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当晚将定稿退田家英，把文章题目又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写了一个批语：“此文是在1929年写的，地点记不清楚。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是在寻乌县写的。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当时两文都有油印本。”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毛泽东在这个最后的定稿上，亲笔加了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是毛对这篇文章所作的唯一的一处涉及实质内容的改动。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增补。但是通观全文，这个思想原本就有的，不过没有作出这样概括性的表述罢了。
把文章写作时间定为1929年，田家英表示怀疑，请政治研究室的一位同志将毛泽东1929年冬至1930年5月这段时间的活动搞了一个详细材料送给毛泽东。他看后将写作时间最后定为1930年5月。
《反对本本主义》是一篇重要历史文献，对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有重大意义；它又是一篇具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著作，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将永远闪耀着它的光芒。读者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在这篇文章里都有了。这篇文章被寻找出来，受到重视，并能公之于世，这要感谢当年文献的收藏者和收集者福建龙岩地委的同志、革命博物馆的同志和政治研究室的同志，特别要感谢田家英。
1961年1月中旬，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陕要结束了，毛泽东把田家英叫去，说：“你这次没有参加会议，我怎么不知道？”随后让会议组的同志给田家英送去一套会议文件。
1月20日，田家英接到毛泽东的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1月2日下午，我正在中央档案馆同那里的同志一起编辑毛泽东著作全目，突然接到田家英的电话，要我立即回中南海。我急急忙忙赶回来，读了毛泽东的信，即作出发的准备。田家英领导的浙江调查组，迅速组成，第二天离开北京，22日到达杭州。这次调查，是在国民经济持续恶化、接近崩溃的地步，是在毛泽东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头脑比较冷静的时候，也是在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决心扭转困难局面的情况下进行的。一贯热心作农村调查，对国家困难深为忧虑的田家英，此时此刻被委以重任，能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一点力量，自然感到高兴。浙江调查组，经与浙江省委商量，按照毛泽东抓两头的调查方法，决定在嘉善县（后同嘉兴合并）选一个差的生产队，在富阳县选一个好的生产队。我被指派到那个差的生产队，叫和合生产队，是田家英重点抓的点。当时所说的生产队，就是后来的生产大队，略相当于现在的大自然村。调查组有省里的同志参加，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的薛驹，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次调查。毛泽东住在杭州，随时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给以指导。
调查组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既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些重要问题，又在当地干部中起了表率作用。
田家英对这次调查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两句话：“打开脑筋”，“敢于发现问题”。他拟了一副对联，作为调查组的工作守则，上联是“同吃同住不同劳”，下联是“敢想敢说不敢做”，还有两句话，叫做“同心同德，忧国忧民”。为什么不讲“同劳动”呢？当时正值冬闲季节，调查工作又很紧张，搞“同劳动”，势必流于形式，反而影响调查。但在生活上，田家英对调查组的同志要求十分严格，不准搞特殊。有一个调查小组，一到公社，公社干部送来一大碗猪肉，调查组的同志吃了。田得知此事，赶到那里，狠狠批评了一顿，生气地说：老百姓饭都吃不饱，你们还吃肉！让他们都作了检讨。后来，在富阳县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还就此事向当地干部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调查组有缺点，开始公社给肉吃，没有断然拒绝，是我们的缺点。”所谓“敢想敢说”，就是要打破思想框框，在调查组内部不设禁忌，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所谓“不敢做”，是指对外特别是对当地工作，有意见要通过组织向省委领导反映，不准在下边指手画脚，随意指挥，以免干扰地方工作。
田家英在调查中，十分注意搞好同当地干部的关系，很尊重他们，又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原则引导和教育他们。在一次有县、社干部和调查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田说：“调查组的同志不能骄傲，不能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从上面来的调查组总是给老百姓做好事，而不是要东西（公粮），所以往往给人家好的印象。公社干部的日子比我们不好过。挨骂的是你们，好话都是我们说。”这一番话，既教育了调查组的同志，又深切地体谅当地干部的难处，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团结。
说实在的，当时下去调查，只要态度端正，发现问题并不困难，实在是问题成堆，俯拾即是。但要说容易，也并下那么容易。关键在于能不能冲破思想束缚，有没有提出问题的勇气。经过反右倾运动，大家的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一些问题明知不对不敢说，也有一些则是把错误的误认为是正确的。就拿食堂问题来说，调查组的两个点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个点上的调查，由于没有深入下去，仍然受旧框框的束缚，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如何把食堂办好；另—个点上的调查，由于真正了解到群众对食堂强烈不满情绪，认为食堂难乎为继，应当解散。田家英参加了那后一个点的调查，赞成他们的意见。但是，善于不善于发现问题是一回事，敢于不敢于向毛泽东反映象食堂这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又是一回事。当时，主张维护食堂的人，包括一些高级负责人，包括其他一些调查组，还大有人在；过去有些人因食堂问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事，人们记忆犹新；中央刚刚发出的“十二条”指示信明文规定，必须“坚持食堂”，等等。所有这些，田家英不是没有考虑，但最后还是向毛泽东反映了真实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田家英敢于直言的精神，在重要关节上又一次显示出来。还有一个问题，即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就我们所调查的地方来说（有相当的代表性），既不是天灾，更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造成的。田也向毛陈述了这个意见。我参加调查的那个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通常是600多斤，1960年竞只有291斤。这个数字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他找来那个县的县委书记，深谈了一次，并批评了他。
田家英很重视做历史的调查。他直接指导我的调查工作，让我和省里的一位同志对和合生产队的生产情况，从土改后到公社化的全般历史，作了详细调查。参加的人不多，请来一位老贫农、一位老雇农、一位老中农和生产队队长，共四人。我们促膝交谈，有问有答，既是调查会，又是讨论会，连续谈了五、六天。这样，对这个生产队的历史及现状了解得比较透彻，这对于了解土改后中国农村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情况，大有益处。有了历史的比较，哪些东西是好的应当恢复，哪些东西是不好的应当抛弃，以及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比较看得清楚了。田家英把生产队的情况，从历史到现状（包括规模、体制、生产等），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就在这次汇报中，田家英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被采纳了。后来，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提到这个工作条例的由来时，是这样说的：“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条例比较好。我们在杭州的时候，就找了江华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们商量了一下，搞这个条例有必要。搞条例不是我创议的，是别人创议的，我抓住这个东西来搞。”
2月6日，毛泽东在听取田家英等人的汇报时，提出一些重要的意见。现根据我当时传达的记录，将要点记载于下：
一、怎样克服“五风”改变面貌问题。问题主要是“五风”，瞎指挥。除自留地、蔬菜地外，再留3％的土地归小队（按：即后来的生产队）机动使用，可以多种多样。
二、退赔问题。要决心赔，破产赔。谁决定的谁退赔。要使干部懂得，剥夺农民是不行的。这种作法是反动的，是破坏社会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
三、自留地问题。几放几收，都有道理。两个道理归根是一个道理——还是给农民自留地。要把反复的原因向农民交待清楚，基层干部要在反复中取得经验。作对比，就有了理论上的根据了，再反复，搞下去就是饿、病、逃、荒、死。
四、起草一个工作条例。规定公社三级怎么做工作。调查时，看看坏的，也看看好的，不然就钻牛角尖。（田家英着重汇报的是和合生产队的情况，这是一个工作差的队。毛泽东是针对这一点讲的。
五、规模问题。和合生产队太大了，是否分成三个，或者把小队当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变大队，明升暗降。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几个小队悬殊，拉平分配，破坏积极性。基本原则是增产。
六、食堂问题。按群众要求办事，可以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没有做饭的，要求办常年食堂，多数人要求办农忙食堂，少数人要求自己做饭。这个问题要调查研究一下，使食堂符合群众的需要。30户中有5户要求办常年食堂的，那就要办。养猪的要求在家里做饭，是可以的。总之，要符合群众的要求，否则总是要垮台的。
七、干部手脚不干净的问题。百分之三四十的贪污面，百分之七八十的手脚不干净。统统撤掉不行。处理要按群众意见办，群众允许过关的就放过，不允许的就撤职。
以上这些，大体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对人民公社以及农村政策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有些是已经明确了的，有些是正在酝酿之中。后来他又听了湖南、广东等调查组的汇报。这就为广州会议的召开和主持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作了准备。
2月21日，田家英和我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离开杭州去广州。23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准备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工作一直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进行的。2月26日起草委员会召开会议，主要是确定条例的框架和基本内容。出席会议的有；陶铸、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廖鲁吉、赵紫阳、邓力、许立群、王力、王鲁，我也参加了会议。从27日起，进入具体起草阶段，主要由廖鲁言、田家英、王鲁、赵紫阳分别起草。
3月10日，由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会议在广州开幕，参加会议的是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主要讨论公社工作条例和农业问题。与此同时，由刘少奇主持的“三北”（指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大区）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31日，毛泽东在“三南”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主题是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即人与人之间，队与人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是他根据三上调查组的调查得出的一个基本思想，成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核心和基石。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对待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离开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这个问题，浙江调查组没有提出来，湖南调查组没有提出来，广东调查组没有提出来，其他众多的调查组都没有提出来，尽管各个调查组都各自提出了一些好的、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而这个思想是由毛泽东根据大量调查材料概括出来的。它使人们思想豁然开朗，不能不对他的高度概括能力和善于抓住问题本质的洞察能力表示钦佩。当然，他提出反对两个平均主义，既受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受他自己主观认识的限制，所以还是不彻底的。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它是党在一段时间内解决农村问题的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