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是何人最早提出？又与什么经济政策同步进行？最终的结果又是如何？共和国经济经历了第一次大转折。
在“大跃进”中，李富春同志在1959年6月各经济协作区办公厅主任会议上，曾讲到要汲取“大跃进”中计划工作的经验教训，注意克服困难，加强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1960年7月上旬，他要我起草一个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并讲了一些他的想法。我早已有调整的想法，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报告起草完毕后，经他认真修改，提交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报告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和提高。当计委党组向周总理汇报时，周总理很赞赏富春同志的意见，在这基础上总理又增加“充实”二字，完整地概括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报告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批准。从1961年起，这个方针就成为整个调整时期的指导方针。经过全党全民5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64年基本完成了调整任务，整个国民经济开始全面恢复。
制定、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经过了大量艰巨复杂的工作。当时毛主席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派了得力的助手组成几个工作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少奇同志、陈云同志亲自到家乡调查研究。在1961年3月，我和罗琼到浙江省萧山县去蹲点调查。萧山同杭州只隔钱塘江大桥，交通方便。一到农村，就看到农民把原来当作绿肥的红花草（学名紫云英）煮了当饭吃，把种的绿肥都吃光了。我们还发现妇女普遍干超负荷的重劳动；吃食堂，肚子吃不饱；干集体劳动，孩子无人管；妇女儿童普遍患病。这都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损伤了劳动力。
当时农民议论最多的是公共食堂，1958年冬开始提倡在公共食堂集体吃饭，吃饭不要钱，甚至提倡“放开肚皮吃饭”，把一年的口粮在半年中吃完了。农民分不到口粮，除原有的少量存粮外，只能吃瓜菜野草。1959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更为严重。但是公社干部不敢反映农民的呼声。我们调查时，公社干部仍然大讲“供给制”好，参加调查会的大队、生产队干部有意见也不敢说。后来我找10多个农民来座谈，农民看公社干部陪着，讲话还有顾虑。开始说：“三七开供给制好”。我问为什么好，他们说过去是半供给、半工分，现在三分供给，七分工分（实际上公共食堂把2／3的收成吃完了，分不到多少工分）。在这以前，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来看我，说毛主席正考虑取消公共食堂，要我们调查。我对农民说，取消供给制，粮食完全分给你们自己管理好不好？农民喜出望外，说那就更好了。
当时公社要为我们两人单独开饭，我们坚决不同意。到公社食堂去吃饭，已比大队好得多，虽能勉强吃饱，但油水太少。公社向县委报告。县委急着派一位副县长来请我们吃饭，除猪肉外还杀了一只鸡。我愤愤地说，鸡快要绝种了，你们还要杀鸡请客？副县长说这是公鸡，我说：“听农民说几个村子才有一只公鸡，农民抱了母鸡去配种，杀了公鸡，鸡蛋怎能孵出小鸡。”说罢坚决搬到另一桌去吃饭。副县长无可奈何，只能把请客的菜送到医院去给病员吃了。
当年6月，陈云同志决定到他当年搞农民运动的家乡青浦县小蒸公社去蹲点调查，带着周太和同志和1927年在当地参加过农民运动的顾复生、陆全等3位青浦的老干部。要我去主持调查工作，并先去一个星期，研究调查项目。我去后召集公社干部开会，知道这里农民最关心的是生猪公养还是私养问题、种双季稻问题和自留地问题等等。陈云同志来后决定先调查这些问题。在调查中，他亲自听取了公社党委的两次汇报，召开了10多次调查会，多次访问农民家庭，还亲自找他认识的几个老农民来谈话。在这以后，又到杭州、苏州，找了与青浦县情况相仿的嘉兴、嘉善、吴县、昆山等县的县委书记和一些大队的支部书记座谈研究养猪、种双季稻和自留地等问题，还找了与青浦条件不同的浙江萧山、江苏无锡两县县委的同志，调查研究种植情况。
“大跃进”以来，生猪的下降幅度很大，全国生猪的存栏数已由1957年的14589万头下降到1960年的8226万头。为了迅速改变这种情况，中央确定“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但上海实行的办法仍是“公私并举，公养为主”，上海市属县的猪、鸡曾两次没收归公（一次是人民公社化以后，一次是庐山会议以后），两次发还。陈云问农民：“猪、鸡没收对，还是发还对？”农民答：“上面说没收也对，发还也对。”陈云问：“你们敢不敢养猪？”农民答：“还不大敢，说不定哪一天又没收了。”陈云说：“发还是对的，没收是错的。以后不没收了。”农民听了皆大欢喜，喜讯当天就传遍全公社。次日（7月1日）公社放假一天，农民几乎家家都到别的公社去抢购仔猪，并把自己的小船划出去抢捞水浮莲作猪饲料。陈云同志深有感慨地说：“政府犯了错误；必须向人民认错，否则人民就不会相信国家的新政策。”对于母猪，是公养为主还是私养为主，全国还没有统一的规定，青浦县按上海市规定，母猪只能由大队或生产队公养，不准农民私养母猪。事实上，农民私养母猪，由于精心照顾，产仔猪多，死亡少，所以发展快。公养母猪产仔少，不能保证仔猪的供应，养猪业就很难发展起来。经过调查，工作组得出结论，要改变生猪连年下降的局面，必须多产仔猪，而要多产仔猪，必须把母猪下放给农民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陈云同志亲自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建议准许农民私养母猪，但没有受到上海市委的重视。
在“大跃进”的年代，许多地方把种单季稻改为种双季稻，作为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从表面上看，如果气候适宜，种双季稻确实可以增产，但全面算账，往往得不偿失。青浦虽然比苏南无霜期稍长一点，仍不适于种双季稻。上海市为着增产粮食，强迫农民普遍种双季稻。按公社主观计算，种双季稻比种单季稻产量高一点。实际上种双季稻，每种5亩晚稻要留1亩秧田，秧田不可种早稻。种双季稻每亩要多花二三十斤种子，没有从总产量中扣除。至于种双季稻多花的劳动力和买化肥的钱更没有人计算，实际上种双季稻的收益低于种单季稻。陈云同志经过详细计算，认为种不种双季稻，种多少，要因地制宜，建议上海市属县少种一点双季稻，但也没有被上海市委采纳。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才逐步改种一稻一麦，劳动减轻，成本降低，亩产量并没有减少，实际收入还显著增加。
还有一个上海市向青浦县派购鲜鱼的问题。青浦县靠近黄浦江，原来许多农民晚间到黄浦江打鱼，黎明到上海出售。后来上海市有关单位规定，青浦县每月要向上海市供应若干担鲜鱼。青浦县就不准农民把打到的鱼运到上海出售，要先运回青浦，卖给青浦的水产公司，再运到上海去完成青浦县的供应任务。这不但增加来回两次运输，而且把活鱼运成死鱼。陈云同志认为太不合理，亲自找青浦县委谈话，要他们取消这种不合理的办法。但因上海市委不肯取消这种供应制度，他的建议终于无法实现。陈云同志气愤地说：“一个党中央的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老百姓。”
我随陈云同志在青浦调查一个月，目睹上级的瞎指挥，深感这是造成三年困难的根本原因。青浦农民的生活确实很苦。其他许多地方已开始取消公共食堂，青浦农民还被迫在公共食堂吃饭，一个农民一日三餐，每餐一大碗稀粥，实在吃不饱。农民听到陈云同志来了，很高兴，以为一定能够增加口粮。陈云同志经过一个时期调查后，召集几个他熟悉的老农谈话，告诉他们：全国粮食歉收，许多地方还不如你们，现在国家还没有力量增加口粮，只能自己想办法，如少种一点双季稻，增加一点自留地（养猪户给饲料地），多养猪，多打鱼等；这样明年每天吃一顿干饭，后年吃两顿，大后年吃三顿。老农点点头说，只能如此，不能一步登天。
因为吃不饱，种晚稻时，农民无力完成插秧任务，公社决定“包插到户”。这种分片包干制度，使插秧任务勉强完成了。老农告诉陈云同志，插秧质量不好，肯定要减产。陈云问怎样才能避免，老农说要联系产量，“包产到户”。陈云同志听后沉思良久。回上海后，得到安徽省“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陈云要我和周太和共同研究，我们研究的结果是“包产到户”肯定可以增加生产，但劳动力少、子女多的农户将要减少收入，生活更加困难，不敢完全肯定这个办法，说“包产到户”既有优点，也有缺点。1962年春，“包产到户”得到愈来愈多的同志赞许，邓子恢同志向少奇同志竭力推荐“包产到户”，而此时安徽省委已批评“包产到户”是“方向性错误”，少奇同志说暂时不要做结论，让大家试验。
从青浦调查回京以后，1961年8月8日，陈云同志给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转送三个调查报告给党中央。这三个调查报告是《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如果当时实行了这三个报告所提出的主张，将对恢复和发展农副业生产、稳定人心、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产生积极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1960年的生产指标仍然定得过高。钢产量定为1800万吨，执行的结果，虽然“超额完成”了计划，实际上是吃了老本。事实表明，1960年9月中央在转发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的批语中提出的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贯彻落实，工农业生产全面下降和市场供应紧张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陈云同志决定对国民经济有严重影响的钢铁、煤炭的生产情况进行调查。1961年，煤由上年的3.97亿吨下降到2.78亿吨；钢由上年的1866万吨降到870万吨。1962年煤又降到2.2亿吨，钢降到667万吨。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弄清楚下降的原因。陈云同志同煤炭部和冶金部的党组同志分别开了长达一个月的座谈会，讨论得非常详细，我也参加了。调查完毕后，我按陈云同志的指示起草调查报告，指出大滑坡的原因：第一是煤和钢的计划产量大大超过了综合生产能力。据陈云同志计算，钢的综合生产能力只有1200万吨，煤的综合生产能力只有2.5亿吨，1960年的产量都是超负荷运转逼出来的。实践证明，陈云同志的计算很准确，钢产量到1965年才恢复到1232万吨，煤产量到1966年才恢复到2.52亿吨。第二，由于超负荷运转，设备不能按时检修，损坏严重。这几年要轮流停产检修，今后几年的重工业，不但需要“先生产，后基建”，而且需要“先维修，后生产”。第三，小高炉炼铁浪费煤炭。小高炉炼一吨铁耗焦炭两三吨，大高炉只要半吨。由于小高炉耗煤过多，使若干大高炉因缺煤而停止生产。第四，煤矿这几年只顾采煤，矿井没有掘进，坑道没有延长，几乎把所有能采煤的工作面都采完了。今后要掘进、延长，创造新的工作面，需花两三年时间。因此煤炭产量到1964年仍将继续下降，1965、1966年才能回升。第五，粮食、副食品的供应减少，煤矿、钢铁职工的体力下降，需要酌量增加粮食、副食品的供应，而这也需要时间。陈云同志的报告，得到周总理的高度赞赏，说这一下把原因和问题说清楚了，进一步调整的决心也好下了。
由于政策调整和经济调整的进展，到1961年底，经济方面开始出现有所好转的迹象，但总的来说，经济困难的局面还是很严峻的。对于经济形势的估计，党内的思想认识并未统一，调整工作遇到一些阻力，难以深入下去。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克服困难，中央决定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我也参加了。第一个会是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领导干部7118人。后来习惯地把这次会议称为“七千人大会”。会议于1月11日开始，2月7日结束。会上印发了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的“书面报告”，对当时的经济形势、1958年以来的工作、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及其后果、经验教训以及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述。经过会议充分讨论，少奇同志又在会上讲了一次话。这次会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开得比较成功的。它发扬了民主，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因而达到全党团结的目的。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谁都不敢批评三面红旗，因而就不可能把困难的原因说深说透，就不可能达到克服困难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