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主要聚居在以云南大理为中心的地区，在西南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中，拥有较高的文明，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白族较早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汉代武帝设立益州郡，对云南进行管辖，揭开了以白族为代表的各少数民族接受汉文化的序幕。唐宋时期，白族作为主体民族先后建立了南诏国和大理国两个独立政权。这两个政权存在的时间与唐宋王朝几乎相始终。元朝灭大理国后，首次将云南各少数民族纳入中央政权行省管理的体系中，同时对大理国段氏委任以总管世袭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南诏国、大理国时期白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明朝在云南建立行省，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白族大姓氏族为首的土酋势力彻底消解，促使白族进一步融入到封建大一统的统治格局中。清朝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明朝的政策，继续推进白族文化向汉文化的转型。
从南诏到清代，在白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程中，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帝王碑刻留存于大理。南诏国时期阁罗凤树立了《南诏德化碑》，元代留存《世祖平云南碑》，明清时期帝王碑刻则有数量众多的圣旨碑、敕封碑等。本章拟将古代帝王在大理御立或是镌刻圣旨的碑刻笼统冠之以“帝王碑”之名，作为白族古代碑刻中一个重要类群加以研究，探讨古代帝王碑刻所蕴含的帝王们治理云南边疆的思想精华，勾画古代白族上层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变迁，从少数民族区域文化的角度折射中华民族由分散走向融合的进程。
$第一节 南诏国蒙氏：儒家德政的民族化——“德化”
《南诏德化碑》为南诏第五世主阁罗凤所立，是南诏国留存至今的唯一一通帝王碑。阁罗凤在南诏蒙氏共历的十三代国主中地位显赫，在南诏的发展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公元765年阁罗凤“坐南面以称孤，统东偏而作主”，宣告以白族为主体建立的南诏国政权独立，终结了此前南诏与唐朝的羁縻关系，并最终确立南诏国与唐朝、吐蕃三足鼎立的格局。阁罗凤于公元766年将《南诏德化碑》立于皇都太和城门，将“德化”治世以国书的形式告文于天下，碑文不但回溯了唐朝与南诏天宝战争的经过，而且描绘了南诏立国之后社会欣欣向荣的和谐局面。全文以12句与“德”有关的话语贯穿，对南诏国“德化”治世的理念进行了生动的阐述，旗帜鲜明地标举“德化”治世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天宝战争前南诏与唐朝、吐蕃的关系
南诏本为聚居在洱海周围的部落之一。《旧唐书》载：“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在汉永昌故郡东，姚州之西。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兵力相埒，各有君长，无统帅。”因为蒙舍诏位于六诏的最南边，所以又被称为南诏。南诏所居地为云南巍山坝区，有着较为优越的山川之利。《蛮书》言：“蒙舍川……地气有瘴，肥沃宜稻禾。又有大池，周回数十里，多鱼及菱芡之属。川中水东南与勃弄合流。南有笼磨些川。凡邆川河，蒙舍谓之川赕。然邑落人众，蔬果水蔆之味，则蒙舍为尤殷。”因有自然条件的优势，南诏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方面发展迅速，日益壮大为滇西的重要地方势力。
唐朝立国后，便开始了在西南地区的经营活动。公元664年，唐朝建立姚州都督府，标志着唐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大，其目的是防御迅速增长的吐蕃对这一地区扩张掠夺的危险。吐蕃在中世纪的兴起，尤其是其军事力量的壮大，构成了对唐朝整个西南边疆的可怕威胁。而南诏经过皮逻阁的经营，到公元750年左右成为了云南西部洱海地区最强大的势力。唐朝和吐蕃为了控制洱海地区，均采取了不少措施笼络南诏。“南诏统治者为了实现统一洱海地区的目标，无论是对唐朝抑或是吐蕃，他都没有过分的冒犯，更没有对抗；相反，他似乎使这两大势力相信南诏是他们真诚的合作者与忠实的盟友。”。
二、《南诏德化碑》“德化”治世思想提出的三点原因
天宝九载（750），唐朝对南诏采取了武力攻夺的方式。唐将鲜于仲通发兵南诏，揭开了天宝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历时五年结束，以南诏胜利、唐朝失败而告终。天宝战争中，南诏宣告立国，并改为“赞普钟”纪年，与吐蕃结成了联盟，与唐朝断交。
公元766年，阁罗凤在太和皇城国门立《南诏德化碑》，反思了天宝战争，亦热情洋溢地描述了南诏立国后的大好局面，委婉地表达了与唐朝交好的愿望，明确地将“德化”思想标举为南诏的治国理念。碑文开篇回溯了唐诏之间的天宝战争，其中论德的语句共有七处，如下：
性业合道，智睹未萌。随世运机，观宜抚众。退不负德，进不惭容者也。
既御厚眷，思竭忠诚。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将谓君臣一德，内外无欺。
天恩降中使孙希庄、御史韩洽、都督李宓等，委先诏招讨。诸爨畏威怀德，再置安宁。
佥曰：汉不务德，而以力争，若不速除，恐为后患。
赞普差御史赞郎罗于恙结赍敕书曰：树德务滋长，去恶务除本。
汉不务德，而以力争。兴师命将，置府层城。
汉德方衰，边城绝援。御我兵戎，攻彼郡县。
其中，第一句话是《南诏德化碑》的开篇之语，开宗明义，将“德”标举为南诏立国之本。其他六句紧扣天宝战争，贯穿碑文，将南诏“不负德”与唐朝的“负德”加以对比，揭示了唐朝与南诏之间的矛盾，说明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这就是华夷之辨激化忠君思想矛盾，忧患意识警醒民族独立尊严，经历了天宝战争，南诏向唐朝发出了和平共处的呼唤。
(一)华夷之辨激化忠君思想矛盾
首先，阁罗凤将“君臣一德”视为南诏与唐朝之间君臣和睦关系的基础，并以此“正名”，表明战前南诏对唐朝的顺从态度。
对照《南诏德化碑》，可见南诏对唐朝言必称“朝廷”、“君”、“皇上”，标明君臣关系。碑文开篇即言：“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此后，碑文中多次提到唐朝与南诏之间的君臣关系。如碑言：“朝廷照鉴，委任兵权，寻拜特进都之兵马大将。”又，“解君父之忧，静边隅之祲。”可知阁罗凤在受封后，成功地平定了越析诏的边乱，为唐朝解除了边境变乱的忧虑。碑言“天宝七载，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表”，说明阁罗凤的父王皮逻阁去世时，南诏自属为“臣”，甘居下位，对唐朝皇帝以君臣之礼相待十分看重。
南诏与唐朝和谐相处，实现“君臣一德”，根源于南诏对唐朝羁縻制的认同。唐朝为了实现对洱海地区的控制，扶持南诏统一六诏。《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载：“子皮逻阁立。二十六年诏授特进封越国公，赐名曰归义。其后破洱河蛮，以功策授云南王。归义渐强盛，余五诏浸弱。先是剑南节度使王昱受归义赂，奏六诏合为一诏。归义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开元二十四年(736)，蒙舍诏在剑南节度使的支持下，兼并越析诏；开元二十六年(738)，剑南节度使联合河西、陇右节度使合力共讨吐蕃，削弱了吐蕃在云南的势力。可见，唐朝对南诏不但在声势上相助，而且屡有军事上的协助。公元738年，南诏统一六诏，成为唐朝的羁縻州，与唐交好。
南诏多次接受唐朝的册封，正是“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南诏一世祖细奴罗被唐朝任命为“阳瓜州刺史”；阁罗凤的父亲皮逻阁在开元二十六年(738)九月被唐玄宗赐名为“西南大酋蒙归义”，封为“云南王”。阁罗凤授“右领军卫大将军兼阳瓜州刺史”，后“持节册袭云南王”；阁罗凤长男凤伽异十岁入朝觐见，“授鸿胪少卿，因册袭次，又加授上卿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另外，南诏还派遣王子入朝为质子，表明对唐王朝的忠诚与政治上的臣属关系。自南诏一世王细奴罗派其子罗盛入质唐朝后，南诏王子入质唐朝成为了传统，盛罗皮、阁罗凤及其子凤伽异均入质唐朝。此外，如《南诏德化碑》载“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生动地写照了南诏殷勤供奉唐朝的情况。
然而，唐朝对东爨诸部的残酷压迫激发唐朝与南诏双方的矛盾，南诏与唐朝“君臣一德”的和谐被打破。《南诏德化碑》言：“遣越嶲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通路安南。赋重役繁，政苛人弊。被南宁州都督爨归王，昆州刺史爨日进，黎州刺史爨祺，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彦昌，南宁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煞竹灵倩，兼破安宁。”东爨诸部本归附于南诏，但唐朝对其的压迫政策导致东爨诸部起兵反抗。唐朝开始假南诏之手对东爨诸部进行武力招讨。在此过程中唐朝一面“再和诸爨”，假意调和双方矛盾；另一面却暗中“阻扇东爨，遂激崇道，令煞归王”，挑拨南诏与诸爨的关系，并“尚行反间，更令中道谋煞日进”，煽动诸爨互相猜疑残杀。唐将“妄陈我背”，向朝廷诬告南诏背反，导致唐诏之间关系恶化。
阁罗凤为了消除朝廷对南诏的误解，谦恭地以臣子身份向唐明皇上书陈述自己的不白冤屈。《南诏德化碑》言：
吐蕃是汉积雠，遂与阴谋，拟共灭我。一也。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间我。二也。崇道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却收录与宿，欲令雠我。三也。应与我恶者，并授官荣。与我好者，咸遭抑屈，务在下我。四也。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欲敝我。六也。
这段话中，南诏客观地向唐朝上书陈述南诏面对的局势和自己蒙受的冤屈。如碑所言，“竖臣无政，事以贿成。一信虔陀，共掩天听，恶奏我将叛”，因奸佞作梗，谗毁南诏，遮蔽天听，皇帝无视南诏的冤屈。最后，南诏王阁罗凤慨叹“天高听远”，“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虽然在碑文中南诏一再言，导致天听难达的原因是“奸佞乱常”，即皇上受到了竖臣的蒙蔽，但无论阁罗凤怎样辩解，费尽心机表白自己的忠诚，仍然无济于改变唐朝武力攻打南诏的定局。
唐朝夷夏之辨的偏见注定了双方不能平等地对话。孔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夏尊夷卑，界限分明，表现出强烈的夏贵夷贱、歧视四夷的色彩。又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表达了夷裔不能乱华，不允许少数民族用武力干涉中原地区国家事务的观念。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对照唐朝和南诏的关系可以看到，唐朝扶持南诏，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制约吐蕃，唐朝对南诏实行羁縻制不过是“以夷制夷”的策略。所以当南诏对唐朝俯首称臣，严格依照君臣关系的规则行事时，双方关系融洽。但是，当南诏插手唐朝对东爨诸部的武力制裁，不听命于唐朝时，便触犯了唐朝作为天朝上邦的尊荣与权威。所以任凭南诏屡申冤枉却始终无法直达天听。残酷的现实瓦解了南诏对唐朝继续以君臣之礼相待，和平共处的梦想，迫使南诏重新审视与唐朝的关系，同时引发了南诏对唐诏关系的忧思。
(二)忧患意识警醒民族独立尊严
天宝年间，唐朝凭借强大的国力和军力，意欲将南诏纳入“皇化”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宝战争就是唐朝企图武力征服南诏，推进“皇化”的举措。这与南诏追求民族独立，拒绝“皇化”之间产生了根本矛盾，也迫使南诏不得不考虑民族未来的生存。这种深切的忧患意识，促使南诏最终奋起抗击唐朝，捍卫民族独立尊严。
“皇化”一词，出自唐人樊绰《蛮书》：
大和城，北去阳苴口艹 干城一十五里。巷陌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城中有大碑，阁罗凤清平官郑蛮利之文。论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
这里的“大碑”即指《南诏德化碑》。唐朝的“皇化”就是将南诏洱海地区以及东爨诸部等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势力纳入唐朝版图的备边经营，以期最终实现中央政权对西南的绝对统治。开元年间，唐玄宗励精图治，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正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蔚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天宝前期，这种盛世景象进一步扩大，沈既济溢美为“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尤其在军事上，唐玄宗对府兵制进行了改革。《唐语林校证》卷八载：“明皇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曰安西，曰北庭，……曰领南五府经略，以备南边。”《文苑英华》卷四百三十七载：“天宝已后，屯兵七十余年，皆成父子之军，不习农桑之业。”唐朝积极发挥节度使卫戍边境的作用，从军成为专门的职业，实现了军队国家化，为唐朝拓境开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边境关系上，唐朝为了实现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帮助南诏统一六诏并建立了以洱海为中心的地方政权，实现了“皇化”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南诏亦积极向唐朝学习先进的制度。《蛮书》记载：清平官六人，每日与南诏参议境内大事。其中推量一人为内算官，凡有文书，便代南诏判押处置。有副两员同勾当。又外算官两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领之。六曹公事文书成，合行下者，一切是外算官，与本曹出文碟行下，亦无商量裁制。
在政权组织形式方面，设置南诏王为最高权威，其下设清平官六人，而清平官相当于唐朝的宰相一职，又设大军将若干，可谓文武兼备。
在兵制方面，南诏采用唐府兵制。《蛮书》载：“每家有丁壮，皆定为马军，各据邑居远近，分为四军；以旗幡色别其东南西北，每面置一将，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军又置一军将统之。”
农业方面，南诏竭力向中原先进农业看齐。《蛮书》载：“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蛮治山田，殊为精好。”中原农业先进的二牛三夫的耕作方式，在南诏时期得到普遍使用与推广。
南诏建立后，大力推广汉字、汉语，积极学习和吸收唐文化。《蛮书》载：“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大事多不与面言，必使人往来达其词意，以此取定，谓之行诺。”
随着经济和文化与唐朝的迅速接近，南诏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与日俱增。日益壮大的南诏对于唐朝“皇化”的举措产生了抵触。天宝元年(742)唐朝打通步头路(南宁到安南)时，就遭到南诏的抵制。此后唐朝“皇化”与南诏“阻绝皇化”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起初，南诏对唐朝武力相向采取了隐忍退让的态度。《南诏德化碑》言“于时驰表上陈，缕申冤枉”。战前，南诏多次上书表明心迹。“即差军将杨罗等连表控告。岂谓天高听远，蝇点成瑕。虽布腹心，不蒙矜察。”后又“差大军将王毗双罗时牟苴等扬兵送檄，问罪府城。”“自秋毕冬，故延时序，尚伫王命，冀雪事由。”但南诏的上书并未阻止唐军伐南诏。
天宝九载(750)，节度使鲜于仲通统大军从南溪路下，天宝战争爆发。《南诏德化碑》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