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七、无聊的县机关生活
风风雨雨的1974年过去了，1975年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这些小民，品咂着1972年“解冻”以来的政治反复，渐渐明白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个人，成心不让老百姓过正常生活。稍有安定，他们就如芒在背，要折腾，非搞得“霜刀风剑严相逼”不可。
他们嘴里的“斗争”，就是不断地恐吓。
他们以为，人是可以吓老实的，人心是可以无限制被欺辱的。
那年头的人，可怜啊，一年一年地在盼，犹如“夜半三更盼天明”《闪闪的红星》插曲的歌词）。
年初，县知青办忽然来了两个人，一老一少，年轻的是一位年纪比我大得多的上海知青。
两人跟我谈了一番话，似有考察之意。过了两天，公社就通知我，临时抽调到县知青办去工作。
原来，我到处投稿，名声渐渐大了。县知青办有个刊物，我也投了稿，他们印象极好，正逢需要人手，就决定把我抽上去“帮忙”。
这就是机会。
如果我当初搞写作，是为创造上进的机会的话，这就来了。可是，自从看了《约翰？克里斯朵夫》之后，我的写作，就不那么功利了，而是为了精神世界更上一个层次，以免成为凡夫俗子。
这机会若是放到现在，不是“想什么，就来什么”吗？
想想看，我被卡在农村出不去，县知青办抽调我临时帮忙——帮好了，他们能亏待我吗？县知青办是干什么的？
但是——我志不在此。
年轻人的懵懂，无可救药。
我怀着抵触情绪，到了县里。进了知青办，我才知道他们要我来干嘛，就是当实习干部。说起来是个机会，可对于当时的我，是个苦差事。
在机关里混，一般的小白人，还真得有个适应过程。
我最不适应的，有两点。一是，干部之间交往做事，是有一套规矩的，不按规矩办，就是菜鸟。二是，机关当时不干什么实事，我的任务，就是写点儿空话连篇的稿子，大部分时间是——干坐。
大好青春，在县机关的破屋子里干坐，面对着几个戴假面的官场油子，那滋味儿，怎生消受？
虽然不用跟“土垃坷”打交道了，但那种铺天盖地而来的窒息感，让我生不如死。
上班干坐着，又不能看书。我要是在这地方看《普希金文选》，那不等于当众贴反动标语了？
办公室临时安排我住在县招待所，也是个很枯燥的地方，设备简陋，厕所连电灯都没有。有一天晚上，我蹲在黑灯厕所，进来一个家伙，掏出家伙就朝我尿。我大叫，把他也吓一跳：你咋不咳嗽一声！”
我也不能适应县城的破烂环境，还不如农村。到处破破烂烂，小里小气。晚上下班，无处可逛，满眼是昏黄的路灯、寂寞的铁轨、鬼影憧憧的烂街道——就算县知青办将来把我留在县里工作，难道这辈子就在这种环境里玩完？
那一段时间，正好我在读《沫若文集》里的中短篇小说，小说描写的，是都市草民最无望的生活，看得我万念俱灰。
现在看来，我那时是得了抑郁症。
春天还远着呢，我还得就这么郁闷着。
那时候，县电影院正在上演朝鲜黑白电影《一个护士的故事》，我去看了，大为感动。
这故事，没有什么恋情，是战争故事。那是在洛东江战役中——朝鲜永远的骄傲——有一名人民军护士送一批伤病员回后方，突然遭遇美军登陆。形势突变，最初的喜悦荡然无存，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三八线以北。
电影虽然是黑白的，但因为模仿了苏联电影，所以有的画面很唯美。
这电影使我触动的地方，一个是，电影里的“同志情”为何这么感人？我在现实生活中，却为何什么也感觉不到？二是，画面之美，有苏联风格，令人油然而生怀旧之情；三是，女主角温柔漂亮，让人心头温暖；四是，女卫生兵给伤病员煮饭，是热腾腾的大米饭，看得人馋涎欲滴。
电影是失意人的梦境。我后来又连着把这电影看了两遍，也就是说，一共看了三遍，连台词都能背下来了。
这种精神状态，在机关里怎么能干好？那位上海知青在官场混得很溜了，见我不积极，感觉很不可理喻。他看我的那目光，似乎是说：天底下还有你这样没眼力见的？”
我知道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怎样，但，我不能强颜欢笑。
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多月，到3月份，知青办那位老同志通知我“下岗”。我松了一口气，回农村去了。
七十八、《创业》预示了幸福一年
我放弃了现在大热门的所谓“公务员”生活，大喘一口气。这时候的形势又不大妙，年初，张春桥和姚文元各发表一篇“雄文”，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姚文是八股，还是张文比较有“见地”，这是他们“文革”中那套理论的一个顶峰，提出了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说，连工人阶级的“8级工资制”，也是资产阶级的，农业方面不是国有制而是集体经济占多数，也是有危险的。
两文在《红旗》杂志发表，又印成单行本问世，来势汹汹。
那一阶段，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解释和阐述，喧嚣一时。我对这问题极感兴趣，在两年后还为此专门研究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这问题，是不是如张春桥说的那么耸人听闻？大可存疑。列宁的意思，是再合理的制度也有不合理之处，但他不可能主张吃大锅饭。
我读着两位“理论家”的文章，心里暗叫不好。那年头，山雨欲来，总是这两位舞文弄墨的打头阵。
可是，政治局面的变幻，有非常奇特之处，张姚这回放了个空炮。大概在２个月下旬，我回家。我妈说，有一张单位的电影票，是下午的，你去看吧。
我懵里懵懂进了礼堂，大白天演电影，人不多。开演了，才知道影片叫《创业》。这片子，是以大庆劳模王进喜为原型拍的故事片。片子一开始，就让我震撼了一下，大概有十来分钟，上场的角色一句话也没有讲，全是镜头语言。这手法着实雷人！接下去，无论演员的表演，还是台词，都精彩迭出。
坐在我后面的是两个中青年女工，一边看，一边忍不住感叹：哎呀妈呀，咋这么好呢？”从头感叹到尾。
我震惊了。中国电影人是有才气的，只要摆脱压抑，气象就不一般。
凡“文革”以来的文艺作品，我在内心都嗤之以鼻，但对《创业》我不得不服。
看这路数，肯定又是在“四人帮”控制之外冒出的一个作品。
那时候，我还不大清楚，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掌管了国务院，正在全面整顿。《创业》写的是石油战线的事儿，正与政治上的变动暗合。
《创业》后来闹了一场“官司”，四人帮打压《创业》，刚演了半个月就给禁演了，硬给电影安了“十大罪状”，还向下做了传达。
但据说，毛泽东对此事做了一个批示，同意《创业》发行。
那个夏天，全国文艺界的“老家伙们”欣喜若狂，把毛泽东的批示倒背如流。
知识分子家家户户，哄传江青失势，连她三年前接受美国女学者采访，在境外出了一本《红都女皇》的事儿，也给翻炒了起来。
这一年，好幸福，《创业》简直就是春风化雨。
“四人帮”自“文革”开始以来就权势熏天，以前他们也有过挫折，但都掩饰过去了，这次在《创业》上栽跟斗，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丢了一个大脸。
一个电影，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又很受全国人民欢迎，就因为不是他们搞出来的，就这么压制，这哪是政治家，简直是小人。“四人帮”的臭，当时并不臭在他们的理论上，理论都是冠冕堂皇的，老百姓看不出什么来，他们栽就栽在这些小人之举上。
七十九、“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
到1975年，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勃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了，1968年底，运动成为一种强制，除了侥幸者，适龄青年都要下乡。四人帮也控制了这个运动的理论调子。
最初时期，对于知青下乡的宣传，是田园诗式的。但在1971年底，因林彪事件爆出的一句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透露出了相反的信息。
此后，在1972年12月，又有福建莆田的乡村教师李庆霖，因当知青的儿子收入菲薄，口粮不够吃，日常费用还要家里倒贴的问题，上书毛泽东。毛泽东见信为之动容，亲自回信。
这李老头，算是知青的大恩人。他的信，在内部文件中全文传达，里面提到他儿子“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
这种悲惨的情形，惊动了高层领导，知青下乡的田园诗神话，当然也就维持不下去了。当时全国估计已有1000万以上的知青，他们也会把在农村看到的情况向家里人说。
因此，“四人帮”控制下的理论机器，就改换了腔调，不再粉饰太平了，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唱起了高调。
那就是，承认“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也就是承认农村还很落后，农民也辛苦得很，地位远远低于工人和干部。
而知青下乡，就是一场“缩小三大差别”的革命。
这就好比号召大伙儿去“精卫填海”一样。
那时候，有一句话，时常出现在知青下乡的官方理论中，叫做“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这个话，单提出来看，好像有语病。其实意思是说，一定要坚持在乡村。
由此就导出了“扎根农村”的说法，也就是号召知青放弃回城，放弃招工和上大学，宣称这是一种最彻底的革命态度。
那么，如果知青就这么一代一代地下乡，什么时候能填平城乡差距呢？官方不说。农村如何能在基本生活方面赶上城市的水平呢？也不说。
这种革命，谁能信？
革命，不就是要改善状况吗？
当时是不是有真诚信仰这一套的呢？
有，但人数很少，全国大概有几百个，估计不会超过500人——无论哪个时代，都有舍身忘我的赤子。
他们并不等同于遍布全国的知青典型。
当时的知青典型，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我在县知青办“帮忙”时，就随同省报记者去过我县一个先进集体户，那位记者要拍一组知青学习“理论”的照片。
来到这个模范集体户，我才知道，模范何以成为模范。这个集体户，是县里拨款盖的房子，一点儿也不像农村的房子，好比兵营一般整洁。集体户的知青，个个都牛哄哄的，见人带答不理。
我很惊讶，问同去的公社干部，那干部说：他们见的世面多了，一有运动，各家报社都来，连新华社的他们都敢不了，何况省报？”
这个模范集体户的知青，似乎也不干活儿，都有大队的各种职务，实际上就是农村的小干部。这些知青中的骄子，可能也会“坚持乡村”，但坚持在乡村干什么，就不一定了，我想是不会硬碰硬地去锄地。
省报记者只得放低身段，哄着他们坐到一块儿，找人现写了横幅标语，大家一本正经，面露微笑，拿着张、姚文章做阅读状，咔嚓咔嚓拍了十来张。刚一照完，知青们把书一甩，招呼都不打，就作鸟兽散了。
所以说，那个时代凡是知青学习、开批判会的新闻照片，您一张也别信，都是这么炮制出来的。
相片中的人，是知青不假，但那笑容，很可疑。
我们大队有一位下放干部在回城之前，提出要给我们集体户的人照一张照片，作为留念。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到田头去摆拍。
那张照片的画面，我还记得——我和其他小伙子，穿上白衬衫，挽起袖子，戴着仿军帽，年轻英挺。姑娘们也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大辫儿甩在胸前。我们在田间锄草。
当快门按下的那一瞬，所有画面中的人，都不期而然地笑了。
阳光明媚，蓝天如洗。一群青年，朝气蓬勃地在锄大地。
哪里有心灵压抑的阴霾？哪里有生活背面的丑陋？
后人是一点也看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