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婚礼举行的当天，新郎给新娘送来了一封信。
正如哲夫所预言的，临近国庆节时北京地区的反右斗争大都已经转入整改阶段了。
已被揪出来的大大小小的右派分子该戴帽子的戴帽子，该送走劳教的送走劳教，该留在单位当反面教员的当反面教员，革命队伍更加纯洁了。
石洁领到了大红的毕业证书并被选中留在系里当助教。学校在未名湖畔分配给她一个单人房间，屋子虽不宽敞，环境却很难得。她们全班三十几个同学，有七人划成了右派，有两个没领到毕业证，留校当助教的只有三个人，她是惟一的女生，而且是非党员，另两个都是班干部、党员，家庭出身比她优越，同时也都是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哲夫所在的系统属宣传口，相比之下步伐慢了一点，还处在深挖批斗阶段，不过也已进入尾声了。上个月哲夫正式向领导提出了结婚申请，领导不仅非常爽快地批准了他的申请，还按惯例在职工宿舍大院里给他分配了两间平房。
房子虽说旧了点，屋子也黑，采光不大好，但刚脱离单干就有里外两间面东的大房子，院子里有自来水管，胡同口有公共厕所，这就算很不错，够方便的了。
他们俩对这个新居相当满意，只要稍加粉刷就是一个理想的安乐窝。石洁尤为高兴的是新居面东靠北头，在那儿还有一个可以让他们使用的小夹道，只要在上边支上一块遮风避雨的板子，就是个很不错的小伙房。要能在外头烧水煮饭，小屋子不光是宽敞利用率高，而且没有煤烟熏烤会干净许多。
布置洞房是哲夫的妹妹蓓蕾一手操办的。她说爸爸不在，妈妈来不了，她就是男方的全权代表。她把几个同班的男生叫来先干了一天粗活，又把几个女伴叫来干了两天细活，前后只用了三天的工夫屋里屋外就变了样，谁见了都说到底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布置的别有风味，既美观又实用，既富于浪漫情调又不失典雅风范，既有艺术品位，又是平常人家。
九月二十日，石洁的母亲特地从上海来到北京参加女儿的婚礼，哲夫和石洁双双到车站欢迎。第二天，石洁又陪着妈妈专门进城看了新居，老人也非常满意。
五十年代青年人结婚不像后来这么复杂，布置好新房再预备一些瓜子烟糖就算齐了。当新郎新娘准备佩戴的大红花摆在喜床上时，一切准备就绪，用小妹蓓蕾的话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单等喜庆的日子一到，石洁姐就成二嫂子了。
哲夫自从当了领导小组的成员之后，工作更加忙碌，业务上的任务没减，运动当中的事情又增加了许多。领导小组一共五个人，只有他不是党员不是领导，所以通知开会、会议记录、整理材料、统计报表这些事务性的活儿，大都摊在他的头上，而真正领导运动、掌握政策、确定批斗对象等等大事当然也轮不着他。
眼看就到国庆节了，上级交待下来的右派指标还没有完成，所以他这个即将当新郎的人还是闲不下来，要不是小妹硬催着他抽工夫去理了发洗了澡，没准儿脏不拉兮的就想入洞房呢！
这一天终于到了，按约定由哲夫从单位找个小车去北大迎娶新娘，然后在新房里举行个简单的仪式，然后就是闹洞房了。
九月三十日是个阴天，从一大早就稀稀拉拉地下起了小雨，灰蒙蒙的天，不紧不慢的雨，似乎与这个大喜的日子不大协调。
石洁对天气并不介意，喜悦的心情早已有些掩盖不住，还不到九点就在女伴的帮助下梳装穿戴整齐单等汽车的喇叭响了。
从九点到十点，又从十点到十一点，仍然不见接亲的人来，有些女伴早已沉不住气了。石洁的母亲也有些不安，但她没有说什么，城里城外这么远，又没有电话联系，急也没用。石洁心里当然着急，她倒不是急着进城，而是担心接亲的汽车在半道上出什么事故，要不就是司机临时有什么别的任务来不了。一屋子的人都不安，但谁也不愿意把这种心情说出来，不仅不说，反而还尽找些开心的话、逗趣的事说个没完。瓜子皮嗑了一地，水果糖也剥了不少，眼看都快十二点该吃中午饭了，还不见哲夫的影子。女伴们再也沉不住气了，这个说要罚新郎唱歌，那个说要罚哲夫喝酒，还有人说新郎必须得给大伙儿磕头认罪，不然的话咱们娘家人就不上车。
快一点钟了，雨下得更紧，女伴们连赌气的话也说不出来了，一种不祥的阴影已经罩在了人们的心中，不管如何，这是很不吉利的。有人从食堂里买来包子，可没有人吃也没有人动，大伙儿都说不饿，都盼着这种等待早一点儿结束。
大约在一点半左右，一个陌生的男子急匆匆跑了过来。
“石老师在这儿住吗？”
“你找谁？”
“石洁，石老师。”
“在。你是谁？”
“郑哲夫让我给石老师送来一封信。我还没来过北大，这个斋那个斋的可真难找。”说完他把信递给了石洁。
“不……不……不可能……”
“是真的，是真的。”来人轻轻地说。
“我不信……我一百个不相信……”石洁的手在颤抖，她已无法控制自己哭成了泪人。
石洁的母亲把信接了过去，才知道哲夫被打成了右派。
洁：
昨天我被划为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目前，我正在交代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将来的日子怎么过连想也不敢想。洁，我对不起你，不能再连累你了，让我们就此分手吧！
希望你与我划清界限，做个人民的好教师。
哲夫即日隔离期间是不准与外界通信的，请不要询问送信人的情况，他已经帮了很大的忙。
哲夫又及“同志，真麻烦你了，下着雨跑这么远，坐下喝杯水吧！”石洁的母亲强压住心头的悲凄，不失礼貌地招呼客人。
“不了，信送到就行了。没想到，我们大伙儿也没想到。听说单位的指标没完成，谁也没想到临了临了，把他给补上了。唉！”
送信人走了，女伴儿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安慰石洁几句，也都陆陆续续地走了，小屋里只剩下石洁和她的母亲。外面的雨又下得紧了。母亲坐在床上发愣，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抓右派还有指标，抓右派还有指标……”
石洁已经擦干了眼泪，她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她一言不发只是死死地盯着窗外，望着那平静的但却被无数的雨点拍打着的湖水，望着那傲然屹立在湖边的水塔。
突然，她下定了决心，抓起了一把雨伞往门外走去。
“妈，我进城，我要去见他。”
“小洁，冷静些。隔离期间你是见不到他的。”
“妈，我要去。我是他的妻子，我有权知道发生的事情。”
“小洁，你要一定要去，让妈跟你一起去吧！”
“不！女儿能行。妈妈，今天是女儿结婚的日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女儿在这屋里呆不住，您就让我去看看他吧！”
“好吧！妈不拦你了。不过，要理智些，晚上早点回来。”
“妈，要是太晚了赶不上车，今天晚上我就不回来了。您别着急，女儿已经是大人了。”
“你一个人在城里，妈不放心。”
“我能行，那是我的家。”
是啊，女儿大了，母亲已经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再阻拦她了。去吧！让她去吧！也许那样她会好受些，城里有她心爱的哲夫，有她那本该是温馨的家。
出版社看门的潘师傅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无儿无女，门房就是他的家。这工夫天已擦黑，外头又下着小雨，机关早都放了假，他一边听着话匣子里的评书，一边就着花生米慢慢地喝酒。石洁以前跟哲夫来过，潘师傅还有印象，这会儿一见石洁来了，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唉！这话儿是怎么说的，本来是个大喜的日子，归齐摊上了这个。石老师，你们有文化的人识文断字不迷信，可我不行，依我说这都是命，人再有本事也得听命运的摆布，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大爷，我想见见他，能行不？”石洁乞求地问。
“不瞒你说，姑娘，明儿不就是国庆节了吗？上头有指示，为了保证首都的安全，昨天晚上就把他们几个……几个……”潘师傅话到嘴边却不忍说出来。
“几个右派。”石洁只好替他把话说明。
“把他们送到城外头一个印刷厂的仓库里集中看管，具体在哪儿我可说不详细。就是我说详细了，你也别想见着，保卫科的人连锅端，都跟着去了，说这是政治任务，敌我矛盾。”
“大爷，他不是没贴过大字报，在鸣放的时候也没说过什么错话，他不还是领导小组的成员吗？”
“人家说他隐藏得深，说他跟中央一个姓费的大右派有联系。”
“费……费孝通？他跟费孝通有联系？”石洁着实大吃了一惊。
“这人哪就跟天气一个样，昨天还是领导小组成员，还在主席台上坐着呢，今天就兴许给戴上个右派帽子。您瞧这天气，昨儿格响晴白日晒得人着不住，今天可好整整下了一天雨。唉！
认命吧！”潘师傅像是对石洁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石洁告别了潘师傅一个人往回走，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已经亮了。雨并不大，她也懒得撑伞，街上到处都洋溢着欢快的节日气氛，红灯高挂、彩旗高悬，虽然在细雨中旗子有些打蔫，但仍不失为五彩缤纷。
宿舍大院离出版社不算很远，大门口也有两个大红灯笼和一面国旗，灯笼上还用金色的纸剪贴了“国庆”两个扁宋体的大字，院墙上张贴着一些标语，其中有一条写着：“热烈欢呼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
院子里有几个学生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明天早上的国庆游行，一个说他们学校四点钟集合，而另一个同学则说他们学校三点半就要准时集合，两人争执不休。上房的一家正在收听新闻联播，收音机里是一个男播音员的声音，他正满怀激情地播发《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
人们似乎没有留意到她的到来，她也不希望人们注意她。
当她走近自己的新居时才发现房门并没有上锁。她轻轻推开了门，借着院子里的亮光她才看清是小妹蓓蕾一个人呆呆地坐着。
两个同龄的女孩在此时此刻此地相见，真是百感交集无话可说，她们紧紧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都希望从对方身上汲取一些支撑的力量。电灯打开了，洞房里顿时亮堂起来。石洁又把桌上的一对喜烛点燃，小屋里更增添了喜色，墙上的“囍”字似乎分外鲜红，枕巾上的一对鸳鸯仿佛随着烛光的跳跃真的在水中嬉戏。
石洁从怀里掏出了那封哲夫写来的信，她把信紧紧地捂在自己的心口上，她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
外面的雨又下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