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文学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诸位看了我上面介绍的一些情况，可以想想：要是那时我有一个进“富士康”的机会，是不是像进了天堂？可见，生活背景不同，感觉上会有天壤之别。
我们那时候是小孩子，不可能有什么成熟的世界观，也没有“左”或“右”的政治观点。我那时只是想，从我降生起，到16岁初中肄业，起码接受的是文明教育，而老农们给我的，是不文明的教育，是野蛮落后的教育，我本能地要进行抵制。
那时候，正如年轻读者所知道的那样，信息极端稀缺。我的精神世界，营养来源非常缺乏，在一片荒漠中，只有一点点外来的“水滴”。
那时候，省城新华书店外文部有卖“兄弟国家”画报的，我们家里买了一些，我就来细细研究，都挺有诱惑力的。
《朝鲜画报》，里面展示的是经典的“社会主义生活”，跟我在1965年之前的生活差不多，人们可以休息、逛公园。
《越南画报》，里面有一些绝色女子，拿着钢枪也不失妩媚。越南北方的少年，因为学习优秀还能获奖，真让人馋死了。
《新阿尔巴尼亚》画报里，农民的家庭也挺雅致，小桌上铺着针织网眼的桌布，好洋气。阿尔巴尼亚的农民，服装很艳丽，农闲时还能唱歌跳舞。
就算这些照片是“摆拍”的吧，可我们连摆都摆不出来。我久久抚摸着那些画报，憧憬着：哪天能过上这种生活，就可以瞑目了。
还有一个信息来源，就是偷听“敌台”。那时候，收音机的短波频道能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英国伦敦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这是两个对立阵营的广播，可是那时一律被视为“敌台”。偷听敌台，在理论上是要被抓的，但实际上没那么严重，有短波收音机的，不听才怪。
我们家有一台很不错的上海产半导体收音机，我有时会听一听。听这些异端的声音，不是为了寻求思想出路，而是听我们自己的听烦了。
那时候的感觉是，美国的音乐很难听，英国播音员的汉语很优雅，苏联播音员的汉语怪得仿佛火星语。当时还有苏联办的地下广播电台，叫“红旗广播电台”，那里面的内容较为刺激，我不敢多听，怕惹事。
偶尔听听，也觉得都是八股，没意思，可是偷听敌台使我懂得了：不论谁，都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可见我们现在拥有的，不一定就是真理。
真正救赎了我自己的，是文学。那时候，我想自学一门或几门知识，可是学什么都有难以逾越的门槛，只有文学，识字就能看懂。
在生产队闷头干了一年多，我发现照这么干下去，天天听“四大红”，精神上要死掉的，必须自我奋起，上进的阶石就是文学。当时我把能搜罗到的小说、诗歌，都拿来仔细看，还兢兢业业地做笔记。
下雨的时候，生产队不干活儿，这就是我的读书时间了，可谓“又乘微雨好读书”。
我读了英国小说《牛虻》，知道了人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读了苏联小说《海鸥》，对美丽的女游击队员无限神往；读了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觉得苏联就是天堂；读了《艾青诗选》，觉得他过去写农村的诗，写的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那时3队有一个回乡知青，好李，比我大一岁，这里就叫他李兄吧。李兄也喜欢文学，我们俩臭味相投，都立志把文学作为一辈子的事业。
那天在他家土炕上，说起各自的文学理想，都互相鼓励，好像《牛虻》里的烧炭党人在搞密谋一样。
我们不这样不行。李兄在当地没有势力背景，只有刨一辈子地的命。
我的家庭出身不“红”，当兵不行，招工的机会也不大，当时的大学还没有招“工农兵学员”，所以我也是死路一条。
我俩发下了毒誓：绝不刨一辈子地，说什么也要乘坐文学之舟，去远方。
具体怎么通过文学改变命运，我们都说不清。
后来李兄通过在延边自治州当干部的姐夫，把自己的身份转为下乡知青，去延边插队了。10年后辗转去了山东，如愿以偿当了报社编辑，他后来散文写得很漂亮。
至于我，坎坷就比较多一些。但总还算借上了一点儿文学的光，否则现在就惨了，非上街蹬三轮去不可。
三十九、上哪儿去弄到书
那个年代，无书可看。新华书店虽然没关闭，可是那里面的书，谁能感兴趣呢？
从1966年到1968年，“文革”闹红卫兵、打派仗、搞武斗，一共闹腾了三年。从1969年起，社会生活走上了“新轨道”，不闹了，可又沉闷得要死。中国自有文化以来，再没有比1969年至1971年更沉闷的了，连广播电台播放歌曲都受到限制。
那年头，“合法”的歌曲几乎没有。
一个国家，连国歌的歌词都是非法的，真是骇人听闻啊！后来，当局似乎觉得不妥，借着抗战胜利25周年，放出了一批改了词儿的抗战歌曲，有《大路歌》、《毕业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等。歌倒都是好歌，但不合时宜，老百姓觉得不好听。
1971年末，又放出一批陕北、湖南民歌，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鱼米香》等等。这批民哥有点儿特色，但老百姓还是觉得不过瘾。
一个国家，“合法”的歌曲只有20来首。在这种文化专制下，可想而知能读到什么书了。
那时候的出版检查之严，超乎想象，连《雷锋日记》都没得卖了，全是大批判文章合集，只有吃饱了撑的才去买来看。书店偶尔卖一本日本共产党左派的谈话录《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立刻就成畅销书。
那么，我想发奋自学，书从何来？
全是从非法渠道获得，还有依靠私人关系借。
1968年的时候，学生、工人不打派仗了，大家逍遥了一年。我和几个中学同学，钻进封闭了的学校图书馆，“窃”了一批书出来。我那时钻进图书馆，如入宝山，眼睛都不够用了，惊叹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多书。
我不知道挑选什么好，看看小开本的散文集挺可爱，就搜罗了一大批。刚看了一本秦牧先生的《花城》，立刻就被迷住，知道了中国的词汇，远不止语文课教给我们的那些，从此爱上文学。
后来在街上闲逛，看见有老头儿摆摊卖旧书，我就买了几本，其中一本是《艾青诗选》，用繁体字印的诗，看起来很舒服。
买完夹在胳膊下，坐电车回家，碰见两个大学生，一个问我：这书哪来的？”
我如实回答了。那人就借过去翻翻，对同伴说：艾青，大右派写的。”
这下我就知道这书的金贵了。
下乡后，我带着这些书。同学的手里也零星有几本《牛虻》、《家》什么的，就借来看。少年气盛，看了这些书，就更不想规规矩矩地向现实屈服了。
后来又向回乡青年李兄借书看，比如《海鸥》。我妈也从同事那儿借书给我看，比如《叶尔绍夫兄弟》。
这以后，在当地，我“特能看书”的名气响开了，结识了一些朋友，借书的渠道也多了，比如《普希金文选》、《莱蒙托夫诗选》、《神曲》等等，这质量就提高多了。
之后，我母亲看我自学渐渐上了道，觉得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就凭私人关系，有计划地从单位图书馆员那儿偷偷给我借书。借来的书，有辽宁省的文艺杂志《鸭绿江》合订本，有苏俄作家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法国作家法朗士的《诸神渴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些可是让我大开眼界。
最奇特的，是居然借到了一本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内部出版的“灰皮书”，读完后太震惊了——这样的阅读，基本也就上路了。
“读禁书”的经历，很难忘。有一次，我带着一本《莱蒙托夫诗选》到公社去开会，被县里来的一位驻社干部发觉：嗨，你那是什么书？”
书的外面，是包了牛皮纸封皮儿的，我信口开河说：是毛选啊。”
他说：我看看。”
我跟那干部有点儿熟，就耍了一下赖：毛选，就不用看了吧。”
那干部是知识分子干部，心知肚明，他不想让我读禁书，但又觉得喜欢读书就好，也就算了。
我的感觉是，读书就像吃饭，饿极了吃才香。现在我读书，就得挑三拣四了，读起来也三心二意，再不会像饿狼似的了。
四十、意气风发中学生
1970年早春，寒风刺骨，我在村边和社员一起刨大坑，满眼是黑土、残雪、败叶。那时最怀念的是什么？
是中学的教室。
我念中学，刚刚才一年。当时应在1966年7月放暑假，可是到6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个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贴出了“革命”大字报，中央广播电台立刻广播。第二天，全国的大、中学就都停课了。
我早期的受教育经历，就到此为止。现在的中学生厌学，那是因为天天吃饱饭，厌食了。我们那时候是没吃够。“文革”前的中学，比现在稍微宽松些，业余生活堪称丰富多彩。告别那样的生活才三年，我们就沦落成屯老二了，心痛啊。
站在大坑边，眼前老有幻影，是教室的白布窗帘，在微风中晃荡，还有春天窗下的丁香花。“当时只道是寻常”，哪知道说完就完了呢？
现在的年轻人，都诅咒我们“活该”！
我们活什么该？我们该遭天谴么？这问题我一辈子想不通。
“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是一个大学系主任贴出来的。“文革”的点火文章，是一个文艺评论家写的。“文革”武斗的主力军，是工人大老爷们儿和大学生。在北京“破四旧”打死人的，固然是中学生，但只是一小撮人，当时就陷于“全民共讨之了”，并不是所有的中学生都打死了人。
可是，遭惩罚的，怎么就是六届中学生（初中三届、高中三届，合称“老三届”）？
我们中学生跟着闹“文革”，其实就跟现在“90后”随大流买一本《独1970年早春，寒风刺骨，我在村边和社员一起刨大坑，满眼是黑土、残雪、败叶。那时最怀念的是什么？
是中学的教室。
我念中学，刚刚才一年。当时应在1966年7月放暑假，可是到6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个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贴出了“革命”大字报，中央广播电台立刻广播。第二天，全国的大、中学就都停课了。
我早期的受教育经历，就到此为止。现在的中学生厌学，那是因为天天吃饱饭，厌食了。我们那时候是没吃够。“文革”前的中学，比现在稍微宽松些，业余生活堪称丰富多彩。告别那样的生活才三年，我们就沦落成屯老二了，心痛啊。
站在大坑边，眼前老有幻影，是教室的白布窗帘，在微风中晃荡，还有春天窗下的丁香花。“当时只道是寻常”，哪知道说完就完了呢？
现在的年轻人，都诅咒我们“活该”！
我们活什么该？我们该遭天谴么？这问题我一辈子想不通。
“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是一个大学系主任贴出来的。“文革”的点火文章，是一个文艺评论家写的。“文革”武斗的主力军，是工人大老爷们儿和大学生。在北京“破四旧”打死人的，固然是中学生，但只是一小撮人，当时就陷于“全民共讨之了”，并不是所有的中学生都打死了人。
可是，遭惩罚的，怎么就是六届中学生（初中三届、高中三届，合称“老三届”）？
我们中学生跟着闹“文革”，其实就跟现在“90后”随大流买一本《独？97？唱团》一样，小孩知道个屁。
“文革”初期的混乱一结束，工人照旧做工，大学生等待分配，小学生免考升中学，基层干部被结合进领导班子，老师虽然还挺不起腰来，但好歹能继续待在学校里。怎么就我们这六届中学生要遭处罚？
大学生已经“成才”了，不能废掉，废掉成本太高。小学生大有前途，也不能废掉。就我们这中学生，是半成品，废了就废了吧。
那时候，不甘沦落的知青，最愿意干的事儿，就是读书；最向往的地方，就是教室。现在有“书斋革命家”老在嘀嘀咕咕，我还是那句话：你指责我们“不革命”可以，请去抓一把大粪再说。
其实1970年以后的中学，也很可怜。学制只有四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简直是在对付。就算毕业了，也绝大部分要下乡。四年当中，军训、劳动、大批判，要占去一半的时间。可人家，毕竟是每天进出校园。
有一次，我因为太郁闷，就跑到四平市去逛逛。四平，当时是个很土的城市，没啥玩意儿。可是在一所中学门口，忽然瞧见放学的人群出来，中学生们个个意气风发。那时候，中学生中的“组织”，除了共青团，还多了一个官办的“红卫兵”，大多数中学生，都臂戴红袖标。
这是当年的“90后”啊，那个范儿！他们戴袖标都不好好戴，就用两个别针，把袖标上端别在袖子上，风一吹，跟小旗儿似的，酷死了。
我看得呆了，立在学校门口，恨不得立刻就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