俱佳的立体大片。叛军有性能较好的燧发枪，唯独缺乏杀伤力大的火炮，不仅城下连营被冲得稀里哗啦，城池也很快就守不住了。
占领喀什噶尔后，官军已取得明显优势，长龄不再害怕分兵会削弱战斗力，除他自己坐镇喀什噶尔外，杨遇春和杨芳分别出兵，将南疆四城全部予以收复。
仗是打赢了，但道光并不高兴，原因是张格尔跑了。
下谕旨再三缉拿，仍然到处都没有张格尔的踪迹，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道光真的生气了。
自古擒贼擒王，张格尔乃此次南疆之乱的祸首，天生的捣乱分子，三番五次地来兴风作浪，这个人不除掉，南疆还是得不到真正的安宁。
“我以前为什么一再强调要出奇兵，不是为了好玩，为的就是要在正兵从正面出击的同时，以奇兵截断张格尔的归路，如果当时那么做，张格尔还能溜得掉吗？”
长龄无言以对，交不出人来，即使挨骂也得受着。
张格尔到哪里去了呢？
都以为他又逃去了浩罕，没曾想这厮跟浩罕国王也闹掰了，人家拒绝收留，只好暂时钻进了游牧部落的帐篷里。
如果张格尔就这么做了牧民，看看蓝天，放放牛羊什么，倒也就天下太平了，毕竟南疆这么大的地方，长龄也就那么点兵，不可能进行地毯式搜索，更不可能长期驻扎。
可是当不了良民的终究还是当不了良民。道光也深知张格尔的赋性，他故意派人四处散布官军已然全部班师的假情报。
在“瞒天过海”的同时，道光还使用了“反间计”。南疆不止一种教派，有对张格尔死心塌地的，自然也有跟他不一条道的，道光通过积极善后，竭力取得这些教派的支持，并告诉他们：以后你们只要看到张格尔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家伙，千万别客气，记着一棒砸过去就是。
张格尔对道光设下的局深信不疑，而且他的脸一向够大，被扁多少趟也不觉得臊得慌。当年年底，这老兄就按捺不住寂寞，凑了一支五百人的骑兵冒了出来。
出来后，确实没看见官军的大部队——杨遇春真的撤回了内地，但却撞见了维吾尔人。
这些维吾尔人就属于跟张格尔不对付的，一瞧，哎呀，这小条，就知道你还要出来得瑟。
受死吧！
见维吾尔老百姓密密麻麻，不是热烈欢迎，而是捕捉猎物的神情，张格尔打马就走。
事实上，在道光的“瞒天过海”之计中，杨遇春走人是“正”，还有一个“奇”始终在南疆蹲守。
此人称得上张格尔真正的命中克星，他就是杨芳。
在得到张格尔终于再次出现的报告后，杨芳发力猛追，在消灭张格尔所率骑兵后，将其本人一举擒获。
1828年1月，道光在紫禁城内获知了这一特大喜讯，当即亲笔题写了两个大字：绥边。
平定张格尔之乱的功臣被绘像于北京紫光阁，其中长龄、杨芳、杨遇春居于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