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我演杨子荣
现在的学者说到“文革”时期的文艺贫乏，总爱说那时只有“八个样板戏”。其实整个“文革”时期的文艺，远不是“八个样板戏”能概括的，花样儿要丰富得多。但从1969年到1971年这三年，可说是秦朝以来文艺最贫乏的三年，确乎可以叫做“只有八个样板戏”。
当时文艺界的主事者，不知搭错了哪根筋，把所有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全部封杀，就留下八个样板戏，广播电台颠着个儿地播放，把人们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这大概是要为“江青同志”造势吧，不过这也太低估人民群众的智慧了。样板戏的恶果，就是文艺形式的单一化、程式化，后来几年的舞台和电影屏幕上，你就看吧：不是灰军装，就是黄军装。“革命”倒是“革命”了，老百姓却腻味死了。由于文艺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引起对决策者的厌恶，这也是“四人帮”被人民抛弃的原因之一。
回过头去说，经过三年的强力推广，到1971年，样板戏已如日中天。
1971年春节前的一段日子，是我人生中大可纪念的一个片段。当时我闷头干了一年多农活儿，忽然就不甘心把大好青春献给泥巴了。参加巡回大批判，给了我一大启示，别看我的“文化水儿”不多，但在农村，还是稀罕的。我要利用一切可能，发挥“有文化”的特长，参加一切可能的社会活动，免得被老农的“四大红”给腻味死。
那年冬季，农活儿不紧张的时候，大队组织了文艺宣传队。这个事物的产生，有着全县、全公社的背景。那时候，公社成立了专职的文艺宣传队，从各大队选调下乡和回乡青年，不发工资，由各大队承担工分。
公社起了这个头儿，各大队也纷纷效仿，成立了自己的脱产文艺宣传队。
这是基层自发的行动，没有上面号召——憋得太久了，农民也需要精神生活啊。
这文艺宣传队，都是业余演员，水平跟现在为民工表演的草台班子差不多。老农像牛马似的干了一年，连个正经电影都看不到一部，总不能把人给憋死吧？只要有一帮青年男女在台上又唱又跳，养养眼睛就行。
农村的文艺宣传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火如荼。
3队的一帮回乡青年，不服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水平，就在3队队长的支持下，自己组织了宣传队。大队的宣传队是脱产的，3队的是纯业余的，稀里呼噜搞了一个月，也端出了一台节目。
3队李兄的堂哥、堂妹，都是宣传队的主力，把我请去，要我给指导指导。我哪有什么文艺细胞，瞎说一通呗。他们却备感振奋，劝我干脆参加他们的演出，也担任一个角儿算了。
我正想凑热闹，于是一拍即合。
当时3队宣传队要演个样板戏的片段，一个19岁的女孩子会唱京剧，找不到男角儿搭配，就让我上。决定演出《智取威虎山》的“深山问苦”，19岁女孩演小常宝（猎户女儿），我演杨子荣，还有一老爷们儿演猎户老常。猎户的唱段很少，因此能应付下来。
3队的青年们对这个事儿特别认真，简直视为神圣，决意要跟大队的文艺宣传队打擂台。
再卑贱的青春，也不甘心被埋没。这大概是他们黯淡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一个闪光点吧。
要正式演出了，青年们对我演出的行头可是下了功夫，大伙七凑八凑，让我穿上了一身正经军装。没有马靴，就登上长筒防水胶靴。驳壳枪是李兄的堂兄亲手做的，像模像样。帽子也是李兄的堂兄的，一顶高档的狗皮帽子，当年杨子荣要是有这帽子，也犯不着闹革命了。
有一件事，很让人发愁。标准版的杨子荣，是有一个极其漂亮的白色披风的，这是“江青同志”的审美趣味。可是，在1971年的东北农村，上哪儿去找那么一件披风？就是拆了被里子也不行啊，家家都是旧被子，都泛黄了，黄得很难看。
“猎户老常”出了个主意，说豆腐坊榨豆浆的纱包，可以代替。于是，我这个杨子荣就披着豆腐包上场了。
生产队演出，也不用搭台子，吊起两盏马灯就行。乐队是李兄的堂兄拉京胡，其他还有笛子、二胡、锣鼓什么的。
我们这节目一上场，感觉还不错，小常宝开口一唱，全场静音。轮到我唱也是，老乡们呆呆地看着，入了迷似的。我注意到，前排有一些是老农民，戴着毡帽，袖着手。
事后反映还不错，大队团支书小丁跟我说：我爹说，还唱得挺有味儿的。”
跟我演对手戏的小常宝，长条脸，仅有中人之姿。这一唱，可不得了啦，成了全大队的明星。我们队年轻的队长，立马托人去提亲，三下五除二，把她娶回了家。
四十二、我为什么要逃避劳动
劳动是神圣的，这没有异议。我们从小，学校就是这么给灌输的。这里的“劳动”，是专指体力劳动。
但我下乡闷头干了一年多后，发现事实正好相反——“劳动是不神圣”的。
在那年头的媒体和文艺作品里，大队书记都是掌握着正确路线、带领群众苦干的人，其高风亮节堪比圣贤；而我所接触到的大队干部，却都是乡村贵族。
那时大队的一套班子，书记、大队长、副大队长、会计，是全脱产的。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民兵连长，是半脱产的。半脱产的干部，老是开会、搞群众运动，一年能干80天农活儿就不错了。
其余的贵族职业还有：卫生员、铁匠、小学校长、代课老师、供销社售货员、拖拉机手，这都是专职的，工作很轻松，一点儿农活儿不沾。
这一批人，构成了乡村的权贵阶层。他们的收入来源，是各生产队无偿负担的“大队分”，每年“大队分”总量有多少，都从生产队提留。
我所看到的“正确路线代表”——大队书记、大队长之流，是在全年中一天也不摸锄把子的。这与当时的主流理论形成了巨大的差异，那就是：越代表革命的人，越不用干体力活儿。所以，鼓吹“劳动神圣”，谁能信呢？
上面提到了一些“香饽饽”职务，谁来担任，谁有资格担任？由书记、大队长说了算。选择标准呢？一是看谁关系硬，二是看谁会拉关系。
不要说大队干部，就是生产队长，我也没见过有一个亲自劳动的。生产队里不劳动的，还有会计。
所有的农民，一年365天，一共也休息不了25天，全年都在忙忙碌碌。而那些脱产干部都做些啥？在大队部里务虚，到公社去开会。
你说，是劳动者神圣呢，还是不劳动的神圣？
我很快就明白了，就是再怎么闷头干，也进入不了乡村的“神圣阶层”。因为，一是我没有关系；二是我还有学生气，见了领导没话说。
6队有个女知青，中学毕业比我晚得多，投亲到了我们这儿插队，一天农活儿没干，就被安排当了代课老师，一直到被工厂招走。这有道理吗？
现在的媒体，把代课老师说得很惨，看得我直想掉眼泪，可是当年我要是能当上代课老师，那得高兴得给大队书记磕响头。
知青想通过招工回城，名义上是由各生产队“贫农协会”主任推荐，实际上是大队书记说了算。城里的干部想把自己的子女早点儿招回城，在农村没有关系的话，可以送礼。家穷的工人送不起，工人子弟就只能靠自己钻营，不会钻营的，那就“扎根农村”吧。
我是属于“灰色出身”的，这就足以被书记名正言顺地卡住。我父母是知识分子，还有闻一多那样的臭脾气，明知道一块上海牌手表就能解决问题，但就是不送。
那么我就是再苦干，大队书记也不可能推荐我回城去当工人。这种推荐制度，就是合法的“潜规则”。
谁实话，从我下乡起，我就没感觉到这是“五四”以后的时代。
人总还是个利益动物吧，没利益的事，我就不想再干了。
列宁还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呢，大队书记们好像不是列宁那一路的，我当然也就不想做保尔？柯察金。
四十三、我被大队宣传队收编了
大队书记从见我第一面起，就对我不感冒。原因是，许多知青见到他，都是热面孔、灿烂的笑，而我见到他则是冷面——没话。
那时候太不懂事了。我的这个毛病，一直保持到40岁以后，一位朋友教训我：你对顶头上司说点儿好听的话，能掉两块肉吗？”之后，我才有所纠正。
我的价值观，大部分来自书本，没太把老农当回事儿，包括大队书记在内；而大队书记也从没遇见过无视他权威的人，梁子就是这样结下的吧——这是我后来总结的。
不要说在那个时代，就是在现在，你的行为要是异于他人，也要遭到非议，何况不买领导的账，那不是找死？
恰恰大队书记有权力扼住我命运的喉咙，我有什么能跟他抗衡？什么也没有。
的宣传队也要参与竞争。竞争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自编的节目。
这可把大队干部难倒了，那时候的老农，几乎全是文盲，就是大队宣传队搜罗来的一帮知青，也基本等于文盲。文盲怎么搞创作？也许是有人提议吧，大队干部首肯，我就这样被大队宣传队收编了。
我得以短暂地脱离苦海。
宣传队跟着大队的作息时间走，早上不用赶在“老爷儿”升起之前起来，晚上也不用踏着夕阳归去。只是每晚吃完晚饭后，要加班排练。
跟“农奴式”的劳动比起来，这种生活就是天堂了。大队的会议室，暂且做了排演厅。从此再也听不到“四大红”了，朝夕相伴的，是青年们的笑声和歌声。
宣传队里所有的下乡和回乡知青，其实都是没念够书的。学业中断，是每个人心中的隐痛，宣传队朝气蓬勃的生活，让人产生了重回学校的幻觉。
到了大队，我才近距离观察到，做个乡村权贵是何等惬意。大队部，就是个独立王国，风不能进，雨不能进，干部们一天也不知道在忙些啥，一本正经而又优哉游哉。
宣传队的队长，是大队妇女主任，一位大姑娘，但身材硕大到需要减肥。这位妇女主任也算是世袭干部了，她老爹，就是那位农民人大代表。
妇女主任不懂文艺，她的主要工作，就是抓纪律，训斥作风散漫的知青。
宣传队的文艺指导，我们俗称“导演”，是一队集体户的小赵。小赵是附近镇上的下乡知青，在中学时就是文艺骨干。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喝斥缺乏文艺细胞的队员。
我的任务，是写台词。当时的流行节目，比如小合唱、表演唱、快板书、三句半，都需要有文字脚本。在此之前，我除了中学生作文之外，只写过一篇大批判稿，还是照报纸抄的，现在如何能转型到“文艺创作”上来？
在咱们中国，没有活人会让尿憋死的，我那时自有办法。
妇女主任给了我不少县文化馆编印的文艺节目材料，我抄一抄，糅合糅合，改头换面，就成了。
我这次拿出的重头戏，是一出小歌剧，剧名是《这鸡蛋不能卖》。瞧这剧名，就知道是什么货色。老农辛苦一年，到年终才能结算，平时手头没现钱，全指望抠鸡屁眼换两个钱花，连这个都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基本上就是不让人活了。
剧本的原著，是材料上现成的，我把《这南瓜不能卖》改成《这鸡蛋不能卖》，如此而已。
在大队宣传队，能听到女孩子纯真的笑声了，这挺好，比听老爷们儿胡侃“大姑娘裤裆”舒服多了。排演节目很枯燥，争吵不断，但也让人乐此不疲，我这才知道，怪不得文艺工作者都显年轻。
我最喜欢的，是能和同龄的知青谈谈心了。
跟我一起新补充进来的，有2队的老代，一个青年农民，我跟他相处得很好。还有6队的小于，也成了我的朋友。看小于样子蔫蔫搭搭的，不像有文艺素质，不知怎么也选调到了宣传队来，可能是妇女主任家的亲戚吧。
天寒地冻，大队拖拉机基本闲置，驾驶舱里就成了宣传队员们谈心的地方，常见有女孩儿坐在里面谈心。这情景，让人感觉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