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这本书破除了梁思成神话，我觉得朱涛其实做到了对梁思成最大的尊重，把一个带着光环的圣徒还原到历史处境中。
今天有个倾向是容易把一些民国人物捧得非常高大，民国知识分子史近几年在通俗书籍的影响下演变成一种“圣人传记”，仿佛在诉说一个个天才、英雄和圣人的故事。《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出版后，曾经惹起一阵小风波。作者朱涛是我的朋友，在香港大学建筑系任教，专门研究建筑史和建筑理论。很多人认为这本书破除了梁思成神话，我觉得朱涛其实做到了对梁思成最大的尊重，把一个带着光环的圣徒还原到历史处境中，看他遇到的问题是什么，而他的回应是什么，他又有何种抉择的可能。
近十几年来，中国人对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有种莫名的缅怀，觉得他们是悲剧人物，他们那么有学识，见解又是那么正确，可惜他们在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中不断受到迫害，被迫改变自己的主张。更让人喟叹的是，梁思成和陈占祥曾经提过所谓“梁陈方案”，今天很多人设想当年如果采纳了这个方案，让北京保留原有的城墙，城墙内没有高楼遮挡这座古城的天际线，北京的面貌会不会比现在好呢？于是关于梁思成的神话越来越多，比如说他当年在美军的地图上画圈圈，使得日本京都和奈良免于被轰炸，在战火中得以留存千年古都的样貌。这个说法已有学者考证是不实传闻，就算梁思成真的圈过那些古迹，那也不可能是美军不轰炸日本古都的主要原因。
有人说这本书是对梁思成神话的打击和摧毁，这自然让有些人不太舒服。比如王军，他多年来为大家普及城市规划、旧城改造和古迹保存的知识，非常崇敬梁思成，为此非常愤慨。很多人也有同感，其中当然少不了梁思成的后人。最近十几年出现一种特殊的“后人现象”，但凡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名人搞研究或创作，他们的后人肯定要出来说话，好像他们可以垄断先人所有的思想、学术和历史遗产。这些后人说话当然有分量，问题是只能允许他们说话有分量吗？
围绕这本书的某些讨论有失偏颇，比如大家争论梁思成夫妇早期文章是不是抄袭了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我觉得这有点误会了朱涛的原意。在我看来，朱涛对梁思成夫妇并没有丝毫不敬。说梁思成夫妇曾经大量借鉴外国学者的观点，这是在指责他们抄袭吗？未必。今天所有热爱中国传统建筑的人不可能不感激梁思成夫妇，因为他们留下的遗产实在太重要了。
梁思成夫妇有趣的地方在哪儿？朱涛发现他们对明清以前的建筑的实地考察是在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之后，当时他们对中国古建筑历史演化的知识大多来自书本。令人吃惊的是，梁思成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和林徽因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这两篇论文，已经描绘出一个非常完整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观念框架。朱涛评价说：“他们才刚刚开始上路，就已经很清楚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如何评判，甚至他们的结论是什么了。”
梁思成夫妇当时对中国建筑的实地考察并不充分，怎么敢如此大胆地写这种高度总结性的文章呢？答案是，他们从书本上得到知识，主要是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我觉得这不能说是抄袭，那个年代有太多中国学者急于把外国的新东西、重要发现引进来，这种做法很常见，何况梁思成夫妇并不是拿人家的观点照抄一遍，而是用自己的观点大幅改造过了，顶多只能说是借用了人家的想法。比如林徽因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首次以“结构理性主义”为标准，来诠释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所有重要特征。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建筑观，强调合理结构对建筑形式的决定性，提倡美学与结构的高度统一。梁思成夫妇试图以此诠释整部中国建筑史，有别于日本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看法。
梁思成夫妇对中国古建筑的考察以及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有问题。他们实地考察的大多是官式建筑，对民间建筑相当忽略。他们对一些基本的建筑细节的判断，比如斗拱的作用，在今天的建筑史学界也有争论。他们认为斗拱是中国传统木建筑最大的特点，不是一种装饰性的东西，应注重其功能的表现。他们认为唐宋时期尤其是唐代的斗拱非常大气疏朗，后来越变越细，装饰也越来越多，变得阴柔、精巧、繁复，其实就花了。这有点像今天我们说清式家具不如明式家具，后者简洁有力、漂亮优雅，前者又是龙又是凤又是花，太花哨了。
那个年代的中国文人有种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认为中国处在一个非常弱势的阶段，连建筑都被人瞧不起。当时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建筑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一套没什么道理的装饰艺术而已，而且从古至今都差不多。这是西方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黑格尔就说过，中国是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意思是说，中国是停滞不前的，两千多年来停驻在同一个空间、同一种社会文化下，没有发展。说中国没有历史，就等于说中国注定是野蛮、落后、不开化、不文明。梁思成夫妇当时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改变西方人对中国建筑史的这种偏见。
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觉得中国所有东西都应该现代化，但又不能丧失民族尊严。那么，民族尊严与现代化如何嫁接呢？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有一个独特之处是，他认为中国建筑史就是木结构建筑的演化史，抓住木结构这一点不放，才能跟当时流行的西方建筑史相媲美。西方认为从中古哥特式建筑演化到现代建筑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中国建筑也有一个跟哥特式建筑可以相媲美的结构特点，那么同样可以嫁接到现代新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上。梁思成认为中国建筑并不像西方人说的那样面目模糊，不仅有结构，而且有历史，只不过是一个退化的历史，越到后来越糟糕，到了晚清国运衰颓，建筑也一样衰败，所以要奋起重建。
梁思成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留下的作品，是我们认识中国建筑史的一个重要途径。他的著作今天在大众市场仍然很受欢迎，其实里面有相当多非常粗糙的、高度概括的东西，存在观念主导、结论先行的弊病。时间很仓促，要回应的问题又那么巨大，梁思成只能做到那样子。这样的批评很对不起梁思成吗？我觉得一点也不，今天任何人回到那个年代，都不会比他做得更好。
20世纪50年代以后，梁思成写了些什么呢？那些东西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太注意呢？因为那不能称为学术研究，只是一篇又一篇思想检查。不过，千万不要小看那些东西，它们在中国建筑史上也非常重要。“如果说1920年代在欧洲崛起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靠一系列宣言推动的，那么1950年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可以说是靠一篇篇检查展开的。如果说现代主义宣言的能量是外爆型、肯定性的——先锋派自内心向外界发布坚定、明确的主张，企图影响和改造外部世界，那么新中国建筑师的检查则是内爆型、否定性的——迫于外界政治压力，建筑师们纷纷在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深处实施‘定向爆破’，自我瓦解、自我否定，再通过忏悔和清洗，来实现时代所要求的‘进步’。”
在当年那些所谓的“进步”文章中，梁思成1951年写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相当有代表性。他在文中自我批判，也谈到父亲梁启超对他的影响，但他不愿批判父亲，轻轻一笔带过，主要谈自己到美国留学之后如何变得亲美。他说：“我已致力数年的中国建筑研究和保护文物的主张便同我的实际建筑设计背道而驰，完全分割为两件互不相干的事。起初我还打算将所学同中国建筑相结合，希望能够吸收新的工程科学，使它为中国式建筑服务，并且做过一些尝试。但是不久，我两只脚都陷下去了。我也就随着当时的风气，污蔑那正在萌芽中的，且很有发展可能的、以现代工程建造起来的中国式建筑为‘摹仿古典’，为‘落伍’！”
这话怎么理解？梁思成一辈子都是追求进步、追求先锋的人，早年在美国学到的东西让他相信世界各地的建筑文化尽管千奇百怪，其实背后有某些共同的结构原理，有一些普世性的东西。世界上的建筑，我们不要只看表面的差异，比如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与中国天坛祈年殿的攒尖顶，其实可以用同一套“文法”来解读。梁思成后来追求的是全世界开始流行的现代主义建筑，也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几何造型建筑，讲求形式为功能服务，去掉多余的装饰。
不幸的是，这时候苏联专家进来了，中国一切跟着苏联走，所有事情都是苏联人说了算。梁思成被迫改变自己，放弃曾经追求并已践行的现代主义建筑。当时说建筑要有民族形式，于是再现代的建筑也来个大屋顶，就是所谓中国式建筑了。赫鲁晓夫上台后推翻苏联过去的建筑思潮，讽刺建筑师只热衷于美丽的轮廓线，但人民并不欣赏这些，他们需要的是房子，不是斯大林式夸张的、带装饰的、有古典色彩的民族形式建筑，而是简洁的建筑，够用就好。其实，这种建筑更接近梁思成信仰过的现代主义建筑。当时中国紧跟苏联，开始否定梁思成过去追随苏联专家走的民族形式道路，说那是复古主义，是在浪费民脂民膏。后来赫鲁晓夫又被我们否定，我们对建筑文化的看法又绕了一圈回去了，大家数数看绕了多少圈呀！
梁思成后半生的建筑思想历程，就是不断在否定自己和改变自己。身处政治斗争中，他被迫写了很多自我检讨的文章。比如1957年反右运动来了，他写了《整风一个月的体会》，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第一篇反右宣言。他当时还写文章点名批评钱伟长，质问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家。即使紧跟政治运动的风向走，他最终还是被人揪了出来，说他表面上反右，其实是潜伏更深的“彭真死党”。一辈子追求先进的他怎么转都转不明白，一次又一次发现自己落伍了，落后于时代和人民。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无论什么领域，最终的权威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问题是，毛泽东对建筑不太感兴趣，在文学领域和建筑领域对民族形式的说法不一致。1955年，毛泽东说“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与龟壳子”，“既费钱也不好看”。1958年，毛泽东说古城北京和开封的房子让他“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一生与帝国主义列强作战的民族主义战士，却对殖民城市的遗产——青岛和长春的建筑很有好感。
今天很多人怀念梁思成，是因为他1950年与陈占祥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如果当年按照这个方案来规划，北京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模样，整个市中心都往外挪。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北京后也做过同样的规划，认为原有的格局、建筑、轴线都应保留，新市区应挪到西郊。不过，新中国成立没多久，西郊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众多总部机关和各军兵种机关的驻地，这个方案彻底泡汤了。
“梁陈方案”主张保护北京旧城，在西郊开发新的行政中心，但毛泽东希望把中央政府设在旧城内，要把旧城全面改造成社会主义新城。当时苏联专家也持同样的主张，梁思成等人以前很多时候会让步，但这次与之分庭抗礼，认为他们提议的东西不靠谱，不了解中国国情。这时候毛泽东埋怨说，“中南海皇帝住得，我为什么住不得”，“有的教授要把我们赶出北京城”，像“拆除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看见“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梁陈方案”的命运可想而知。从这个方案的提出、修正到放弃，梁思成经历了多少挣扎，其间还要做自我检讨。他在《整风一个月的体会》中说：“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象[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象[像]剥去我一层皮；对于批判复古主义的不彻底，因而导致了片面强调节约，大量建造了既不适用，虽然廉价但不经济，又不美观的建筑……”
梁思成说他过去对党不满，都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闻过则喜’，‘过则勿惮改’的党；是一个‘虚怀若谷’的党。它的缺点‘如日月之蚀焉’。……让我们回顾一下人类五千年的历史，可曾见过任何一个政党，不管它在朝在野，和在任何一个党领导下的政府，能有这样勇气，这样度量，这样虚心，并寄予全国人民这样无边彻底的信任，发动全国人民来给自己提意见，找缺点，进行批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是中国共产党最勇敢、最英明的决定和措施。”最后，他说：“我还要把我的一切献给你！”
1957年，梁思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做了“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的发言，说：“八年来，我差不多每天都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中度过高兴愉快的一天。一天一天地过去，我就一天比一天地更加爱我们的党，爱我们的毛主席。”他说自己原来对城市也好，对建筑也好，所有想法都是错的，所以“我低头；我承认错误。……我是一个回头浪子。我受到这次教育，我就知道我永远永远一步也不会再离开我们的党了”。
今天我们有一种史观，觉得“梁陈方案”很好，假如北京二环四车道宽的城墙还在，那会是个多么美好的城市啊。客观地说，“梁陈方案”其实有很大缺陷。主要原因是梁思成对城市规划并不那么在行，陈占祥虽然很专业，但他们都受到欧美流行的城市功能分区思想的影响，比如将整个行政中心搬到旧城外，生产中心在一个地方，住宅区在另一个地方，所有区域都以功能来划分，结果整个城市会变成一块一块的“死城”，办公区域下班后连个鬼影都没有，这种城市怎么有生命力呢？今天我们虽然怀念梁思成和他的想法，但不能太过神话化了他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