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教授霍金说：“当你面临着死亡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生命是一种责任，你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是的，只有我们发自内心地感受到生命是一种责任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因为自身的渺小而放弃，因为艰辛而停步。生命因责任而存在，因责任而绽放光彩。
为理想而生，也为理想而死——曼德拉在出狱后的演说
朋友们，同志们，南非同胞们：
我以和平、民主和全人类自由的名义，向你们大家致敬。我不是作为一名预言家，而是作为你们的谦卑的公仆，作为人民的公仆，站在这里和你们面前。你们经过不懈的奋斗和英勇牺牲，使我有可能在今天站在这里，因此，我要把余生献给你们。在我获得释放的今天，我要向千百万同胞，向全球各地为我的获释作出过不懈斗争的同胞，致以最亲切和最热烈的感谢。
今天，大多数南非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已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绝无前途。为了确保和平与安全，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声势浩大的决定性行动，来结束这种制度。我国各个团体和我国人民的大规模反抗运动和其他行动，终将导致、也只能导致民主制度的确立。
种族隔离制度给我们这片大陆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生活基础遭到了摧毁，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无法就业。我们的经济濒临崩溃，我们的人民卷入了政治冲突。我们在1960年采取了武装斗争方式，建立了非洲人民国民大会的战斗组织——“民族之矛”，这纯属为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暴力而采取的自卫行动。
今天，必须进行武装斗争的种种原因依然存在。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希望，不久将能创造出一种有利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气氛，以便不再有必要开展武装斗争。
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的遵守纪律的一员，因此，我完全赞同它所提出的目标、战略和策略。现在需要把我国人民团结起来，这是一项一如既往的重要任务。任何领导人，都无法独自承担起所有这些重任。
作为领袖，我们的任务是向我们的组织阐明观点，并允许民主机制来决定前方的道路。关于实行民主问题，我感到有责任强调一点：运动的领导人要由全国性会议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这是一条必须坚持，毫无例外的原则。今天，我希望能向大家通报：我同政府进行的一系列会谈，其目的一直是使我国的政治局势正常化。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斗争的基本要求。
我希望强调一下，除了坚持要求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之间进行会晤以外，我本人从未就我国的未来问题同政府进行过谈判。谈判还不能开始——谈判不能凌驾于我国人民之上，不能背着人民进行。我们的信念是，我国的未来只能由一个在不分肤色的基础上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机构来决定。要谈判消灭种族隔离制度问题，就必须正视我国人民压倒一切的要求，即建立一个民主的、不分肤色的和统一的南非。白人垄断政权的状况必须结束。
还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便使种族隔离制度千万的不平等问题得到解决，并保证我们的社会彻底实现民主化。
我们的斗争已经到了决定性时刻。我们呼吁人民要抓住这个时机，以便使民主进程迅速地、不间断地得到发展。我们等待自由等得太久了，我们不能再等了，现在是在各条战线上加强斗争的时候了。现在放松努力将铸成大错，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不会原谅这个错误。地平线上萌现的自由奇观，应该能激励我们付出加倍的努力。只有通过有纪律的群众运动，胜利才有保障。
我们呼吁白人同胞加入我们的行列，来共同创造一个新南非。自由运动也是你们的政治归宿。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采取行动，来孤立这个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府。如果在目前取消对这个政府的制裁，彻底消灭种族隔离制度的进程就会有夭折的危险。我们向自由的迈进不可逆转。我们不应让畏惧挡住我们的道路。由统一的、民主的和不分肤色的南非实行普选，是通向和平与种族和谐的唯一大道。
最后，我想回顾一下我在1964年受审时说过的话。这些话在当时和现在都一样千真万确。我说过：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而斗争，也为反对黑人统治而斗争；我珍视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人和睦相处，机会均等。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并希望实现这个理想。但是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而死。
【人物剪影】
纳尔逊·曼德拉，1918年出生于南非特兰斯凯一个大酋长家庭，先后获南非大学文学士和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律师资格。他从小就立下了“以一个战士的名义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宏愿。1961年曼德拉创建非国大的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出任总司令。1962年南非政府以政治煽动和非法越境罪判处曼德拉5年监禁，1964年又被指控犯有阴谋颠覆罪而改判为无期徒刑，从此开始了长达27个春秋的铁窗生涯。在狱中，他备受迫害和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1990年，南非当局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被迫宣布无条件释放曼德拉。获释后，曼德拉担任了非国大副主席，同年5月当选为南非总统。1993年，诺贝尔和平委员会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废除南非种族歧视政策所作出的贡献。剑桥大学为了表彰曼德拉在争取自由和平等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授予他荣誉校务委员称号。
曼德拉是一个风靡全球的名字，即使在狱中，他也多次成为全球焦点，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遍及全世界。1981年，1万余名法国人联名向南非驻法使馆发出请愿书，要求释放曼德拉；1982年，全球53个国家的2000名市长又为曼德拉的获释而签名请愿；1983年，英国78名议员发表联合声明，50多个城市市长在伦敦盛装游行，要求英国首相向南非施加压力，恢复曼德拉自由。如此人缘无人能及，曼德拉被称为“全球总统”，一点都不为过。
【读·品·悟】
1990年，身陷囹圄27年之久的狱曼德拉终于获释。铁窗生涯并没有消磨他的意志，一出狱他便再次投入战斗，并发表了这篇斗志昂扬的战斗檄文，指出种族隔离制度绝无前途，并矢志为民主和自由奋斗到底。
曼德拉这种为民主和自由奋斗到底的理想与奥斯特洛夫斯基做一名永不掉队的战士的理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的理想都可以归结到“幸福”二字之上。为了多数人的幸福，他们进行着至死不渝的斗争。那么什么是幸福呢？有人认为幸福是辉煌的，是轰轰烈烈的；有人认为幸福是普通的，是平平淡淡的。
曼德拉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了自己追求的理想，放弃了自由，放弃了个人的幸福，经受了种种痛苦和磨难，完成了一个普通人向英雄的转变。这正如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那样，当一个人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这样的人生理想是伟大的，这样的人生是幸福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并不是每一个理想都能实现。实现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在追逐理想的道路上必须做到不浮不躁，遇到困难不气馁，面对挫折不灰心，矢志不移、脚踏实地地向前进，这样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实现理想也不能一蹴而就。理想需要经过风雨的洗礼，需要经受时间的检阅，实现理想要求我们做好长期而艰苦的思想准备，如Beyond在歌词中颂扬曼德拉一样，“即使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也要迎接光辉岁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体会理想带给我们的快乐，才能在理想的引导下将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加丰富多彩！
【链接】
在演讲中，感情是最重要的，感情渗透在人的一切活动中。罗丹说：“艺术就是人的感情。”托尔斯泰则强调：“艺术表现人的感情。”可见艺术和感情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曼德拉就将真挚的感情寓于演讲之中，古稀之年的他仍旧如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一样充满着热情，在演讲中，他频繁地使用“我”、“我们”第一人称，缩短了他与听众感情之间的距离，引起了听众感情上的共鸣。这篇演讲节奏强烈，感情奔放，像行军的鼓点，像冲锋的号角，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在撞击着人们的心扉，督促人们为理想战斗。
生活被“两只手”左右着——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牛津大学的讲座
自从欧洲人首次向美洲殖民——1607年在詹姆斯敦，1620年在普利茅斯——以来，美国就成了一块磁石，吸引着人们，有来冒险的，有从暴政下逃出来的，或者干脆就是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谋求较好的生活的。
开始时是涓涓细流，但在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后，细流慢慢变粗，到十九世纪就成了一股洪流。千百万人不堪忍受苦难和暴政，被自由和富裕的生活所吸引，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来到了美国。
他们踏上美国国土时，并没有发现黄金铺的路，生活也不像从前想象的那么好过，但他们确实获得了自由，获得了充分发挥他们才能的机会。靠着苦干、精明、节俭和老天爷的保佑，大多数人实现了自己的希望和梦想，诱使他们的亲戚朋友也来加入他们的奋斗行列。
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奇迹，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说来也巧，这两套思想都是在1776年公之于世的。
一套思想体现在《国富论》里，这部伟大的杰作使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成了现代经济学之父。该书分析了市场制度为什么能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经济领域里生产我们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广泛合作结合起来。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见解是：参加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对于社会来说，同他的盘算不相干并不总是坏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我没听说过，那些装作是为公众的利益做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第二套思想体现在独立宣言中，该宣言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表达了他的同胞的普遍情绪。它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历史上按照人人有权追求自己的价值的原则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我们认为这个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用更为激进和绝对的话说：“人类有理由为之个别地或集体地干涉任何一部分人的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保护。……对文明社会的某一成员正当地强制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他对别人进行伤害。人类自己的长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不是足够的理由。……任何人的行为对社会负责的部分只是关系到别人的部分。就其仅仅关系他自己的那部分来说，他的独立按道义说是绝对的。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身心，个人就是主宰。”
美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实现独立宣言中的各项原则而奋斗的历史——开头是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最后通过一场流血的内战而解决），后来是促进机会均等的斗争，最近则是力图达到收入均等的斗争。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们在没有高压统治和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能够相互合作，那么这可以缩小运用政治权力的范围。此外，自由市场通过分散权力，可以防止政治权力的任何集中。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
十九世纪，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时代。美国甚至比英国更繁荣，它以清白的历史开始：阶级和等级的余毒较少；政府的限制较少；而土地则较为肥沃，人们可以去努力开发，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有一片尚未开发的大陆，等待着人们去征服。斯密和杰斐逊都把政府权力的集中看做是对老百姓的巨大威胁，他们认为，不论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护公民免受政府的专制统治。这就是弗吉尼亚权利宣言（1776年）、美国权利法案（1791年）以及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三权分立的目的；也是英国十三世纪颁布大宪章和十九世纪末改革法律机构的推动力。在斯密和杰斐逊看来，政府应该是仲裁者，而不应是当事人。杰斐逊的理想，正像他在1801年的首次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是建立“一个开明而节俭的政府，它将制止人们互相伤害，但仅此而已，在其他一切方面将放手让人们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从事自己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