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四、上帝不阻止你审美
骤遇失恋，按理说应该很痛苦，可是因为小徐提出的分手理由太“雷人”了，以致我的气愤压过了痛苦，只是在心里说：看错人了。
我把初恋看得神圣、纯洁，小徐怎么冒出个“肮脏”来？
她也可能是不想伤害我，但这恰恰是最深的伤害。
小徐在1974年秋，被推荐上大学走了，终于能去读自己喜爱的美术专业了。那一段恋情，深深印在她心里。她和天津女知青小莉也认识，上大学后，她曾经托小莉向我转达了破镜重圆的意思，但这已经不可能了。
我和王兄，都是苏俄文学的爱好者。苏俄文学有一个特点，就是里面有强烈的女性崇拜，这来源于俄罗斯的“圣母情节”。苏俄文学的这个影响，给我和王兄这样的人带来的后果是，认为女性的心灵都很纯洁，而且其外貌的漂亮程度，与心灵的美好成正比。
这就是我们在情感上屡屡受伤的原因。
绝大部分女性之择偶或择友，骨子里永远是最符合“潮流”的，在涉世之后尤其如此。这跟她们漂不漂亮、心灵美不美毫无关系。
不过王兄在时代发生变迁以后，很快修正了他的爱情观，变得比较实用主义了。
当年王兄在他们公社采石场工作，我初见他时，他正在抡大锤。
采石场场长的女儿小李，也在场里工作。她聪明好学，博览群书，与王兄很有共同语言，视王兄为“亦师亦友”的人物，两人很有发展的可能。
可惜不知什么缘故，这段恋情搁浅了。这一误，我认为，就误了他一生。
1974年，是社会上暗流涌动的一年。许多人趁着“批林批孔”，上街贴大字报，企图再来一次“文革”。
可是我的内心却很宁静。
看完了4卷本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我内心昂扬、充满光明，坚信在现实中，会找到书中的那一种人、那一种境界。年轻人的狂热，由此可见一斑。
我的现实状况可说是悲惨之极，不仅仅是很苦很累，而且主要是与现实格格不入，被边缘化了。但强烈的自我感，支撑着我，没把外部环境当回事儿。
通过读书，我发现了，大自然的美可以使自己心灵舒展。
那时的省城，因为西哈努克亲王来访问过两趟，比“文革”初期漂亮多了。我因为常年在农村，偶尔回城，在强烈反差之下，更觉得城市无比美好。
那一年的春夏，我写了很多泰戈尔式的小诗。
现在看，我当年也算个小小的“湖畔派诗人”了。我家附近的湖边公园，梦幻样的朝暾暮霭，都留在了我的小诗里。
农村一望无际的碧野，也使我心旷神怡。夏日的早晨，田野上有白亮亮的一层露珠，远天幽蓝，白云如絮……这些美景，是任何人也剥夺不走的。
很多人一生都没注意过这些，而我在那时候，天天都要被这景色所陶醉。
——纵使我一无所有，我还能够审美吧？
那个年代里的流行语中，没有“美”这个词，美学是个什么玩意儿，无人知道。很多搞文学的人被压抑久了，一旦有机会发表作品，即便是八股小说和诗歌，也要设法表现出美来。
那一年，上海创刊了《朝霞》杂志，后来又创办了《朝霞》丛刊。这应该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这个杂志，当然也是“应声虫”，但里面有很多文章，表现出独有的才气。这就是作者曲折表露出来的美。
在《朝霞》上发表作品的，后来有一大批成了赫赫有名的文学人物，但如今人们不知为何只抓住余秋雨。能在那个年代，写点儿带有华美辞藻的八股文章，也算是功德无量了。
只有我们这些当年的文学小青年，能领会到他们的苦心。
干渴的人们，能有一口露水解渴，难道不好吗？
1974年秋，王兄被推荐上了省城大学，永离黑土地了。我正沉浸在内心世界里，对命运已然麻木，对此并未有多少感触。
王兄的父亲，是基层干部，虽然只管了一个小小的文化馆，但这就是大时代的硬道理。我不能和他比，我的时代早过了，或者还没有来。
七十五、《朝霞》上最神奇的作品
说到“文革”中的文艺作品，远远不是“八个样板戏”或一部《金光大道》就能概括的。这一块，现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其实不该有什么禁忌。
“文革”时的文艺也堪称五花八门，滋养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那时作品写的人与事，都不像是现实中的，但人们早已习惯“假大空”，没觉得有多荒谬。
1972年，一个名叫郭先红的作者，出版了一本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征途》。
我和王兄都对这部小说给予高度注意。这个小说，写的是知青下乡到东北林区的事儿“文革”以来长篇小说的复出，这一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后，又有知青张抗抗写的《分界线》，写的是知青在东北农场的故事，里面写了一个追求革命的女知青，可是她骨子里却是一个“追求文明者”。这书里有一些片段，有一点点小资味儿，多少给了我一些慰藉。
1974年，文艺界比较令人瞩目的事儿，是诗人张永枚写了长篇诗报告《西沙之战》，首先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占用了两大版。各地省市报纸也纷纷转载，声势浩大。
王兄对我说：这可是一颗精神原子弹。一辈子能发表这么一部作品，足矣！”
老作家浩然也紧跟形势，写了一个中篇小说《西沙儿女》，一改他原来的写实风格，写得很诗意化。王兄对此不大满意，说：看来，生活体验还不足。”
张永枚是军旅作家，写过一首著名的歌词，就是那个“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我们在小学时就唱的。20世纪70年代中他的这次蹿红，令人感到有些意外。
若说起“文革”的文学，《朝霞》可算是大本营了，“佳作”叠出。我记得有一篇小说，似乎是以王洪文为原型的，把这个家伙描写得温文尔雅，在和一位女同事谈革命大事的时候，还懂得捏个雪球儿使劲儿扔出去，蛮小资的。
在所有《朝霞》的作品中，最神奇的一部是陆天明的一个话剧剧本。
陆天明，如今以写反腐小说而闻名天下。
当年的陆天明，才气横溢。他一共在《朝霞》上发表了三个话剧剧本，忘记了是哪一篇了，居然预测了“文革”失败”后的情景。剧终时，几个红卫兵出身的知青，在“复辟的枪声”中倒在了血泊里。
这剧本，看得我心里怪怪的。心想：激进派们内心竟也有这种预感？
可惜后来“文革”的终结，完全不像陆天明预言的那样，没有什么枪声，而是在普天同庆的锣鼓声中完结了，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主管《朝霞》的陈冀德是上海的一员女干将，很有个性，因此杂志也办得有个性。这位女士在“四人帮”覆灭之后，表现得也很有个性。
我和王兄在那个年头，就是这样，一半靠中外古典名著、一半靠这些新作品滋养起来的。
王兄家中清贫，看书都是从他父亲的文化馆里借。
他对哲学有偏爱，经常对我提到俄国的哲学家普列汉诺夫，说是比列定的水平一点儿也不差。当时书店里有卖《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的，精装本，价格不菲。我攒了几个月的零花钱，咬牙买了一套送给他。
——这算是“宝剑赠英雄”吧。
我至今还记得他娘，一位纯朴的家庭妇女。有时我去镇上办事，顺便去他家找他。王兄不在的时候，他娘就非要留我吃饭。家贫，蒸个鸡蛋羹而已，他娘对此总是满含歉意。
七十六、《闪闪的红星》微光一闪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近乎于闹剧。“四人帮”在文化界的能量还是不可小瞧的，短短时间内，发动各路笔杆子，把中国历史改写了一遍。过往2000年的历史，成了儒法斗争史，以狠辣出名的法家，个个都成了盖世英雄。
这样来打击周总理，是隔山打牛，老百姓怎么能看明白，只道是世道开始昏了。
最可笑的是，按照这个逻辑就很难解释：历史上最进步的法家秦始皇创下的江山，怎么才十几年功夫，就被进步的农民起义给推翻了？
这不成了进步力量互殴了吗？
——要造谣，连逻辑都不顾了。
那一年，在民间早已树立了千年英雄形象的荆轲，也被当时的连环画丑化成小丑（因为谋刺秦王）。“四人帮”这是在挑战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道义底线了。
孔老夫子，更是被丑化得一塌糊涂。
正在农忙中的我，也接到大队的指派，要画一套《孔丘其人》的彩色连环画，拿到各生产队去展览。我乐得躲在屋子里不出工，买了一本小人书，照葫芦画瓢，完成了任务。那个年代，敢拒绝执行这种任务的，百人里没有一人，全中国大概只有梁漱溟一个人敢于拒绝批孔。
闹剧闹到夏天，社会上自发地出现了“批林批孔连带着反走后门”，对走后门送子女当兵、当工人、上大学的不正之风，提出强烈质疑。当局觉得不大对了，就下令运动刹住了车。
到初冬时，文艺界又一件里程碑式的事情发生了，在“四人帮”的控制之外，忽地冒出了一部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
这电影，几乎没有“文革”的色彩，说的是战争年代故事，小演员有个性，歌曲也好听（至今还在传唱），一下就引起轰动。
老百姓只要嗅到“不是那一伙”的气息，就很兴奋。《闪闪的红星》的三首电影插曲不胫而走，相关的小人书、评论集也纷纷出来。
它的三首插曲都很抒情，没有太多火药味儿，在“文革”时期是个异数。
人们太渴望常态的生活了，太渴望美的东西了。
“文革”前，好歹是个常态的生活。文革”后，在主流媒体的鼓吹下，好像只有穿一身军便服，背个军挎包，到处唱革命高调的年轻人，才是革命者，其余的都是可疑的异己分子、贱民。
有一次我回家，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台湾的男青年，在中学毕业后都要当一年兵，才能工作和上大学。
我想象着无数台湾青年，头戴青天白日徽，正步走的样子，不禁感叹：“台湾青年真不幸，要当匪军，将来一辈子历史有污点。”
我妈在一旁听了，说：“是啊，他们真够倒霉的。不过，你们又怎么样呢？”
一句话，问得我哑口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