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顾鼎臣的意见，清查田粮是在中央政府得力官员的监督之下，由地方官员责令里甲完成。这样，既不会给中央带来太大的负担，又能有效防止地方再次作假。在具体操作方面，则以遵循原有的模式，做鱼鳞图册的形式进行。
（三）催征岁办钱粮
此项建议名为催征岁办钱粮，实际上却是顾鼎臣对江南地区粮长的保护。因为顾家世代为粮长，顾鼎臣对粮长所面临的困境有更深刻地体会，所以在赋役改革的侧重点上，对粮长减压也是其中之一。
有关这点，顾鼎臣的主张主要是从法度上对现有现象进行禁止：
乞敕户部拟议奏请定为事例，转行抚按司府衙门。今后征收钱粮审编长，务遵旧规痛革前弊。如州县官多佥粮长及纵容下乡收粮害民者，各问拟应得重罪，多收斛面加耗等项通追给主。官吏人等科敛打点使用所要年例，坐赃以枉法从重论。其故违诏旨不委里甲催办，辄用拶指夹棍比较粮长者，以酷刑送部降用。因而致死人命数多者，以故杀论。司府官做事不行禁革，听抚按一并参究。如此则贪酷者，知所警畏。生者无冤民，死者无怨鬼，而钱粮亦无逋负之患矣！
事实上，粮长的压力主要是由于各种偷逃的租税太多，钱粮在总数上无法达到造成。如果能有效清查土地，并按实际情况征收，粮长的压力必然得以减轻；也同样，如果偷逃现象仍然严重，在粮长包赔制不废除的情况下，粮长的利益是无法保证的。所以顾鼎臣只是希望里甲多分担粮长的责任，同时不可对粮长使用酷刑。而关于粮长的包赔等其他方面，并没有过多涉及。
（四）查复预备仓粮
预备仓粮，实际上仍是周忱所建立的“济农仓”，由于地方胥吏的贪污，至嘉靖时，济农仓早已名存实亡。不仅不能提供各类杂税的缴纳，一遇到灾伤之年，也无法作为调剂补充。在清查田地的基础上，顾鼎臣也希望对此部分做一个清查：
乞敕户部转行抚按官，备查二十年来各处预备仓粮是何年废弛，何人侵欺，曾否作何支销，下落明白，具奏处置。今后每年存留余米，抚按定差官查盘完足收贮，不时稽考，以为赈发补助之用。其奉诏设法处置，止许将在官无碍钱粮，并赎罪折纳银两糴买，不得趁机生事，科敛门摊架税，骚扰军民。
通过以上对顾鼎臣赋役改革思想的胪列，可以看出，顾鼎臣改革的主要做法就是对地方官员及豪强进行清查，对地方官员胥吏贪污腐败进行节制。尽管这不能称之为很有创建性的改革做法，但实际上，针对当时的江南土地赋税制度的实情来说，这确实也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第三节 顾鼎臣与赋役改革
一、江南赋役改革前奏
嘉靖六年（1527），甫至京师的顾鼎臣向世宗上《陈愚见划积弊以裨新政疏》，陈述其省祭时所目击的东南利弊，表达了清理田粮的要求。但此时，世宗仍然为“大礼议”之事所困扰，显然无暇顾及此事，仅草草回复为：“所陈俱切时弊，诏行抚按衙门督属举行。”疏下后仍迁延数载如故。嘉靖九年（1530），顾鼎臣又上《申末议以裨国计拯民命疏》，此疏语气恳切，甚至用词稍显激烈，对官员的敷衍塞责表示不满：
臣到京之日，以忠告大臣无益于事，乃于嘉靖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备将各府田粮积弊奏奉。钦依该衙门知道，续该户部工二部题覆准行，巡抚衙门转行各府州县。今经四年未曾查理出欺隐田一亩，粮一石，只闻奸猾之徒愈益恣肆，作弊日甚尔。
然而，对于此次上疏，世宗虽然回应为“乃申诏廵抚官，斟酌处置，从实举行。”④实际上仍未得到各方面重视。乃至于顾鼎臣在之后的奏疏中，不无愤怒地说：
乃于嘉湖六年九年二次奏，蒙皇上闵下听卑俯赐采纳。节该户部覆题，钦奉圣旨：这奏内事情应行的，着巡抚都御史斟酌处置，着实举行，钦此。钦遵。户部累咨巡抚衙门，转行所属各府州县。经一十余年未闻有令守一人遵奉举行，查出虚捏坍荒田地一亩，清出飞走欺隐税粮一石者。
多次无用的上疏，并没有令顾鼎臣放弃清理江南田粮的想法。嘉靖十五年（1536），顾鼎臣的门生王仪出任苏州知府，其对老师的改革措施大力支持，顾鼎臣于次年再次上《恳乞天恩饬典宪拯民命以振举军国大计疏》。“庶蠹弊清而民命苏，军国之需永永有赖矣！臣愚无任为千百万生灵哀吁祈恳之至”，类似的表述证明了顾鼎臣上疏的恳切之心。也许被顾鼎臣再三上疏所打动，也许此时的世宗已经认识到江南赋役改革的重要。此次上疏得到世宗的回应，得到了“行抚按官各委知府亲诣所属州县悉心清查，其虚应故事及延捱迟玩者劾奏之”的圣旨，并派遣当时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等十府的欧阳铎具体执行此事。江南赋役改革终于在顾鼎臣的督促之下，拉开了帷幕。
二、赋役改革阻力与困难
赋役改革无异于一次利益的再次调解分配，必然损害到官僚地主阶层的既得利益。而顾鼎臣的清理田粮的做法，更是要将地方官吏、豪强的不正当收入收回，这一定会遭到他们的打击报复。
遭受攻击最猛烈的是改革的具体执行者王仪，他新任苏州府三个月，就被攻击罢官。在言官的上疏求情和苏州百姓的多次请愿之下，王仪才得以复任苏州。抚按欧阳铎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诽谤：
常州方议行，而无锡诸乡宦颇牵制有司，若嘉兴则尤甚焉……而谤议四腾。
以征法格之，辄诧曰干版籍。此奸人之雄适己私，翼书算而为奸者，非至明者孰其炤之。
而对于顾鼎臣来说，赋役改革所面临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来自于利益受损的对立者，甚至连同僚和家人，也对其做法不甚支持。
顾鼎臣甫至京师时，曾将江南田粮混乱的情况向巡抚提及，本以为巡抚能“一闻此言当即时愤激，根究因由，惩刈厘正”，但实际上却得到“瞠目直视不发一言，后竟置之不理”的结果。而他于嘉靖六年（1527）与九年（1530）的两次上疏，虽得到世宗准行的批复，却一直拖延不行，同样显示了其同僚们对其意见的不重视与不认同。
另一方面，在顾鼎臣亲族内部，也无法对他的行为表示理解。由于顾鼎臣为受封赏的士大夫，顾氏家族不少土地，按照新的办法，顾鼎臣家赋税也势必增加，顾鼎臣曾给欧阳铎说：“公行法，而我家增赋数十石，然为百贫家减十五矣。”虽无直接资料说明亲族的意见，但十石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对顾鼎臣家来说也是一项负担。另外，亲族中也有将土地寄存于其家者，而顾鼎臣借此机会将假托其家名义的土地一一退回，这无疑得不到亲族成员的支持。为了防止亲族成员见怪，顾鼎臣特意在家书中向儿子交代：
昨日蒋监生到，收家书。所云其家寄田之事，决不可容。各家寄田，伺后造册都推还各户。闻之朝廷英断，新政必然更张，我等宦家，尤宜预先改正，切不可如前苟狗人情，□犯不韪。亲友见怪，以我书与看。钟五官人，既以葬在地上，待我回来议之。
尽管面临着来自于家族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困难和问题，顾鼎臣还是坚持关注江南赋役改革，并将此事进行下去。这不仅表明了顾鼎臣改革的决心，同时，也正验证了顾鼎臣赋役改革的目的是“实为七府小民救困扶颠，以举国家大计，非臣一审一家之私图也”。
三、顾鼎臣与欧阳铎、王仪改革
包括唐文基先生在内的有关嘉靖十五年（1536）赋役制度改革的相关研究中，都将此次改革称为欧阳铎、王仪江南赋役改革，而顾鼎臣作为改革的倡导者反被简单提及。事实上，顾鼎臣在此次清查土地及相关赋役制度的改革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除去首倡之功不提，他还影响和推动了欧阳铎赋役制度的制定和改革的具体执行。
（一）顾鼎臣与欧阳铎的“摊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