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裸露双臂敞开胸怀迎接它的到来。
当轰轰烈烈的运动宣告结束，哲夫被打成右派后，不止一位好心人劝告石洁应与他划清界限断绝关系。有人为石洁庆幸，说运动搞得真及时，差一天就生米煮成熟饭了，若不是婚礼告吹，他这一辈子就将沦为低人一等的右派家属了。有人为石洁撑腰，说结婚证书虽然领了，但那只是一纸空文，是右派分子耍的花招，是右派分子欺骗腐蚀女青年的罪证，结婚登记应宣布无效。当然，也有的女友开始为她物色新的对象，有的男士见机会难得则毛遂自荐，特别是一位分配到中央党校工作的同学更接二连三地来信表白，愿意做她终生的革命伴侣。
石洁是个又随和又非常固执的人。她与同学、同事平时相处挺随和，但对一些重大问题却相当的固执，绝不人云亦云。对待自己的婚姻大事，她当然更有主见。
作为一个人民教师、进步青年，她并不怀疑反右派运动的英明伟大，但她怀疑给哲夫的定性有失公允。她深知自己无力改变哲夫的命运，但她却知道自己有权决定与哲夫的关系。当她了解了哲夫的全部“右派罪行”之后，她非常坦然地告诉母亲：“妈，女儿过去选择了他并没有错，我愿意做他的妻子。哪怕他劳改劳教，女儿愿意与他有难同当。他现在已经够痛苦的了，我不能再往他的伤口上撒盐。”
一九五八年秋天，当她得知哲夫即将调往宁夏时，她毫不犹豫地向组织提出申请，自愿随同哲夫扎根边疆建设宁夏。
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时期，是壮志凌云的岁月，是以艰苦为荣、以志在四方为乐的火红年代。那时，鲜红的革命口号与同样鲜红的革命者的血液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流遍全身，流遍全国。当时，有千千万万的人们告别大都市奔赴边疆，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心怀壮志，不怕苦，不怕累，争先恐后地报名，要求到最艰苦、最边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石洁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又与别人有所不同。她告别令人羡慕的北大校园奔赴鲜为人知的塞上古城，为的是能和哲夫生活在一起。她想得很简单，既然选择了他就应该伴随着他，当自己心爱的人被打入另册、发配边疆，将要度过难熬的日子时，自己有责任与他共度光阴，有责任多给他一些温暖，多给他一丝安慰，多给他一线希望，多分担一份痛苦。
火车在过了包头之后，由于新铺的铁轨路基松软，火车不得不减速爬行，直至次日午后才到达目的地。银川火车站既没有站台也没有站房、候车室，只有几座草绿色的帆布帐篷。在一个贴有报到处的帐篷前早已排成了长队，他们背着行李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当他们把介绍信交给一个负责报到的中年男子时，这位操着本地口音的干部相当熟练地宣布了分配方案。
“郑哲夫，去跃进农场。石洁，去城里教育组报到！”
石洁一听两个人不在一起，立刻追问了一句：“同志，我们是一起的，分在一个单位行吗？”
中年人的回答非常明确：
“不行，他是右派分子，要监督劳动。下一个！”
一切都这么简单，一切都这么明确。石洁还想说什么，后面的人已经拥了上来。她本来已经做好了相当充分的思想准备，她愿意与他去农场去矿山去任何不毛之地垦荒造田，但她惟独没有想到刚下火车就要分手。
“去跃进农场的上车了！”
哲夫随同灰色的人群爬上了一台拖拉机的拖斗，石洁奔过去想与他再说些什么，马达一响，拖拉机卷起一股烟尘驶离了火车站。石洁望着远去的拖拉机一再告诫自己牢牢记住哲夫所去的地方一一跃进农场。
在这异地他乡，她孤零零一个人站在黄土地上，一时间真有点不知所措。她看到远处汽车站上有辆公共汽车，但她见车上的人太多太挤就没有忙着赶过去。当汽车开走后，她扛着笨重的行李走过来时才知道，这里离城有二十里地，汽车是按火车到站的钟点来接客人的，并不像大城市那样三五分钟来一趟，下一趟车要到晚上十点才来，要等还有四五个钟点。往四下里一看，下火车的外地人差不多都不见了，剩下的几个也有人接待，只有她还不知道怎么进城。
“同志，进城吧！我送你！”一个赶着毛驴车的老汉走过来问她。
“多少钱？”石洁小心地问道。
“你这个同志说啥子钱么，上车吧！给多少算多少，反正我也得回去！”
望着老汉诚恳的面容，石洁没有理由拒绝邀请，在这陌生的城市里看来只有使用这种从来也没有坐过的交通工具进城，才是最现实的。开始，她只把行李放在车上自己跟着车走，但看似瘦小的毛驴却越走越快，她只好上车享受那别有韵味的颠簸。
她倒坐在毛驴车上，望着似乎并不遥远的贺兰山，道路两旁是绿油油的水稻田和排列整齐的钻天杨，心中豁然开朗，眼前的景物使她联想起古代的诗词。
记得她五六岁还没有上小学时，和妈妈一起住在上海一条又窄又短的里弄中，日本兵横行霸道，膏药旗像是一滩腥红的血。晚饭过后夜幕降临时，妈妈常一句句地教她背诵岳飞的一首词《满江红？写怀》。从这首怒发冲冠、壮怀激烈的词中，她记住了“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从此，她知道在祖国的西北部，在宁夏境内有一条形如骏马的大山一一贺兰山。上学之后，当她从另一首唐诗中读到“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词句时，才又一次增加了对贺兰山的向往。
如今，贺兰山就在眼前，夕阳西下，一幅色彩斑澜的图画展现人间。劳累了一天的太阳再也放射不出耀眼的白光，它似黄、似橙、似红，像一个巨大的火球企图寻求一个安息之所，贺兰山裸露双臂、敞开自己的胸怀，勇敢地迎接着它的到来。从大山托住太阳，直到大山把太阳全部拥入自己的怀中，时间并不很长，但这壮丽的景象却给石洁的心灵以强烈的震动。它似乎给人以某种启迪、某种寓意。是什么呢？她想像不出也无法解密，但无论如何，这种心灵的震撼是她在大都市里从来没有也从来不会产生的。
不知从几时起，驾车的老汉用他那苍劲高亢的声音唱起了“花儿”：宁夏川，两头尖，
东靠黄河西靠（那个）山，
年种年收水浇（那个）田……
石洁从来也没有听过这么美的歌声，她完全被老汉的歌声迷住了。
初到银川，一切都觉得新鲜，房子是土坯砌成的，房顶平平地连在一起。马路上到处是毛驴，家家户户都挂着红辣椒。在上海动物园才看得到的骆驼拉着又矮又小的排子车在大街上昂首阔步，随处可见的牛车大轱辘比她个子还高。这里的电话还是电影上见到的那种手摇式，而且号码只有三位数，新买的自行车就把车闸和前挡板卸掉，据说是为了保持车圈的亮度，而需要刹车时，人人都像是杂技演员，都掌握了用鞋底蹬前轮的定车技术。三九严寒，滴水成冰，马路上却有人在火炉旁边购买一碗一碗的西瓜水，而蹲在条凳上啃羊头的人更显得其乐无穷。当地人说：“瘦羊不瘦头，两眼一窝油。”
给石洁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这里的人，古朴、诚恳、善良、正直。
她刚来不久就碰到了一个又麻烦又尴尬的小事。她去一个小面馆吃饭却忘了带钱，发现时饭已吃完为时已晚。初来乍到、人地两生的她只好硬着头皮说明真相，准备留个借条、写个地址姓名什么的以表明自己的清白。不料，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她的预料。
“同志，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出来换衣服比较匆忙，所以就……就……”她正选择合适的词句想说明真相时，面馆的主人——一位回民老汉有些不耐烦了，没等她说完就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话：“有啥话你就直说嘛！”
“我……我忘记带钱了，我想……”
“唉！我以为出了啥事呢！不就是一碗面钱吗，咋也不咋。
你吃好了没有？”
“吃好了，我想……”
“吃好了就行。你走，你走！”
“同志，我不是有意的，我想留个条子……”
“唉呀！你这个女同志太见外了，你们从千里之外到宁夏来帮助建设，吃上一碗面算个啥呢！”
“我留个条子回头把钱送来。”
“你要是写条子就是打我老汉的脸。你有事就赶紧忙去，要是吃着顺口啥时候来都欢迎。”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石洁只好走开。第二天又专门去吃了一顿饭并且把钱补上，从此跟这位姓马的老汉交了朋友。
自从踏上了宁夏这块土地，她就在银川的一个普通中学里担任语文教师。她很喜欢自己的职业，像妈妈一样充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天天和孩子们在一起，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再传递给年轻的一代。
学校给她分配了一间住房，是面南的土坯房，人们都说这房子冬暖夏凉还有大炕，烧起来比暖气都热和。此地的煤质优价廉，各单位都为职工谋福利去汝箕沟拉炭，学校也不例外，还没等下雪每个宿舍的门前都堆起了煤山，一家一卡车整整四吨。
又过了一个月，学校又从盐池县拉回来一卡车羊肉，每个老师都有份儿，一人两只。石洁对煤山已经吃惊不小，见到这里的羊肉论只不论斤更是目瞪口呆。她单身一个人自忖吃不了这么多，但同事们说，两只羊也不过七八十斤，挂起来冻上又坏不了，吃一块砍一块，到过年你那口子回来怕是还不够吃呢！她听着有理就要了两只小的，也像别人家那样把羊吊在小仓房的大梁上。
从此她更加盼望过年，盼望哲夫早一天回来吃顿团圆饭。
她盼哪，盼哪！从阳历年盼到老历年，从腊八盼到初一，哲夫还是没有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