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为孝之本
梁先生语录：
“孝悌是什么？是说儿子、或者幼辈，对父母、对长辈的尊重、顺从，这就叫孝悌。”
所谓“孝顺”是指尽心奉养父母，顺从父母的意志。《国语·楚语上》中“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的“孝顺”就是这个意思。孝顺父母，是为人的根本。用南怀瑾先生的话来说，人不孝其亲，不如禽与兽。所以说，孝顺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更是个人的修持。
严格来说，孝顺有两层意思。一为孝，二为顺。孝即为侍奉、赡养父母；顺即为顺从、尊重父母的意志。对此，梁先生偏重于顺。因此在解释“孝悌”时，他说，（孝悌）是说儿子、或者幼辈，对父母、对长辈的尊重、顺从。
当今社会中，多数家庭以独生子女为主要结构。在这样单一的家庭结构的影响下，新一代年轻人容易养成以自我为中心、叛逆的个性。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对父母能做到顺的，少之又少。况且，人生于世，难免会有固执、倔强和叛逆的时候。这时候，要顺从父母的意志，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讲到孝顺父母，人们更多强调的还是在父母老年的时候，尽心尽力地赡养父母，而非顺从父母。所以，自古人们慨叹：可怜天下父母心。
客观地说，人人都有自己的意志。再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父母的意志，未必每一种都是正确的。而投射到我们身上的，纵然其初心是为了我们好，但是也未必结果就是好的。所以说，对父母行孝悌之道，孝容易，顺难。
梁先生从自己对父亲的负疚感得出“顺为孝之本”的意思。
起初，当梁先生看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的时候，他对人生、现实和生活产生了厌离感。他开始信奉菩提，并发誓一生食素、终身不娶。这一决定在他母亲临终前的殷切叮咛下也并曾动摇过。
但最终梁先生还是结婚，并且一生有过两次婚姻。可是，梁先生与自己的结发妻子成婚时，母亲已去世近十年，而父亲也去世三年了。纵然梁父向来钟爱梁先生，对他的教育一向采取放任的态度，但是梁先生早年出世的思想还是让梁父觉得心痛。
后来，梁先生猛然醒悟，转而入世的时候，他在《思亲记》中公开责备自己说：“溟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呜乎痛己！儿子之罪，罪弥天地矣！逮后始复有寤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
从中可见，梁先生对自己曾违逆父意之事，深表愧疚，说自己的罪过足以弥天地。人生中，这样的愧疚之痛，足以让人“把肠子悔青”。试想，若是梁先生起初没有固执于出世的思想，顺承父母的意愿，“男大当婚”，他在这方面，还会有这么大的悔痛与憾恨吗？
由此可见，人生中，要做一个孝顺的人，不但要赡养父母，侍奉双亲，更要顺从父母的意志，以顺为本，而不是处处忤逆父母的意愿。当然，以顺为本，并不是说要时时刻刻，处处都听从父母的意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时候，父母的意志未必就是完全正确的；而有的时候，有的东西是需要去坚持和争取的，比如个人的终身幸福。更不能施行愚孝——唯父母是听。
关于愚孝，有这么一则故事：一天，曾参锄草时，误伤了苗，父亲曾皙见状，就拿着棍子打他。曾参没有逃走，站着挨打，结果被打休克了，过好久才渐渐苏醒过来。曾参刚醒过来，不问自己疼痛，反而问父亲：“您受伤了没有？”鲁国人都赞扬曾参是个孝子。孔子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告诉守门的弟子：“曾参来了，千万不要让他进门！”曾参苦思不得其解，于是拜托别人问孔子缘故。孔子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舜的事吗？舜作儿子时，父亲用小棒打他，他就站着不动；父亲用大棒打他，他就逃走。父亲要找他干活时，他总在父亲身边；父亲想杀他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现在曾参在父亲盛怒的时候，也不逃走，任父亲用大棒打，这就不是王者的人民。使王者的人民被杀害，这难道还不是罪过吗？”可见，听话、盲从的，孔子不认为是真正的孝顺。
所以说，孝悌之道，以顺为本，也不能愚顺，也要有甄别力，有分析力。具体地说，什么时候该顺，什么时候不该顺，我们要有这个分辨能力才行。不然，终日与父母吵架，或是“唯父母是听”，都不是真正的孝顺。
教子要有方
梁先生语录：
父亲从小对我实施“宽放”式的教育。给其自由，任其“瞎闹”，发现不对，点到为止，完全的启发式。
古人说，子不教，父之过。可以说，个人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家庭教育。古人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为何？生长环境的缘故。个人的人生发展，与他所处的家庭教育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当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说，小时候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长大了都是社会的精英，而小时候过着穷苦日子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一生不会有所作为。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人生于世，个人的成长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家庭教育环境。
所以说，为父母的，教子当有方。这是个人的人生义务与责任，也是人生真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实上，从成为父母的那一天开始，生活便有了新的色彩，教子是人生难得的幸福与快乐。但是，如若教子无方，便是失职失责的表现，更是不珍惜生命中的真情的体现。提到教子，自古以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但其目的都不外乎是为了将子女教育好。几千年前，孔子提出“因材施教”的方式，至今尤为人们所称赞与采取。但是，没有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成才。换句话说，教子，大家都以为子女好为目的，奔着让自己孩子成才的方向，不断地努力。但是，当前的教育所呈现的弊端告诉人们，真正的教子之道，是难得通透的。
那么，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教子方式，才是真正为了子女好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彪炳青史的梁先生所接受的教育模式吧。
梁先生常说：“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梁父也曾中过举人，但是他对中国的旧式教育是持以摒弃态度的，因此，梁父将大儿子送去留学，读着当时颇为世人所不欣赏的商科。两个女儿也相继被他送进了“西洋学堂”，而对梁先生，自念书起，便不让他读四书五经，而读《地球韵言》。在教育上，梁父对梁先生施行的是“宽放”式的教育，“给其自由，任其‘瞎闹’，发现不对，点到为止，完全的启发式”。
梁先生不止一次地向别人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并不喊我来看。他即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八辑）
从中可知，梁父不但有着打破传统的勇气和先见，而且采取循循善诱的教导方法教导孩子，以便让他们形成独立的自学能力，具备不诿过于人的品格。这样的方式与耳提面命式的苦口婆心相比，自当前者为胜。
除了其独特的教导方式之外，梁父对孩子的过失还持以一颗宽容的心。这也是梁父教子之方的独特之处。
除此之外，梁父“尤好与儿辈共语，恣之言，一无禁”。也就是说，从不摆父亲的架子，也不与孩子保持绝对的距离，而是保持童心，与孩子们打成一片。试问，天下有谁会喜欢一个成天板着脸，动辄责备自己的父亲呢？恐怕是没有的。而梁父是一个宽厚、平等、可亲的人。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梁先生深受父亲的影响，尤其是在思想上，他终其一生对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的关注，就得益于父亲在思想上与他的交流与争辩。
据梁先生回忆，从十六七岁开始，他便经常与父亲通宵达旦地辩论，“态度之激烈，达于言词尖刻暴谩；声音之大，传于院外，街坊邻居皆可与闻……”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父亲有这样独特的教导方式，所以才会产生梁先生这样一位彪炳青史的杰出人物。
如何教育子女，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人生于世，为人父母者，要知道，望子成龙的本源是对的，也是好的，但是不能因此而错失人间真情——教育不当而错失与子女的亲情，而误导甚至残害子女的一生。须知道，教育子女，宽容、仁厚、慈爱、平等等，当是必备的素质，而教子之方，梁父的做法不失为一种参考与借鉴。
当以结婚为对
梁先生语录：
宗教家，除少数外，都是禁欲的。不过，未必都能看到这高明深厚处。为顺遂生理之自然要求及为人类传续计，当然以结婚为对吧。
假如社会是个有机体，那么，家庭便是社会的细胞。没有家庭，社会的混乱是难以想象的。而要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便需要以婚姻为起点。生活中，一个家庭成立的标志就是男女之间建立婚姻关系。当然，在走向婚姻的殿堂之前，通常还可能有一个恋爱的过程。
可以说，爱情是文学上经久不衰的主题，也是人们百谈不厌的话题。人生中，几乎人人都会有一场爱情，就算是一个出了家的人，可能也曾有过一番“看破红尘”的惊心动魄的经历。而人世间的爱情，要么是平平淡淡的，要么是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要么被风吹散在了记忆里，要么携手共度一生，不离不弃。总之，爱情的发展方向，最主要的有两种，一是无果的，二是修成正果。
关于这一点，季羡林先生曾说：“如果一个人不想终生独身的话，他必须谈恋爱以至结婚，这是‘人间正道’。”梁先生则从人类的相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认为当“以结婚为对”。
可见，不论是从个人的人生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整个人类社会的长足发展的角度看，人最终都应当走向婚姻的殿堂，这才是“人间正道”。可能因爱情而来，可能无关爱情，只是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它所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再有，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由此可见，不论是从哪个角度看，人生都当“以结婚为对”。
还有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那就是人生中，要获得真情，有一条必经之道，那就是婚姻。有人说，世间唯情字难写。的确，世上真情有许多，最普遍的莫过于亲情、友情、爱情。几乎所有的情谊都囊括其中。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即便是独身，一生中，我们也会收获许多人间真情，比如亲朋好友的深情厚意。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照常理来讲，若是没有婚姻，我们的人生将会缺失很多的角色，与此同时，会错过很多人间真情，无法完整地体味人生的真味。比如，一般说来，一辈子独身，不结婚，就不会为人父母，就体味不到生养子女的快乐，而老来时，所谓的“天伦之乐”也不过是“独乐乐”了。这就再次证明，人生当“以结婚为对”。
梁先生早年信奉菩提，并发誓一生食素、终身不娶。但是梁父自杀后，他自咎不孝，痛悔道：“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再加上曾路过湖南时看到军阀烧杀掳掠、荼毒生灵的悲惨情状，1921年5月，梁先生走出释家，转入儒家，由一个虔诚的佛徒变成一个虔诚的儒者。在朋友的介绍下，有了自己的第一次婚姻。但是梁先生说，他之娶妻实出于好德而非好色。在他看来，自己寻求婚姻是出于一种严格的道德责任。
婚后，妻子黄靖贤为梁先生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均先后夭折，后又生了两个儿子培宽、培恕。自此，梁先生便有了一个家。尽管梁先生一生以思考和社会运动为重，但是，他还是认为，妻子在时，自己才有一个家，才有一个完整的家。
1934年，黄靖贤因病在山东邹平去世。她死后，梁先生充满深情地回忆道：“我自得靖贤，又生了两个孩子，所谓人伦室家之乐，家人父子之亲，颇认识这味道。”且哀痛道：“现在靖贤一死，家像是破了，骤失所亲爱相依的人，呜呼！我怎能不痛呀！我怎能不痛呀！”
妻子在时，为梁先生生儿育女，勤俭持家，不论他思考什么，走到哪里，他终究有一个家，妻子一死，他便觉得无家可归，说家在友人中。试问，若是梁先生坚持自己最初的意志，一生不娶，一生漂泊无依，他何得天伦之乐？何得家？而家庭之真情又从何而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人生中，我们也当“以婚姻为对”。在这个速食爱情盛行的年代，我们切莫因为对爱情失去信心，连带也对婚姻失去信心。当然，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可能要以理想中的美妙爱情为开端，但是，若是没有爱情，也不必因此而轻视婚姻，忽略婚姻。要知道，人生在世，众多真情的得来，都是因婚姻这一环而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