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销烟尽管销得解气，但它却使中英关系从此走向恶化。
在十九世纪早期，鸦片并不是世界公认的毒品。当时认为有四种东西，会使人乱性，依次是酒、茶、鸦片、香烟，鸦片只能排在第三，仅仅盖过一个香烟。
你要说有毒，英国人会说茶才有毒。他们还做过试验，找来两头猪，一头喝茶，一头不喝茶，结果一个劲喝茶的那位八戒兄后来就呜呼了（谁也没想过它是不是水喝得太多胀死的），茶叶因此曾被像海洛因一样，在英国上层社会遭到严禁。直到后来，茶叶普及了，你喝我喝大家喝，也没见有什么事，这才开禁。
在英国人的眼中，鸦片并非毒品，只能算是普通商品。
当时当地，要说他们理亏，实际亏在鸦片属于走私贸易，而走私即使在英国这样的“文明国家”也不合法，所以英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对此也是羞羞答答，曾经对商人们强调，你们要贩鸦片是你们的事，赚了钱自然归你们，要是被中国海关没收了，对不起，也别来哭着找我们。
可是虎门销烟之后就不一样了，原因是那批被销的鸦片已经算是英国政府所有了。
谈生意的办法
当初商馆被围时，义律是像个英雄一样现身广州的。负责围困的官军不让他进去，这洋鬼子还精神头十足地拔出一把剑，做出一副要跟人决斗的架势，结果硬是挤进了商馆。
倒不是说义律的剑术有多厉害，大家纯粹是不想惹他，毕竟也是洋人的大头目，捅咕谁也不能捅咕他呀。
直到进去以后，义律才脑瓜子嗡嗡作响，发现英雄实在不是谁拿柄剑就能冒充的，里面的日子真的苦啊。
在雇佣的中国仆人撤走后，商馆里三百多号洋人，包括义律在内，只好自己做饭洗衣服，由于水源被切断，到后来他们甚至只能用洗澡水来烧饭。
义律的英雄梦被削得粉碎，他撑不住了，转而劝告那些商人：“脚再大也不能踩两只船，再不把鸦片交出去的话，咱们都得饿死渴死在这里。”
鸦片贩子们靠走私谋取暴利，虽然明知道政府除派义律前来交涉外，短期内不可能还有其他援救渠道，但他们牢记在心的仍是一个“利”字。
“我们收购鸦片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呀，又不是给海关没收，这么白白交出去，岂不是要把老底都给赔光了？”
义律真的后悔跑广州来了。对着这些要钱不要命的家伙，他也只好用谈生意的办法来解决矛盾。
“这样吧，你们把鸦片全部交给我，就算是交给了英国政府，然后我再上缴给中国人。”
有了这句话，洋商们乐开了怀。在商馆这么多天，大家全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巴不得早点解脱，担忧的仅仅是一个血本无归的问题。现在义律既然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担保，那还怕什么？
交，全交，有人甚至把尚在路上或储存在福建沿海的鸦片也交了上去——眼看禁烟风头如此之紧，都是早一刀晚一刀的事，还不如早点放进政府这个保险箱呢。
义律上缴鸦片纯属无奈，他没料到林则徐会眉头都不皱一下，就将那两万多箱鸦片毁个精光。
义律可以在洋商面前装聋作哑，含含糊糊，洋商们可不干了，他们抱定政府这条大腿不放，非得把损失捞回来不行。
西方国家好坏都在民主两个字上，政府得听从舆论。于是这些洋商就托人回国游说，至于活动经费，则采取搞摊派的法子，每缴一箱鸦片，就摊派一元，两万箱鸦片，一共集资了两万。
所委托的人当然都是有力道有背景的，他回国一讲，果然就把当地舆论给炒了起来。中英这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度，原本就互不了解，最易生出敌意，只要有煽动力的微博一出现，顶的人就海了去。
商人们的遭遇被无限扩大：他们如何在商馆里“无故”失去自由，失去饮食，“野蛮”的中国人还常常威胁要结束他们的生命。
偶尔也提到走私这桩事，立刻有人反驳：“走私，那也是没办法，我们是想跟他们正常贸易的，可他们又不允许，合着你能贩我茶叶，我就不能卖你鸦片？”
另有人煞有介事地进行考证，说中国人禁烟，假的。不过是那些贪官污吏的阴谋诡计罢了，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把我国的鸦片商赶走，然后好自己种鸦片做独门生意，用心何其毒也。
英国政府这下再也脱不了干系，伦敦的空气由此对中国十分不利。
但是其实林则徐并没有那么蛮不讲理。在收缴并销毁鸦片的同时，据说他还以一箱茶叶换一箱鸦片的方式，给了英国人补偿。问题是中国的陋规实在防不胜防，经办的官吏以次充好，在茶叶里面掺了很多砂石。
彼时的茶叶贸易已不比从前，英国也在印度大量种植茶叶，英国人喝的茶大部分是印度茶，中国茶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印度茶叶的价格也很低，你质量再不行的话，根本就卖不出去，所以英商最后又只好自己花钱将茶叶寄回中国。他们不仅没能捞回本，还又搭进去不菲的运费，不用说，火比原先还大，叫得也更凶。
在一些近代史家的笔下，虎门销烟无疑操之过急，而这是由林则徐性格所造成的。有人举例说，林则徐早在担任江苏巡抚时，就曾手书匾额，谓“制一怒字”，并挂在堂上用以警醒自己。
林则徐有些偏于急躁可能不假，但关键的原因显然并不在这里。
对销烟引起的后果，林则徐就算估到最大，他也会不以为然。翻翻史书，什么时候万邦来贺的中央大国怕过“夷”？
在平定张格尔之乱之后，也曾冒出个想来捣乱的“夷”，那就是浩罕。浩罕王同样是因为贸易，策动了边境争端，结果被道光三下五除二地予以摆平。
都是“夷”，浩罕尚且知道方位，英国平时都不知道蹲哪个旮旯。跟这样的“夷”打交道，你还要畏首畏尾，瞻前顾后，除非私下收了好处，否则非得被别人笑话不可。
说这是无知者无畏也并不过分。半个多世纪后，梁启超游历美国，参观了美国独立战争时凿沉茶船的遗址，这时候他想到了故乡发生过的虎门销烟。
两者是可以类比的，都是一种力量抗拒另外一种力量，但它们又是不可比的，因为作为反抗力量，林则徐和他身后的国度对于世界的认识实在是少得可怜。
梁启超感慨系之，赋诗云：犹忆故乡百年恨，乌烟浮满白鹅潭。
三个世纪的距离
可以说，那时的中英两国谁都不怕谁。英国是明知自己力气大，中国是不知道自己力气小，哪怕是已经把天给捅了个窟窿，那嘴还张得老大，乐呵着呢。
虎门销烟之后，洋商对广州产生了畏惧心理，外国商船经常停泊的地方也换成了香港九龙的尖沙咀一带。
1839年6月20日，水手们到岸上的尖沙咀村去游玩。就像遭查禁的鸦片贩子里，既有英国人，也有美国人一样，这帮水手里面，同样是英美混杂。美国水手喝了酒，跟村民吵起架来，水手人少，看看打架也不一定能占便宜，就溜掉了。
溜也没溜远，他们钻进了村里供奉神像的小庙。这帮家伙打不过人，就拿神撒气，把庙里的一座神龛给捣毁了。这还不算，临走时又顺手牵羊，偷走了神像头上的装饰金叶。
村民们发现后非常生气，拔脚就追。没追上美国水手，却碰到了一大群英国水手，而且这些水手也喝得差不多了。
谁也搞不清楚美国人和英国人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蓝眼睛高鼻梁的洋鬼子，又全是一个个酒气熏天，村民便将英国水手错认成美国水手，双方发生了一场拳脚加棍棒兼石块的大冲突。
在冲突中，有个叫林维喜的村民倒了下去，最后不治身亡，这就是“林维喜案”。
听说出了命案，义律急急忙忙地赶到现场进行处理，他对水手们打赢群架可没有一点高兴劲。
真够闹心啊，销烟还没处理，又出这事，就不让你心里有宽绰的时候。
义律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用钱来堵住嘴。他拿出一笔钱，除了赔偿村民和打点底层官吏外，还企图和死者家属“私了”。
中国人的人命本不值钱，村民们也并不难打发，林维喜的儿子写了张字据，证明他父亲纯属死于意外，与洋人无关。
拿到字据后，义律如获至宝，他为此一本正经地贴出悬赏，宣称谁能提供证据指证凶手，将重重有赏。
似乎一切都已漂白，天衣无缝的样子，但林则徐那么精细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被轻易骗过，他下令当地知县重新查办。
一查下来，原来是英国水手干的。交人吧，至少交一个。
蒜你狠，义律同意继续给死者赔钱，但他拒绝将凶手交出，理由就是英国人要由英国人自己来审判，这叫领事裁判权。
义律以为，林则徐什么都不懂，抛些新名词出来，跟玩似的，不料对方竟回以“国际公法”。
林则徐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诚非浪得虚名。到广州后，由于经常要跟洋人打交道，他也意识到不能老是鸡同鸭讲，必须了解一些国外的法律知识。
“林维喜案”一发生，他就让身边担任翻译的幕僚，再加上一位美国传教士，用合译的办法将《万国公法》的相关部分翻译了出来。
搞清楚了，英国在中国并不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的法律只在自己的国家才生效，现在别说区区一英国水手，就是英国女王来了，也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义律很是狼狈，但又不甘心。他知道按照大清律法，以一命抵一命，交出去的水手难逃一死。
还是我自己来吧。1839年8月12日，义律在英船上开庭，对五个打人的凶手分别处以罚金和监禁，并送回英国监狱服刑，之后他才通知中国官方。
林则徐大怒。三天后，他下令中止中英贸易，同时派兵进入澳门，将在澳的英国人也驱逐出境。不走的话，就仿照围困商馆之例，停水停食，撤出所有中国佣人和买办，困死你。
这个办法最为有效，英国人乖乖地撤出澳门，全挤船上去了。
船上的日子很不好过，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义律也没了退路，何况他手里还拿着一张可以证明其“无辜”的字据哩。
1839年9月5日，他派人与林则徐进行谈判。可是双方的要价根本就拢不到一块去，没说上几句，中英就在九龙打了起来，史书称之为“九龙之战”。
作为鸦片战争的前奏，这次战役小到不能再小，但却成为两国海上军事力量的首次碰撞和测试。广东水师尚不能称之为海军，所有舰船几乎就是武装了的民船，不仅吨位小，而且船上也没什么炮，相反，英国海军船坚炮利，早在十七世纪中期就跃升为世界第一海上强国，曾经的海上霸主西班牙、法国无一不是其手下败将。
在这样的对垒中，广东水师即使以多打少，也占不到任何上风，观察家甚至称之为“16世纪与19世纪的冲突”，双方军事力量的差距，有三个世纪那么远。
仗打得异常难看，但是林则徐接到的战报却是一片飘红，这也导致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给出了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的描述。
道光看到报告，更是兴奋得不能自己。他头脑中浮现的，分明就是在南疆擒住张格尔或成功击退浩罕时的情景，亢奋啊。
说八百回了，让这些“英夷”小心点，不听，脑袋瓜豆子似的，非要往我枪口上撞，这回尝到苦头了吧。
给林则徐的批示是：既然打都打了，就不要跟他们客气。我不担心你们冲动，就怕你们胆小（“不患卿等孟浪，但戒卿等畏葸”）。
皇帝把话说到这份上，林则徐就算是想“客气”一些也不行了。中英双方至此枪来炮往，冲突不断。1839年11月3日，更发生了“穿鼻之战”。
“穿鼻之战”跟“九龙之战”并没什么两样，损失的都是广东水师的人船，然而最后放到林则徐和道光案上的仍是捷报。
林则徐是以讲求实学，倡办实政闻名的大吏，做事又十分细致，虚假战报或许可以骗他一次，但绝对骗不了第二次，对前线真实战况不可能一点数没有，只是事情既然开了那么好一个头，不是说改变口吻就能马上改变的，这就叫骑虎难下。
他决定采取分化战术，一方面宣布停止中英贸易，另一方面对答应“改悔”并写下保证书的英商区别对待，准许他们在广州经商，所谓“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
可是皇帝批评了他，主要还是批评他“畏葸”：什么区别对待，不用他们交保证书，统统的，全部的，都赶走！
到这个时候，道光已经完全不把英国放在眼里了。
真的是“边夷”，瞧这软蛋样，分明与张格尔和浩罕还差着一大截子哩。
道光给出的方案是一刀斩断。
“我知道会因此损失一点海关税收，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区区税银，何足计论。倒是英国人惨了，他们卖不成鸦片，买不进茶叶，岂不是死路一条？”
接到谕旨，林则徐只好改“畏葸”为“孟浪”。
1840年1月5日，他宣布正式封港，完全断绝中英贸易。这下子，真把英国人给惹急了。
好萌的爵爷
英国的民主程序很繁琐，可是反应并不慢。
早在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就作出决定，为恢复贸易，将派遣完整的海军舰队前去中国海，“林维喜案”由此成为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
这尚是威慑性的，等到中方封港，内阁议案便被提交国会，进行激烈辩论。维多利亚女王及外相均站在了对华用兵一方。
1840年4月，国会进行正式投票，在女王的影响下，最终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军事行动，但不称为战争，只认定为报复，即对中国拒绝向世界打开贸易大门的报复。
支持者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
1840年6月28日，英军总司令懿律下令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了。
直到“穿鼻之战”，与广东水师作战的都只是少数英国军舰，林则徐就此认为，这“一小撮”军舰远道而来，兵饷补养都要依赖于商船，我现在封了港，断了贸易，只需再守上几天，到时你必然攻又攻不动，吃又吃不饱，除了打道回府，再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让林则徐料想不到的是，他即将面对的不是义律的“一小撮”，而是懿律的一大批，整整40多艘军舰呢，对方也并不需要商船提供补给，随船而来的粮草已经足够。
就在广东局势陷入无比紧张之时，又一个意外出现了：懿律没有进攻广州，除了留下几艘船继续进行封锁外，主力随其北上，到浙江定海去了。
当时及后来的很多评论，都想当然地作出判断，以为是林则徐防住了懿律，让他无机可乘，又不能干坐着，就去钻别的缝了。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早在出兵之前，英国内阁给懿律下达的指令就是占领定海，因为觉得定海处于广州与北京的中段，不仅能直接给予中国皇帝以震撼，还能作为继续北上的根据地。
尽管林则徐之前曾通知包括江浙在内的沿海各省，要他们防备英军进攻，但江浙官员承平日久，没人相信火会烧到自家门口。当英国舰队抵达定海时，当地政府还以为来者是被风吹迷了路的商船，其战备状况，可想而知。
1840年7月6日，懿律对定海发起进攻。战斗毫无悬念，几个小时之内，定海即告失陷。
道光获知这一消息后既吃惊又纳闷，不明白那么软蛋的英国人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坚挺。左思右想，得出结论，恐怕还是浙江官员太熊包了。这些人平时养尊处优，像个木偶人一样，也不做好准备，临到打仗就张皇失措，当然只有挨人揍的份，革职，全部革职。
暂时的受挫，并没有能动摇道光的自信心和优越感。
这帮小丑，不过凭借着他们船快，小小得逞了一下，等我的军队开过去，他们还不是该咋的就咋的。
与道光不同，远在广州的林则徐则表现得忧心忡忡。英军攻的是浙江，起源却是广东，说明他事情没有办好，革职的人里面虽然暂时没有他，并不代表他就没有责任。
在林则徐递上的奏折中，他向道光“自请治罪”，并要求把他派往浙江前线，以便戴罪立功。
道光的回复只有三个字：知道了。
君臣间极其微妙的情感变化，尽在“知道了”三个字中。过去道光曾把林则徐列为最宠信的大臣，他百分之一百地相信这位能吏可以把广东那边的事摆平，就在定海被陷之前，还下旨要将林则徐调为两江总督，以接替病逝的陶澍。
直到浙江送来报告，道光才知道，事情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林某还是那个天下第一能吏吗？得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信任度一旦有了折扣，态度就完全两样。林则徐在奏折中发出警告，指出英军极有可能再北上天津，提醒皇帝做好防范，但道光不以为然地笑了。
定海被偷袭一把也就算了，天津是什么所在，那是国都卫城，还能让“夷船”占到便宜？
道光的轻蔑尚未从嘴角消失，对方就来了。
1840年8月6日，英国舰队到达大沽口外。
你可以瞧不起“夷船”，但人家的船快却是个硬道理，现在别说收复定海，连防守天津都成了问题——根据直隶总督琦善的报告，天津方面根本还没来得及做好防守准备。
琦善并没说假话，因为他也是个有名的能吏。
如果要给周星驰版《武状元苏乞儿》中的“苏乞儿”找个原型的话，琦善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他属于含着金钥匙出世的清朝贵族子弟，一生下来连根手指头都不用动，就已经是一等侯爵了。
别人拼着命读书，是为了考取功名，我们的爵爷不用那么累，托老祖宗的洪福，他天生就拥有朝廷赏赐的荫生资格。
这个荫生乍一看字面，还以为是“萌生”，而做“萌生”根本不用读书，只要假模假式地考一次试，过一下场，就能做官了，果真是好萌。
琦善得到的官职是刑部员外郎，成了副司局干部，这一年他才十六岁，在大人的世界，还是个娃娃。
年纪小，又没怎么读过书，毫无疑问是纨绔子弟和不学无术者的代名词。同一个部门里面，好多汉族官员从寒窗苦读开始，胡子熬到了白，都还没能爬到这个位置，你要想让别人心理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老资格的前辈有时就不免借用工作之机，对其暗中奚落几句：“这乳臭未干的小娃娃，除了身上那件大人给披的马甲，什么本事都没有，估计官也做不长。”
你还别说，爵爷的自尊心很强，听到议论后气得不行，要面子要脸，非得做出点名堂让你们瞧瞧不可。
他花了三百两银子，用重金从部里请来一个退休老吏，拜其为师，专门学习做官的技巧和本事。两年期满，“尽其技”，把能学到的都学到了。
出师后的琦善果然不同凡响，从员外郎升巡抚，又从巡抚升总督，尤其是直隶总督一职，在清代督抚中最为显赫，乃疆臣之首，连两江总督都要排在后面，至此前辈们的预言彻底破产。
尽管这样，琦善经常告诉别人的身份，仍是“本大臣爵阁部堂”——请叫我爵爷！
爵爷之所以能飞黄腾达，一方面是由于他善于“阴探上旨”，像韦小宝那样，知道怎么对上司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另一方面也与其敢于任事有很大关联。
与陶澍、林则徐之类的知识型能吏不同，爵爷走的是古灵精怪路线，所谓诡道怪行，脑子里可以哗啦哗啦，冒出各种各样新奇的点子，而且常常能歪打正着，把事情给办妥。别的不说，当初漕粮海运的成功，实际就少不了琦善的一份功劳，他从始至终都参与了海运的谋划和运作，连陶澍本人也请教过这位“点子大王”哩。
史书上因此称琦善“明干有为，政声卓然”，是一个精明强干且有不错政绩的官员，乃至于“宣宗至赏之”，道光皇帝特别赏识他。
在道光时代，尽管“模棱官员”到处都是，但道光看人的眼光并不差。除曹振镛这些需要摆在桌面上给人看的元老外，他真正欣赏和重用的人极少是平庸之辈。
道光知道琦善在天津防务这些大事上不会，也不敢胡说八道，所以心里立刻虚了起来。他不是一个没有军事经验的皇帝，当然清楚在敌方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防务空虚意味着什么。
摊大事了
事到如今，不改变态度都不行了。道光告诉琦善，只要“夷船”不先开枪开炮，我们也不要急着动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双方接触一下再说。
这可以算作是道光的缓兵之计。因为在此之前，别说皇帝，就连浙江巡抚对英国人都爱理不理。
琦善奉旨前往大沽口，表面是去拿懿律递交的公文，暗地里也有刺探“英夷”舰队虚实的目的。
不看还好，看了心怦怦直跳。
英国那“夷船”一看就知道是高吨位的大家伙，其船舱分三层，每层都有百余炮位，军舰首尾还各有一门重炮。在速度上，“夷船”更是了得，按照琦善的形容，它们不管顺水逆水，都能飞奔来去。
琦善的报告，就像在给道光放一部文字版的资料片，一直困扰他的一些疑惑顿解。
原来英国人的船速和机动能力根本就不是他所能估测的，即便他可以在平定张格尔之役中做到几乎一步不乱。
原来英国人“船坚炮利”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难怪守备本来就差劲的定海会在几小时之内就让人给解决掉。
早先林则徐曾从广州发来捷报，言称海上作战“七战七捷”，如今道光可算知道其中有多少猫腻了。
还“七捷”，要做到“一捷”都不容易。
天津之战显见得是打不了，再看琦善拿来的英方公文。这实际上是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发来的一份通牒，但你要真这么说，皇上面子往哪里搁，所以爵爷的解释是，它是“英夷”的申冤书，洋人像窦娥那样受了冤屈，连三伏天都下起了大雪，所以才不远万里上访，让您这个“大皇帝”来给他们洗冤昭雪。
洋人提出的条件也并不高，就两样，一是要“雪冤”，也就是处理查禁和没收他们鸦片的林则徐，二是要“乞恩”，请求您能够恢复广州贸易，给他们这些可怜的洋人一点活路。
话得分怎么说，这么一说，道光心里就顺溜多了。
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效果，道光本来就已相当不满。说的也是，让你查查鸦片，怎么最后弄到大动干戈，让人杀到皇城门口来了？
当然最惨的还是，由于来不及准备，一时间似乎还打它不过。这不光是谁赢谁输的问题，还关系到“天朝上国”的体面。
就在道光辗转反侧，考虑要不要扮演“清正廉明”的大老爷，给“窦娥们”一个公道，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的时候，不识相的林则徐又发来密折，上面讨论的仍然是如何跟英国人干到底的事。
道光再也忍不住了，冷淡和不睬也终于变成了无法遏制的冲冠一怒。
“我这连耍猴都快用上了，就怕再打起来，你在那还要说空话，瞎呛呛，嫌我还不够闹心是不是？”
林则徐是个宁折不弯的人，决不会因为外来压力而轻易改变自己的主张。接到道光怒气冲冲的批复，他立即意识到，皇帝在和战策略上正动摇不定，所以紧接着发来第二道奏折。
在这道奏折中，林则徐再次重申，禁烟是没有错的，“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就算尧舜那样的圣人穿越到我们大清国，也会力主严禁。
“英国人船坚炮利不过是用来吓唬我们的，只要我们拿出银子来打造船炮，制服他们绰绰有余。如果不早点动手，只怕祸患将无穷无尽。”
可是这份“主剿”的奏折在道光那里激起的，只是更多更大的愤怒。
“我要不要动手，早点还是晚点动手，还用你来教吗？你说英国人在吓唬我，我看，是你学英国人来吓唬我才对吧。”
道光提起笔，刷刷地给了个上联：无理，下联：可恶，最后是横批：一片胡言。
林则徐在道光心目中的位置至此一落千丈，曾经“才略冠时”的光环也黯然失色。
1840年9月28日，道光下旨将林则徐予以革职，罪状为：“受人欺蒙，措置失当”。虽然是朝廷内部的处罚，其实也是做给洋人看的，告诉他们，皇上替你们“雪冤”了。
换下林则徐，道光要起用一个更好的能吏，那就是琦善。
见皇帝如此看重自己，爵爷也来个精神，胸脯一拍，看我的，凭咱这片嘴，就够洋人们喝一壶的了。
他首先派人给懿律送去好吃好喝的，什么牛啊羊啊，鸡啊鸭啊，为的就是套近乎。近乎套够了，才跟对方商量：“眼看北方天凉了，要不我们到广州去谈吧。”
英国人没觉得这个提议有什么不合理，当即就同意了，于是海军舰队原路撤回广州。
能够靠嘴上功夫就把巨无霸式的强敌给哄回去，道光认为琦善太有才了：“你的片言片纸简直可胜十万之师啊！”——在古代，那是只有诸葛亮这样的神人才可以做到的。
1840年11月29日，琦善作为最新版的钦差大臣到达广州，取代林则徐。
曾几何时，琦善是和林则徐站一排的，都是坚决的禁烟派。在道光宣布第三次禁烟后，他所查获的鸦片数量居于全国第二，比林则徐还厉害许多倍。
不过这里必须说明一点的是，琦善禁烟禁得狠，并不表示他跟鸦片有多过不去，那纯粹属于官场技能，就是特能猜皇帝的心思，而且猜得既准又快。在各方大吏还大多摸不清风向的时候，他便知道道光要对鸦片动真格的，所以大事小情无不使着劲上。
等到道光把态度摆明，封疆大吏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禁烟派，上来的奏折清一色要痛打落水狗，可这时候你已经迟了，因为人爵爷早就凭着禁烟的政绩排第二了。
现在重新站队，林则徐因“主剿”，下课，琦善改了“主抚”，上岗，不能不说，随风而变有时也是官场生存的一大法则。
1840年12月4日，琦善正式接任两广总督一职，中英谈判也在同一天启动，由于懿律己患病回国，英方担任谈判的代表是那个义律。
总督大人跟帝国所有督抚一样，不通洋文，英国人递上来的文件怎么看都像是一堆道士画的符咒。不过等到有人把它们翻译出来时，琦善的脑袋开始嗡嗡作响，摊大事了，那真是能要人命的符咒啊！
出京时，道光和琦善所定的谈判底线是“雪冤”和“乞恩”，更具体一点，就是惩办林则徐和恢复通商。孰料义律对办不办林则徐毫无兴趣，他要做的是生意：除了通商外，还提出了割地赔款。
这可把琦善给难坏了，他做不了主，只能含含糊糊地向上汇报。
琦善犹豫，谈判中止，义律马上拿出杀手锏，下令英军向广州发动进攻。
讨价还价
作为广州的门户，虎门即将经受考验。
经过前面几次的较量，即便林则徐可以将错就错，不揭开真相，呈送假战报的广东水师也已有了自知之明，那就是自个的舰船没一艘可心的，平时搞搞海岸巡逻，追追走私船，打打海盗，或许还能凑合，要在海上跟人家正规海军作战，等同于白给。
在此前提下，连林则徐也不得不承认，与英军“交锋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不过他转而想到，既然海上打不过这些洋鬼子，那么不如“诱擒于陆地”，把他们诱到陆地上来斗。
在被革职之前，林则徐采取的是一种“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古老战术，他特意对虎门炮台进行了检查和加固，力图以陆上炮台的优势来克服海上力量不足的弱势。
按照林则徐的预计，英军只要敢登陆，有一个削一个，准保让他们鸡飞蛋打，连根毛都捞不着。
1841年1月，英军向虎门的第一道防线沙角炮台发起进攻。
中国炮台所使用火炮，大多是明朝时的火绳炮，好一点的是经火绳炮改良的所谓“红夷大炮”，都是两三个世纪前的古物了。这些东西看上去体量不小，其实笨而无用，既瞄不准又打不远。在双方火炮对射时，根本就是你打他不着，他打你却一打一个准。
英军一直在现代战争中厮混，其战术也与中国军队拉开了长长的距离。登陆后，他们才不会傻乎乎地往你火网里钻呢，而是直接就从炮台侧背摸了上去。
虎门炮台都有一个致命缺陷，即防前不妨后，侧背全空在那里，似乎就等着让人家钻。
没人想到英军会出现在那个地方，包括林则徐在内。大家都以为，洋人之所以不会下跪，是因为膝盖不能打弯。这些只能直着走路的英国鬼子，怎么可能想象他们如猿猴一样攀爬炮台呢？
可是英国人就那么爬了上去，而且极其麻利。
有人说，沙角之战时，琦善拒绝向虎门增派援兵，是战败的主要原因。其实当时琦善已向虎门调派了足额的兵力，交战时，中国兵勇超过一万人，每座炮台都给塞得满满的，后来者连插都插不进去。
沙角之战，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队死伤达到七百多人，副将陈连升战死，英军方面仅有不到四十人挂彩，死亡一个也没有。
这一战让琦善大为惊骇。
据清末笔记记载，琦善并不是完全不懂兵法之人，胆子也不小。在他后来被起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完全称得上是一个督师有方的大帅。据说当太平军优势兵力逼近时，“众咸栗栗”，旁边的人都在发抖，而他则指挥若定，毫无慌乱之色，结果那一仗还打赢了。
太平军与清军，虽然也差着级别，但双方还够得着，看得见。英军与清军之间，只一个悬殊了得，琦善踮着脚，仰着头都看不到，不惊才怪。
既然还是打不过，那只有先谈一谈了。
林则徐在虎门销掉的那些鸦片，如今算是英国政府的财产了，这些得赔，义律的开价是两千万两白银。
好个爵爷，当年请家庭教师的那三百两巨额学费真不是白花的，这么多的宦场生涯也没有白混，两千万，愣是让他给压到了六百万。
谈判犹如做生意，起价高，还价狠，乃正常现象，可是足足三倍的差距，生意又好像不是这么做的，只能说，跟油头滑脑的爵爷在一起，英国绅士还是有些吃不消。
在谈判时，爵爷给自己设计的角色定位，一会像是义律和道光之间的劝架人，一会又像是义律的中国朋友，还是很知心很诚恳的那种，反正就是不像一个正式的谈判代表。
琦善说，我赔这些钱给你，不知道要给皇上讲多少好话，没准皇上一不高兴，还会重罪治我哩，而且我告诉你，其实皇帝也拿不出这笔巨款，得靠我自己想法子另外筹措。
“现在你开高价勒索我不要紧，辜负我一片苦心也没事，就怕我被弄走后，整个天朝上国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事事替你们着想的好人了，所以你一定要好好考虑其中的得失轻重才行。”
义律长年累月跟中国官吏打交道，哪个不是高高在上，又哪个不是妄自尊大，如琦善这般低调，而且口口声声替他着想的大吏真不多见。
那六百万就六百万吧。
对于爵爷来说，菜市场买菜的事情好搞，最让他为难的是割地。
义律坚持，葡萄牙有澳门，英国得取香港。给不给？不给的话，定海和沙角你们也别想要回去了，而且我们还会继续进攻，拿更多的地，都不用你给。
彼时的香港，不过跟澳门一样，是一个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的“不毛之地”，定海和沙角要比它重要得多。假使一定要拿个地方出来，琦善无疑只会选香港。
可是再偏僻，如果皇帝不点头，琦善也不敢说割就割，毕竟这不是他家的私产。于是爵爷耍了个滑头，他将“割让”改成了“寄居一隅”，英国人择块角落住住可以，但无产权，而且税还得交给中国政府。
这就是“穿鼻草约”，属于谈判草案，不是正式文本。在未得到道光同意之前，琦善一直改来改去，而且以种种借口拖着不肯签字或盖印，其中仅笔墨官司就打了一个多月，双方来来往往的照会发了有十五通之多。
义律也不是一直都有这种耐心，可他一旦喊打喊杀，爵爷马上就会说，我这就写报告，“代为恳奏”，好好地劝一劝皇上，你不要着急。
等到义律真急了，爵爷索性装病躺倒在床：“我病了，而且病情很重，不过你放心，只要一息尚存，我爬也要爬过来给你签字。”
让琦善这么一说，义律不心软都不可能。事实上，“穿鼻草约”即便真的实现，距离英国政府的心理价位也还差着老大一截，这位全权代表之所以会弃政府指令于不顾，很大程度上倒真的是因为爵爷的表演太成功太感人了。
可是有一个人看不懂，不仅不懂，还为此大发雷霆，这个人是道光。他同时收到了两份奏折，一份是关于沙角战败的报告，另一份则是琦善的密折。
作为一个主持过重大军事行动的皇帝，道光并不缺乏对战场的基本判断力。他相信，如果中英海战的话，己方可能确实不是英方的对手，但陆战则未必，过去平定张格尔和阻击浩罕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化了这种印象及自信。
海战不行，陆战行，在这一点上，他与林则徐算是想到一起去了。可是如何解释沙角之败呢，道光认为，这与琦善有关。
琦善在密折中描述了英军陆军力量的凶猛，强调了自己倾向于和谈了局的不得已，这在道光看来，纯属被英国人吓破了胆，有你这样的主帅，难怪打不了胜仗。
至于琦善提到的一些谈判细节，英方的要价，中方的还价，则更让道光来火。
在道光看来，除了“雪冤”和“乞恩”，其他都是非分要求，捡出其中的任何一项，大清立国以来都从无先例，而答应其中的任何一项，今后见到列祖列宗也注定得给脸子看。
就这，你还跟他们谈，以至于“代逆恳求”，究竟安的什么心？
道光给琦善下了结论：“林则徐是学着英国人来吓唬我，你琦善是助纣为虐，帮着英国人来诓骗我，十足的丧心病狂加丧尽天良！”
感情色彩如此浓厚，敢情这皇帝捧人跟毁人都一样厉害。
道光指示琦善，立即跟英方摊牌，关闭谈判的大门，通商也不给了，而且“朕志已定，绝无游移”，我下了最大决心，决不会再动摇。
他要改“主抚”为“主剿”，在陆地上与对手好好地较量一番。
三重门
道光的这道“关门谕旨”以六百里加急的方式发出，半个月后，它到了琦善的手中。
皇帝的脸扳到如此可怕的程度，琦善就算远在广州，也能体会到那种不寒而栗兼如临深渊的感觉。
但他并未照皇帝说的办，不仅没有关闭谈判大门，反而更进一步，改变了先前由专使从中间说项的做法，亲自前往虎门，与义律直接会谈。
这已经属于抗旨不遵了，琦善当然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可他不能不这么做，因为他的部下、负责军事防务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也有这一需求。
关天培是武秀才出身的将领，胆略过人。当初在办理漕粮海运时，因风险太大，一开始没人敢督运护送，琦善和陶澍为此都十分头疼，“颇难其选”，关天培以区区参将身份毛遂自荐，“力请身任”，主动要求担任押粮官。当他护送船队到达天津时，百万漕粮完好无缺，由此得到道光的垂青，成了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如海运这种可以建功立业的机会毕竟少，关天培因此老是觉得不得劲。有一年，他出去跟朋友喝酒，喝醉了，忽然说，前几天有算命的给我算过，说我“生当扬威，死当庙食”，也就是活着的时候可以扬名天下，死了也会受到人们的纪念，如今我都四十多了，哪里有啊？
命运这个东西似乎早有前定。你想它的时候它不来，不想的时候偏偏来了。驻守虎门时，关天培已经六十岁了。
关天培胆大，也不怕死，在战绩虚妄的“七战七捷”中，这位老将的英雄形象并不虚妄。
身边的水师舰船一艘接着一艘沉没，惊恐的水手们纷纷跳水，然而作为指挥官的关天培毫无惧色，他拔出腰刀，大喝一声：“敢退后者立斩！”
在关天培的督率下，已经破损不堪的旗舰仍然连续不断地开火，尽管炮弹根本就够不着对手。
在当时的情况下，关天培几无生路，但他这种自杀式的英勇举动，却深深打动了英方担任指挥的义律，后者挥挥手，让下属不要再开炮，听任关天培突围而去。
如果可以坚持，关天培决不会轻言放弃，他觉得坚持不住，是沙角之战以后的事。
沙角沦陷后，英军将第二门户上横档岛也围困起来。上横档岛是虎门防御体系中最关键的一道，近半炮台设于此处。让关天培感到格外焦虑的是，上横档岛也有跟沙角一样的软肋，即侧背空虚，只要英军从那里突破，正面的炮台就失去了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琦善喊停，正是关天培最需要的，他需要时间喘息休整，需要时间弥补漏洞，甚至如果可以实现停战，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沙角之战是守军准备最充分，也最英勇的一战，但结果的惨烈，使得官兵士气大挫，一部分士兵甚至因此“闹赏”，不多发奖金，就不打仗了。
谈判期间，在琦善的支持下，关天培一方面增放饷银，以鼓舞军心，另一方面，不顾英方的反对，一直在“偷偷摸摸”地进行补漏。
琦善的“公然抗旨”，实质上起到了拖延时间，为关天培打掩护的作用。
如果说以前与义律谈判，还有几分诚意的话，此后由于道光表明了“主剿”的态度，爵爷就只能完全靠说谎和扯淡来维持了。
那段时间，他不停地变换各种能想得到的招数，往往到关键时候，身体就出现“状况”，然后顺势要求会议延期举行。
有一次，两人连谈十二个小时，条文都重新拟好了，义律以为大功即将告成，结果竟然又让琦善给泥鳅一样地溜掉了。
爵爷从虎门溜回广州，迎接他的是两份文件，一份是道光的最新谕旨，言明会有新的“主剿”将军来广州就任，这表明他遭到罢黜只是时间问题，另一份是义律的照会，告诉他，按照两人的约定，英军已经从定海撤出，所以这次他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签字，否则再也不会客气。
两边的债主气哄哄地都来了，夹在中间的爵爷再也支持不住，顺着椅子就滑了下去。这回真不是装，整个人到了天旋地转、“心神恍惚”的程度。
可他还想靠扯淡再拖上两天。
“重病缠身”的情况需要在第一时间通知义律，不然人家不知道啊，所以爵爷让专使给义律送去一个照会：请个假，顺便通知会议延期。
在专使身上，另外还带了一份琦善草拟的文件，这份文件上将“只许香港一隅”，改成了“可许全岛”。琦善叮嘱专使见机行事，如果义律见了照会后情绪不错，那就把这件“优惠”了的文件给他，继续讨老小子高兴高兴，反之，则不要给。
专使返回时，把“优惠文件”原样带了回来——看来义律真的挺不开心，也是，一天天就这么跟个“病人”干上火，正常人能开心得了吗？
不开心，就要找别扭。
义律算是给足面子，在限定时间到来后，又多等了三天，三天一过，见不着琦善的影子，他动手了。
1841年2月23日，英军舰队向横档岛进发。
虎门防御体系由关天培亲手设计，称得上是整个大清国最强大的海防工程，其特点就是形成三重门户，即由分隔三地的炮台对来敌实行层层堵截，以达到御敌于广州之外的目的。
不过这一设计针对的只是像“七战七捷”中出现的少量敌舰，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军舰艇的数量和攻击能力远远超出了虎门炮台所能承受的限度。
世界第一海军的称号不是自封的，当攻击虎门炮台时，英国海军指挥官第一时间就改换战术，他不直接去广州了，而是一座座炮台来，挨着个地跟你玩，沙角炮台就是这样被眼睁睁一口吞掉的。
短时间内，漏洞可以想法修补，整体布局却无法改动。关天培只能吸取教训，争取让自己不重蹈沙角战败的覆辙。
趁着琦善谈判休战，他在上横档岛侧后加建了隐蔽式炮台，并增派兵勇，这样确保英军无法再抄袭后路。
可是他在补住一个漏洞的同时，另一个漏洞又被对手给紧紧抓住了。英军抢先攻占关天培未能设防的下横档岛，并以该地为制高点，设立了野战炮兵阵地。
战斗开始后，下横档岛的野炮居高临下，火力齐开，完全覆盖关天培主防的上横档岛，打得岛上官兵一片混乱。
中英军事上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武器和兵员素质上，技战术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要知道，在西方的近现代战争中，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建立制高点，凭借野战炮火实施打击，都早已成为一个常识，绝不是什么新鲜玩意。
倘若把背景放到冷兵器时代，关天培绝对出类拔萃，但在横档之战中，他仅仅在军事思维上，就差着人家两到三个世纪。
战斗一天就结束了，关天培英勇战死，“身受数十创以殉，天下痛之”。这位老将再次以自己的无畏表现赢得了对手的尊敬，当家人领走他的遗骸时，英舰特地鸣放礼炮致哀。
关于他个人命运的预言则分毫不差：“生当扬威，死当庙食”！
可是与沙角之战相比，横档之战也输得更加无话可说。中国军队死伤三百余人，被俘千人，英军仅有五人受伤，还是擦破点皮，只要涂涂红药水的那种。
十多天后，“病”着的琦善被革职，并锁拿回京问罪。主要原因不是打了败仗，而是有人上密折，控告他“私许香港”。
爵爷早已知道会遭罢黜，可是真的想不到仅仅因为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自己就会沦落为罪人一个。
“私许香港”，没有皇帝的认可，如何私许法？
曾经的“主剿派”林则徐，后来的“主抚派”琦善，不管他们曾经如何精明强干，又怎样在对付英国人的过程中动足脑筋，想尽策略，最后的命运无一例外都是披头散发地被装入囚车，其间相差不过几个月而已。
在帝国官场，似乎只有曹振镛那样的人才能太平一世，安稳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