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赋役制度方面，欧阳铎的做法是“计亩均输”，也称“牵耗”、“摊耗”、“均摊”，其主要是“令府州县各总其亩之额，而丈量田以正亩；括其征米银之凡，而计亩均输”，《明史》则介绍为：
令赋最重者减耗米，派轻赍；最轻者征本色，增耗米。阴轻重之，赋乃均。诸推收田，从圩不从户，诡寄无所容。州县荒田四千四百余顷，岁勒民偿赋。铎以所清漏赋及他奇羡补之。
即在丈量土地，清查隐蔽田粮的基础上，核实各州县的田亩和赋税总额，按照赋税的轻重，增加或减轻农户耗米或者金花银的收纳。也就是说，用耗米和金花银调整不同科则田地的负担，以平均的税收，来杜绝诡寄等现象。
从欧阳铎的做法来看，显然，他也认同顾鼎臣所说贪官污吏是江南赋役的主要弊端的观点，也同样认同清查田粮的做法，而“摊耗”的执行，实际上也是利用赋税手段杜绝诡寄。清查田粮和摊耗两者互为补充，互相支持。
从顾鼎臣对于江南赋税问题的分析来看，也同样可以看出欧阳铎“摊耗”原则与其渊源：
各县税额正耗轻重，自国初行至成化间，此系成法，因权宜而遂使失正，不谓之变乱得乎，切惟四十年来，粮长小民坐此箠搒庾禁流亡而死者何可胜计？此尤仁人君子所当动心者也。君子平其政，今使田上者税耗反轻，而下者反重，谓之平得乎？此事譬之二人担水，而力有强弱，强者虽加以斗升未害，弱者虽本分尚不能久胜，其势然也。乃挹强者以益弱者，使一人攘臂而趋，一人困顿而不能前。或遂委惫以至于毙，仁者见之忍乎？
另一方面，欧阳铎不仅在给顾鼎臣的书信中，将其主张详细汇报，将顾鼎臣作为改革的领导者对待，更是盛赞了顾鼎臣的功绩：
某不佞敬为天下庆之，若夫主张正议，清查田粮，使郡县长吏张目，从事数十年之积弊得拔其根，百万之钱粮竟复其额。此其泽在桑梓，而功归朝廷，亦未有如公之盛者也。二三有司各效尺寸，得藉手以逭瘝旷之责，岂敢忘所自哉！
从实际操作来看，顾鼎臣又告知弟子王仪，支持欧阳铎的改革。在崇祯《吴县志》中，有《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摊耗丈量田地册》，其详细的内容，可见王仪对欧阳铎改革措施的贯彻力度。为了清查，王仪不得不委屈周旋于各地方官之间，对此，欧阳铎也表达了对王仪的感激之情：“清查田粮，颇有次第，王守破崖岸，为之足以仰承盛意”。
无论在改革思想的形成，还是在尽力保证改革顺利实施等方面，顾鼎臣都全力支持着欧阳铎。顾鼎臣在上疏中对江南积弊的分析，对后来的改革者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果没有顾鼎臣对欧阳铎和王仪改革的支持，他们的改革很可能在反对声中流产。由此看来，对于顾鼎臣在此次赋役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或许现有的研究者都将之降低了，希望笔者的论证，能引起研究者对顾鼎臣的重视。
（二）顾鼎臣与王仪的改革
王仪是顾鼎臣在地方进行赋役改革的得力助手，正如顾鼎臣所认识到的，改革积弊，要靠得力的人来完成，否则也是一纸空文。王仪出任苏州知府，也预示着顾鼎臣改革契机的到来。对于王仪所进行的改革，顾鼎臣不仅大力称赞褒奖，给予其支持；同时也不断通过鼓励、鞭策，来达到坚定其改革信念的作用。
为了让王仪能得到更多的支持，顾鼎臣不断利用各种机会，对王仪清查田粮的行为进行赞扬，进一步为王仪的改革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在上疏和与欧阳铎的信中，都有提及：
近年止有苏州知府王仪，不畏强御，尽心竭力，督率州县正佐官员，清查坍荒虚实，并去粮存各项积弊，已有端绪。闾阎田野闻之欣欣若更生，其流放四方穷民亦有相率复业者矣。
六府州县，官惟是敝府知府王仪颇能仰承德教，尽心竭力作而行之。
在王仪受到诬陷之时，顾鼎臣帮他顺利脱困，使之能继续进行改革，同时他关心改革的进展，不时激励王仪，给他强大的精神支持。在清查出昆山常州每年为长洲吴县二县多出七万五千余石税粮时，顾鼎臣曾言辞激烈地给王仪写信，希望王仪能够不被长洲吴县两县胥吏左右，查出多交原因并加以纠正：
今闻执事加志于邦本，查出昆山常熟每岁代二县多出耗米至七万五千余石者已四十余稔，于乎细民岂不冤哉，执事功德岂不大哉？仰惟高皇创业之初，但系赋税升合差错多置重典。盖以厘革元季郡县因循苟且之政，里胥飞走出入之弊而然。今此事意必有往年抚臣一时权宜处补之令，若往而不返，承讹踵坏，以至于今，则总书之奸也。执事仁明，既已洞照，必日为昆常小民愤叹不食，一举而正之。竦息以听者旬日矣，而未闻指挥者何也？意者长吴二县早暮承役之人，得以异议动摇执事之初心乎？
在此信后，顾鼎臣又修书一封，对自己激烈言辞道歉，并将王仪誉为“仁明大贤”，将清丈誉为“千载一时”的大事：
执事其益坚初志，勉卒垂勋，为吴民造无穷之福，则庙食百世，遗爱岂在周夏二公之下哉，至望至望。
在顾鼎臣的密切关注和严厉敦促下，王仪同样也不负其望，成为地方上赋役改革的先锋。
四、欧阳铎、王仪改革的实效
经过两年的改革，欧阳铎、王仪在江南地区的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苏州府各县纷纷清查出隐蔽的田地和税粮，其中以嘉定县和常州县为首。整个苏州府通过清查，共清出隐田二三九○顷，隐粮六三一九五石。
而在赋税制度方面，摊耗法也在苏州各县得以执行。以顾鼎臣的家乡昆山为例，万历《昆山县志》对其进行了描述：
嘉靖十五年间，知府王仪灼见其弊，立为牵耗之法，官府册籍七则如故，民间定例以正耗米牵为一则，每亩均派正粮三斗三升五合，惟极低者每亩二斗二升。金花银官布总在白银内画一征收，以绝朝三暮四之扰，民亦称便，此税粮之一变，世道升降之一机也，故谨识之。
其他地方同样如此，如吴江县在改革后，每亩征平米三斗七升六合，科租地每亩征平米一石，派征本色米五斗三升，折色银二钱三分五厘，折率是二石当银一两。而长洲县则“每亩摊平米三斗七升五合”
在改革之后，官田和私田虽然仍存在，但实际上，两者的差别已经被夷平。总体上说，改革取得了惠贫民，抑豪民的效果，《吴江县志》曾记载了改革后的状况：
按夏税，小麦、丝、钞、农、桑、丝及马草，及户口、盐、钞、义、役、马役、水夫、食只、应修船等项，自明初至嘉靖，或分项另征，或以耗米羡余包办，时辄更换而奸弊仍多。故《王册》归并秋粮项下通征，又总计正耗，不分官民田一体均摊，且验派止分本色米折色银二项，使简而易知，莫可增减。盖一时救弊之良法也。自此而后遂为定例，行之至今，其详见《经略类》。又按《霍册》云，官田民田之赋偏枯特甚，民至有闻官田之名而却走，不敢认业者。王君力为更张，不分官民田一体均派，盖嘉靖中民田为豪家所占，而官田反为贫家有已非一日。欲轻官田赋，以惠贫民，自不得不重民田赋，以抑豪民也。是后官田不异于民田，而官田之名亦虽泯矣。
小结
嘉靖十五年（1536）所进行的改革，对晚明的后继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此次改革为之后在江南地区进行的“扒平”田赋、“官民一则”等改革提供了思路，也为张居正万历年间的改革提供了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在改革中，顾鼎臣虽然并没有太多机会参与到实际执行之中，但仍凭借自己对江南赋税问题的掌握和励精求治的精神，促成了改革的实施与成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顾鼎臣对此次江南赋役改革有着巨大的影响。
改革完成后，顾鼎臣并没有据此居功，甚至在当时的文献上，也记录为欧阳铎的功绩。从这点上，也更加反映出顾鼎臣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品格，其所秉持的修齐治平的理想，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声名和利益，而是真正心怀国家，心怀人民，真正无愧于“泽在桑梓，功归朝廷”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