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戴着右派帽子离开北京前往宁夏。
一年了，整整一年了，如同是一场梦，如同是一场至今未醒的梦。一年前的九月，国庆节的前几天，主任在一大清早就找他谈话。他坐在一把老式的非常笨重却很结实的木椅上，主任在他的眼前走过来走过去，不时侧过头来望他一眼，态度极为和蔼，语气非常亲切。
“小郑啊！你是咱们领导小组的成员，对党的政策也都掌握、吃透了。你看咱们单位里还有哪个右派分子没有挖出来呀？”
“我看不出来。”哲夫想了想才回答。
“大胆地讲嘛！不要有什么顾虑，啊！”
主任在他跟前停了一下又走了过去。
“我真的看不出来。”他并不知道主任今天想找他谈什么。
“上级给我们的指标还没有完成，这可是个原则立场问题，丝毫也儿戏不得。你如果能提出合适的人选，只要再抓出一个来，咱们的指标就可以完成。”主任说罢，有意走到茶几旁饮了一口茶，从茶杯上方观察哲夫的反应。哲夫想说，实事求是嘛，怎么能为了完成指标就……但他想了想没有说出口。主任非常耐心地等了一会儿又接着提示他：“你在基层工作，跟编辑部的同事们能打成一片，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你都清楚，只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就能发现问题。你仔细想想，你们组的那几个，小王、小李、老赵，他们在下面说过什么？想想？再想想？”
一旦知道了主任的意图，他感到浑身难受，胃里也不舒服。
他没有犹豫就立即回答了主任的问题。
“他们都挺好，不是右派，也没说过什么。”
主任站了好大一会儿才又重新在房间里踱步，用一种很随便的口气问道：“小郑啊！有人说你和费孝通是同学？”
“费孝通是一九三三年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当时我才三岁。
不过解放之后我也上过燕大，也算是前后同学吧！”
“你给他照的那张像片发表之后影响很坏。摄影是一门艺术，而艺术是有阶级性的。”
“我是按照编辑部的计划去拍的。”哲夫已经听出弦外之音了，事关重大，他赶忙解释清楚。
“这我当然知道，不过……你去给他拍照的过程中，他都对你说了些什么，你可一直没有给组织讲清楚。”主任板起了面孔。
“他没说什么，只是……只是一些很平常的话。他当时是国务院专家局的副局长，我去采访拍照旁边还有人……”
主任突然一屁股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扶手椅上，并且粗暴地打断了哲夫的话：“不要过多的解释，他是个大右派，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一定会利用一切机会向党进攻的。你们是同学，又在一起拍照，照得又那么……啊……又那么精致……”
“主任，他真的没说什么……”
“听说天津南开大学的郭文涛是你的亲戚？”主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很快就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转移了战略目标。
“他是我的大舅。”
“那可是个大右派，他公开为胡风反党集团翻案。”
“我从报上看到了。”哲夫如实地说。
“既然知道了，就该揭发他的罪行，与他彻底划清界限。这么多天了，组织上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可你的表现很让人失望。
郑哲夫，该是悬崖勒马了，再滑下去就与右派分子同流合污了。”
从开始谈话时的小郑到直呼其名，哲夫从中已察觉到这一极其微妙又极其重要的变化。他突然意识到，主任今天与他谈话的意图似乎不光是让他揭发别人，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
“我跟舅舅接触不多，他的事……”
主任从扶手椅上站了起来，伸出一只手制止了他的讲话。
“你不要再说了，我今天是代表组织跟你谈话，组织上研究了你的问题，认为性质很严重，是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
“主任，我真的没有……”
“你的父亲在解放前夕逃往香港，你的哥哥先去香港又去英国，他们在外头都干了些什么，你不会不知道吧！？”
“主任，他们干些什么，我……”
“郑哲夫，我们准备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能大胆地揭发其他右派的罪行，说明你还有悔过自新的表现，假如硬往泥坑里头跳，那可是无底的深渊。你还年轻，听说最近找了个对象就要举行婚礼了，你不为自己也该为对象为家庭多想一想嘛，是不是啊……不然的话……恐怕谁也帮不了你了。”
走出主任办公室，他感到茫茫然，他完全明白主任一一不！
是组织的意图了。他只要给大舅、给费孝通“增加”一些罪行，“揭发”一些右派言论，他只要把身边的几个同事在闲谈碎语中的“右派言行”检举上几条，他自己就会平安无事，否则，他就会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就会坠入无底的深渊。
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桌上摊了一张白纸，屋子里的人全出去了。他冥思苦想却想不出有什么可揭发的，总不能为了挽救自己而给别的人无中生有吧！因此，当这天下班的钟声响起，他给主任交回一张白纸时，心中异常平静。
第二天上午，领导小组开会没有让他参加，接着召开的积极分子会也没有他的份儿。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风在各个科室流动，一些平时很要好的同事也与他拉开了距离，人们在私下议论着什么。
第三天，也就是九月二十九日，当郑哲夫像往常一样按时到达单位上班时，大院里、走廊上到处都张贴着“揭发右派分子郑哲夫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标语和大字报。
郑哲夫虽有预感，但真的见到自己的名字与右派、与反党反社会主义联在一起，仍然感到不知所措。这天下午，在全社召开的批斗大会上，他这个被称为“善于伪装、隐藏很深的右派分子”
终于被挖了出来，从此，“右派分子”的帽子就扣在了他的头上。
此后就是一连串地批斗、交待、写检查材料。一九五七年底他被送到唐山的一个农场，与一些知名的大右派像肖乾、陈企霞、钟惦棐等一道边劳动、边改造、边交待。
这次突然把他从农场叫回来也不知等待他的是吉是凶是祸是福。回到机关，还是那位主任与他谈了话。
“你在农场劳动得不错，但对自己的问题深挖得很不够，对剥削阶级家庭的影响认识得也不够深刻，今后只有在艰苦的条件下加强改造才能脱胎换骨重新作人。”
这似乎是个开场白，哲夫关心的是后面要谈的实质问题。
果然，主任稍加停顿就接着说：
“现在有一个锻炼改造的好机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人员去支援，组织上考虑到你还年轻，条件比较合适，打算把你调到宁夏去工作，现在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愿意，我愿意去宁夏。”
“那好，由于时间仓促，组织上已经把你的调动手续都帮助你办好了，这是明天的火车票，你抓紧时间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准时到银川报到吧！到了那边好好工作，好好劳动，抓紧思想改造，争取早一天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离开首都北京，对很多人来说是痛苦的，甚至是极为痛苦的，但对哲夫来说却是一大解脱。他对这次调动没有任何怨言，在他经历了这整整一年的劳动、检查、批斗、交待，连拉屎撒尿都有人监督的精神折磨之后，莫说是去宁夏，就是去南极、北极他也会欣然前往。他还年轻，有一副强健的体魄，又学有专长，他自信不管是多苦多累多脏的活计，他都能拿得下，他多么盼望自己能为社会主义祖国出力出汗添砖加瓦呀！
离天黑还有不大一会儿，想回天津看看老母亲已经来不及了。可怜的妈妈得知舅舅和儿子都成了右派，心里头不定多着急呢！宁夏在千里之外，此一去离她老人家更远了，儿行千里母担忧，与其临行前匆匆告诉妈妈，还不如到了宁夏之后再写信。
去北大看看石洁吧，他虽然给她写了信，却没有一天不在思念她。他不愿意连累她，但却不能忘掉她。分开的时间越久，对她的感情越深，往事的回忆成了他最为珍贵的财富。32路汽车还是那么拥挤，佩戴北京大学校徽的几个学生在车上谈笑风生旁若无人。他静静地站在一个靠窗的地方，计算着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思考着对石洁说些什么。说什么呢？又怎么说呢？他一时愣住了，真的到了北大，见到石洁说什么呢？见到昔日的师长、同学又说些什么呢？汽车到站，他随着人流下了车，但他面对悬挂着伟大领袖书写的“北京大学”四个大字的校门，他的双脚像灌足了铅，没有力量挪动。他站在校门对面一个不为人注意的角落，留意着进进出出的人流。在他的心目中，所有的人都比他幸福，都比他自由，都比他勇敢，而他只能像一条受了伤的鱼，默默地躲在水中，大口大口地吞吐气泡。他来到了北大，却没有勇气迈进校门；他来到了心爱的人的身旁，却无法向她倾诉衷肠。还是不要打搅她，不要再连累她吧！当他登上返程车离开他的母校时，心中默默地念着石洁的名字：“洁，小洁，你知道我的心吗？”
北京车站总是乱哄哄的，没有一天甚至没有一刻不是人满为患。由于昨天晚上他已知道了小妹全班都下乡为欢庆人民公社的成立慰问演出还没有回来，所以哲夫的身边没有送行的人。
从北京到银川的火车刚刚开通不久，旅客并不很多，哲夫很从容就在硬座车厢里选择了一个靠窗的座位。他望着车上车下告别的人群，心中不免有种孤独的感觉。他的离去似乎像飘散的一丝风，像落在沙滩上的一滴雨，不被任何人所注意。看来，北京真的没有了自己的位置，真的不需要我了。想起五年前，从朝鲜回国时，站台上多么红火，那个时候他是英雄凯旋，享受的是鲜花、鞭炮、乐队……而今，短短的五年，沧海桑田，他成了国家的罪人，浑身上下已被盖满了右派分子的印章，正被发配赶往边疆，到那里劳动改造，继续过着被人监督的流放生活，今昔相比，真的已恍如隔世不可同日而语了。
一声汽笛响，火车徐徐启动离开了首都。他想把车票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却无意中触着了两件宝物。此次去宁夏扎根边疆，除了随身行李和日用生活品外，他还带了两件最为珍爱的东西，一件是那枚曾经经历过抗美援朝战火的邮票“二元倒”，再一件是石洁的一帧照片。他顺手把照片取出来，一个甜甜的笑脸正对着他。望着照片就想到了初恋，就又捕捉到了似乎已经逝去的青春年华。这是在颐和园后山上照的，它的背景是绿树、小山、湖水、木桥。他清楚地记得，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午后，他们就是在这座木桥下第一次亲吻，享受那幸福美妙的一刻。
“看什么呢？还不快来帮帮我。”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但他太专注了，他仍在回味着与心爱的人在一起时的欢乐。
“哲夫，我叫你呢！”
天哪！是石洁，是日思夜想的石洁，是他最想见到的石洁。
“小洁，你这是去哪儿？”
“我跟你一起去宁夏，再也不离开你！”石洁说罢甜甜地一笑，这一笑比照片上的她更甜更美更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