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三北”、“三南”两个会议合并召开，在广州继续进行。3月15日，工作条例经过修改，写出第二稿。第二天，送给毛泽东。当天下午3时，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廖鲁言谈条例问题，决定将条例发给会议讨论。会议共讨论了两天，有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关于是否以生产小队（即后来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会议没有作出结论。
3月15日，刘少奇在中南、华北小组会上有一段插话。他说：（一）对“五保户”实行部分供给制，实际上是社会保险，农民是赞成的。但其余的统统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劳多吃。活劳动转化为死劳动，劳动力就是钱，就是物资。所谓经工作越作越细，就是要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所以加班加点一定要给钱。（二）搞家庭副业、自留地，这是经济民主。刘少奇这段话很重要，蕴含着深刻的思想。这表明当时刘少奇已经对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持否定态度。
3月19日，开始修改工作条例第二稿，吸收每一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华北是陶鲁笳，西北是白治民，东北是冯纪新，中南是王延春、赵紫阳，华东是林乎加、薛驹、魏文伯，西南是黄流。胡乔木向起草组传达了毛泽东当天中午的谈话。根据我当时的记录引证如下：
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三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1960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只是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同日，党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要求各地对条例进行认真讨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切实解决人民公社中的问题。
3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这封信是胡乔木代中央起草的。信很长，别的内容人们大概都忘了，但有一句话比较不容易忘记：“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通过这封指示信的时候，毛泽东把田家英请到主席台上，坐在他的旁边，田家英一面读，毛泽东一面解释。最后，毛泽东专门对《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作了说明、讲解和发挥。当天晚上，毛找田谈话，指示把调查工作延长到5月，再到江苏去调查20几天，搞三个点。后来，我们没有去江苏，而是继续在浙江调查。
广州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广州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
“六十条’集中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实际？行得通行不通？还有一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这就需要再拿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一番。这就是毛泽东历来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广州会议一结束，田家英和我就于3月26日回到杭州，主要任务是搞“六十条”的试点和讨论工作。田在向调查组布置这一任务时，强调要“继续打开脑筋”。他说：“对这个文件，一方面要有充足的评价，另一方面也不要盲从，因为还有一些问题，例如手工业、商业等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在条例的试点和讨论中，仍然要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敢于发现问题。”由于这一段不单是调查，还带有工作的性质，有时还需要决定一些问题，因此，田家英特别嘱咐大家：“这一阶段更要严肃纪律，特别是搞试点的。现在是要拍板。是不是真正群众的意见要弄清楚，不要为假象所迷惑。特别是对大的问题，更要慎重，不要急，要对群众负责。‘临事面惧，好谋而成。’任何个人不得随意决定问题，凡是大事，要一再商量，有些事我们还要同省委商量。我们调查组受到省委的重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鼓兢业业。”
我们的试点工作，一直进行到4月中旬。在这期间，一个调查小组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富阳县有一个生产大队，在一些严重违法乱纪分子的把持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发生了非正常死亡的现象。田家英得知后，立即于4月9日同我一道赶到那里。他听了调查组的汇报，第二天召开全管理区干部大会。田家英作了长篇讲话，对违法乱纪分子进行了声色俱厉的批评和斥责，对其他干部进行了入情入理的说服教育。全场秩序井然，大家被他的感人、有力的讲演所吸引。他揭露了这里一些惨不忍睹的事情，当他说到“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彳艮痛心的”时候，哽住了，长时间说不出话来，难过得流了泪。最后，他宣讲了“六十条”对这里如何讨论和试行“六十条”提出具体意见。田家英这次的到来和讲话，成为这个生产大队的转折点。在县委的领导下，加上调查组的协助，这个大队很快恢复了生机。不到两年，丰收欢快的景象又重新展现在这块美丽富饶的江南土地上。1980年3月29日晨，当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群众从广播里听到中央为在“文革”中含冤去世的田家英平反昭雪的消息，许多人十分悲痛，含泪奔走相告。这个大队立即给董边写来慰问信，并要田家英的照片，永作留念。
田家英对人民，特别是对广大的贫苦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隋。他爱人民，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利益。他在浙江调查和“六十条”试点工作，始终贯彻这个思想，坚持以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教育和武装干部。他说：“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特别提到要关心群众生活，要有群众观点。群众观点，首先是全心全意关心群众的生活。要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为群众谋利益同上级负责是一致的。符合群众利益的事就做，否则就要抗。所谓抗并不是无组织无纪律，要经过一定的手续。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则是违反群众利益的，破坏生产的（按：这里指瞎指挥），都要反对。如果对上面错误的东西不提意见，盲目执行，自己就要负责。”又说：“由于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不强，使我们的工作缺乏坚定性，这是一条重要的教训。必须真正做到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有一个干部说：‘我们过去怕整风，怕批评，怕丢面子，就是不怕老百姓没有饭。“工作上出现错误和缺点，对有些人来说对人民负责不够。要有不怕丢乌纱帽的精神。有些同志明明看到群众没有饭吃，不敢反映，怕丢乌纱帽。有人不敢抗歪风，主要是群众观点薄弱。上级的指示要执行，但是如果有错误，就应当反映，提意见。无非是妻离子散，打成右派，儿子不叫父亲，死于非命，怕什么！要坚持真理。何况我们党不是不听意见的。”在讲到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时，田家英说：“人民的利益是衡量动机好坏的标准。凡是违反人民利益的马上制止。这几年的一些工作，是蛮干，是傻干。效果不好，要马上改。”
田家英讲这些话离现在快30年了，这些话都是针对当时隋况讲的，但今天读来仍然掷地有声。他讲话的神态和音容笑貌，还活生生留在我的记忆里。
就在浙江嘉善搞“六十条”试点的时候，一天晚饭后，我们一起散步，田家英向我背诵了郑板桥的一首诗，诗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作知县的时候，在送给巡抚包括的一幅画竹上题写的四句诗。他深为感慨地说：一个封建时代的县官尚且如此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何况我们是共产党员呢！的确，作为共产党员的田家英，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陇国忧民的优良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加以发展。
田家英出身贫寒，自幼受到社会的和家庭的不公道待遇。因家庭不供给上学，13岁就辍学，在他哥哥开的一个中药铺里当学徒。他过着低下的生活，又目睹旧社会的黑暗，深切体察到平民百姓的苦难，极易接受革命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满腔爱国热情的田家英离开家乡成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去找共产党，当时才是一个16岁的少年。他参加革命以后，自觉地走上毛泽东指引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使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理性阶段，思想升华到相当的高度。他的群众观点是坚定的、牢固的、始终如一的。1947年他到晋西静乐县张家庄搞土改，亲自经历了这场伟大的反封建的土地改革运动，同当地贫苦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隋。他常常给我讲那段历史。他说，他住在一户贫民家里，那位老大娘对他特别好。那时很困难，老百姓没有粮食吃。可是每天晚上回来，在他枕头下面总是放着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一点炒黄豆。那个山庄有狼，夜晚出没在山野里，见到了那位老大娘和老雇农。我们进村以后，村民听说田家英来了，都来看他，老田”、“老田”地称呼着，叫得特别亲热。我们走的那一天，村里的群众站在黄土岗上，一直看着我们远远地离去。
浙江调查和“六十条”试点工作，4月中旬告一段落。调查组全体成员搬到杭州刘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
4月23日，毛泽东找田家英谈话，研究下一步的调查工作，既谈到全党范围的，也谈到浙江调查组的。4月25日，他写信给当时在杭州的邓小平，提出5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和继续整顿“五风”，并要求到会同志利用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注释：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问题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归）大队所有好还是（归）队所有好的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请邓小平找田家英一起起草中央通知。当天下午，田把写好的通知送邓审定。晚上，田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2时。在这次会上，决定浙江调查组继续就上述问题进行调查。第二天，调查组分赴三个地点，又投入了新的紧张的工作。我们这次调查，是党中央布置各地作重点调查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这些调查，为5月北京会议作了准备。田家英领导浙江调查，从。1961年1月23日开始工作，到5月3日结束，中间参加广州会议，参加起草“六十条”和“六十条”试点工作，整整100天。在这100天里，不论在工作思想上，内容都是十分丰富的，田家英过得紧张而又愉快。他向毛泽东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帮助毛做了许多工作，受到毛的称赞。他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带出一支好的调查工作队伍。他以身作则，平易近人，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在当地干部和群众中广为传扬。他在一些场合中，对如何搞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有一定的意义。在整个调查和试点工作中，充分显示出田家英是一位有个性、有特色、有思想、有才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1961年5月21日到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和各地区、各部门的调查。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制定了工作条例的“修正草案”。修改部分主要是取消了原草案中关于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会议还讨论了商业工作和城市手工业工作。
会议期间，田家英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甄别平反）。其中特别规定，以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不再开展反右倾反“左”倾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定。鉴于几年来的政治运动中，动不动反右倾，随意地给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伤了许多人，其中也有不脱产干部和一般群众。这是一个严重教训。反倾向斗争，不论是右倾还是“左”顺，本来是共产党解决党内问题使用的概念，即使在党内也不能随意使用，何况对不脱产干部和一般群众呢。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对党所犯的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他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五月会议以后，全国经济形势继续好转，党内民主生活进一步恢复正常。
“六十条”是毛泽东提出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结出的第一个硕果。这个文件对于扭转农业局势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起了重大作用。在它的带动下，全国各条战线相继制定工作条例，形成一整套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具体政策。“六十条”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体现了毛泽东当时的农业政策思想，其中也包含着田家英的一份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