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意节度使鲜于仲通已统大军取南溪路下，大将军李晖从会同路进，安南都督王知进自步头路入。既数道合，势不可守株。乃宣号令，诫师徒，四面攻围，三军齐奋。先灵冥祐，神炬助威。天人协心，军郡全拔。虔陀饮酖，寮庶出走。王以为恶止虔陀，罪岂加众，举城移置，犹为后图。即便就安宁再申衷恳。城使王克昭执惑昧权，继违拒请。遣大军将李克铎等帅师伐之。我直彼曲，城破将亡。而仲通大军已至曲、靖。又差首领杨子芬并云南录事参军姜如之赍状披雪。往因张卿谗抅，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导，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交守，恐为渔父所擒。伏乞居存见亡，在得思失。府城复置，幸容自新。仲通殊不招承，劲至江口。我又切陈丹欵，至于再三。
从这段记载可见，在整个天宝战争中，屡见南诏为了阻止战争扩大，多次上书唐朝，为表明是非曲直不懈努力。在南诏和唐朝爆发战争前，阁罗凤便向唐朝上报唐将的不端之举，唐明皇遣中使贾奇俊辨查是非，但因其受贿并轻信张虔陀，上奏朝廷南诏背反唐朝。在南诏与唐朝的首次交锋中，南诏击败都督张虔陀的军队，并以为“恶止虔陀，罪岂加众”，“就安宁再申哀恳”，未继续攻打唐军，而是在安宁上奏朝廷希望申诉冤屈，城使王克昭拒绝奏书。当鲜于仲通大军至曲、靖时，南诏再次上书，向唐朝剖析吐蕃准备在唐诏两败俱伤后坐收渔翁之利的局势。碑言“仲通拂谏弃亲”，“唯言屠戮”，可见，唐朝对此无动于衷，不断以武力进逼南诏，这也使南诏最终明了唐朝灭我之意，由此坚定了捍卫民族独立的决心。碑言在决战前南诏王阁罗凤“具牲牢，设坛墠，叩头流血曰：‘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今节度背好贪功，欲致无上无君之讨。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在这段誓词中，南诏表明本欲尊唐朝为国君，视自己为臣下的信念不变。但最终决定与唐军交战，也因“至忠不可以无主，至孝不可以无家”，实属被逼无奈。又言“彼若纳我，犹吾君也；今不我纳，即吾仇也”，表明了南诏抗争到底的立场，这完全是唐朝造成的。
(三)战争伤痕呼唤回归和平共处
历时五年的天宝战争生灵涂炭。唐朝作为战争发动者，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南诏德化碑》言：“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唐朝兴兵南诏参战的兵力和持续的时间可谓史无前例，天宝战争结束时，唐将李宓父子战败，沉西洱河而死，死伤士卒共计十八万。参看天宝初唐置十节度镇兵四十一万的数据，可知唐朝在前后持续五年的天宝战争中损折军力近半。
唐代诗人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纷纷写诗感叹这场战争的残酷和血腥。
至今西二河，血流拥僵尸。(李白《书怀赠南陵常赞府》)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兵车行》)
开元皇帝虽圣神，唯蛮倔强不来宾。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白居易《蛮子朝》)
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白居易《新丰折臂翁》)
天宝战争致使唐朝的军事和国力受到重创，政治危机、经济积重难返。“尤其是鲜于仲通和李宓两次败于南诏国，搞得天下骚然，人民的赋税兵役负担愈重，唐朝的国力已日益虚耗。”天宝战争成为唐朝盛衰转变的一个历史根源。
天宝战争结束后，南诏国拋弃前嫌，以仁者之心，收埋了唐军阵亡将士的尸体。《南诏德化碑》载：“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亡大礼？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旧恩。”南诏国集中收埋唐将阵亡将士尸骸，修筑“万人冢”。《重修万人冢天宝记事碑》言：“至唐贞元，异牟寻与唐和，唐使韦哭祭万人冢，书‘大唐天宝南征阵亡将士冢’。寻令石匠刻之。至此，云南王每三年派礼官祭之。”战争留下的累累伤痕，促使南诏国在之后十六年反省历史，最终向唐朝发出回归和平的呼唤。公元766年，《南诏德化碑》树立南诏国门，南诏国重提天宝战争经过，谦逊地说明“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向天下表明天宝战争为被迫之意，情辞恳切地向唐朝表达了修好的愿望。
三、“德化”理念的国家化
南诏立国后，阁罗凤作为开国之君总结过去，放眼未来，进一步将以德治国的理念付诸实践。这里将碑文中集中体现阁罗凤“德化”治国理念的五个句子罗列如下：
我王气受中和，德含覆育。才出人右，辩称世雄。
夫德以立功，功以建业。业成不纪，后嗣何观。
蛮盛家世汉臣，八王称乎晋业。钟铭代袭，百世定于当朝。生不遇天，再罹衰败。赖先君之遗德，沐求旧之鸿恩，改委清平，用兼耳目。
观兵寻传，举国来宾。巡幸东爨，怀德归仁。
德以建功，是谓不朽。石以刊铭，可长可久。
在这些与“德”有关的语句中，“德含覆育”可谓南诏国“德化”理念的总纲。其他四句则分别体现在内政外交的实践中。正是因为阁罗凤将“德化”的精神运用到南诏国社会发展中，其统治时期创造了南诏国历史上的辉煌，他也被誉为白族历史上贤能君王的典范。
(一)为君正己
阁罗凤以国君的身份，谨遵儒家“正己”的修养要求，将“正己”视为国政“德含覆育”的起点。《南诏德化碑》载：
王姓蒙，字阁罗凤，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之长子也。应灵杰秀，含章挺生。日角标奇，龙文表贵。始乎王之在储府，道隆三善，位即重离。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抚军屡闻成绩，监国每著家声。
这里，“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描述阁罗凤自幼便钻研圣贤经典，学习儒家的治人之道。孔子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言：“子欲善，而民善矣。”又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强调国君为政之道，首先要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国君能否实现道德修为的高尚境界，是其为政治国、安人安百姓的资本，表明了国君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当阁罗凤还是王储身份时，就“道隆三善”，深谙“亲亲”、“尊尊”、“长长”的道理。未立国之前，阁罗凤被册为云南王，谨遵君臣之礼，对玄宗皇帝感恩戴德，月月向朝廷进献珍奇，“既御厚眷，思竭忠诚。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将谓君臣一德，内外无欺”。将行君臣之礼视为“正己”的一个重要体现。天宝战争中，南诏和唐军开战之前，阁罗凤仍然谨遵君臣之礼，所以他坦言：“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今节度背好贪功，欲致无上无君之讨。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战前最后一刻，阁罗凤率领文武官员，向着唐都长安的方向，“东北稽首”，再至拜君礼。
(二)修文习武
阁罗凤在内政中以德化成，推行德治。《南诏德化碑》载：
然后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阐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日月不，赏罚明而奸邪屏迹。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信及豚鱼，思沾草木。
这段话盛赞了阁罗凤赏罚严明，泽被万物的德政。他提倡文武兼善，设立了一系列官僚机构，巩固国家的政权。南诏国的政权机构中设有“清平官”一职，为南诏国主的参谋与顾问。每个清平官又与军队组织的将领同列，清平官之下有被称之为“曹”的六个部门，分属不同的职能，有兵、户、客、刑、士、仓“六曹”。在军事方面，南诏国专门设有军将，不但辅助清平官处理政务，同时管理步兵和骑兵军队。
元代白族碑刻《故杨公孝先墓志铭》载：“云南王阁罗凤爱其(上阕)，累迁崇文馆大学士，兼太傅、清平官。”。据碑文，杨孝先的先辈杨蛮祐曾任“崇文馆大学士”，可知阁罗凤时期专门设有“崇文馆”的机构。《新唐书·选举制》载：
凡馆二：门下省有弘文馆，生三十人；东宫有崇文馆，生二十人。以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为之。
崇文馆即皇室和皇后、皇太后的近亲，宰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员的儿子入学之地。“崇文馆也属大学性质、应进士、明经等科试”。由此推知，南诏国“崇文馆”很有可能也是专门为皇亲国戚以及官僚上层子弟读书教育机构，可见南诏国统治阶层对儒学教育的重视。
作为一代明君，阁罗凤破除民族和敌我界限，招贤纳才，委以重任。如《南诏德化碑》的撰者蛮盛本是汉人，其自叙身世：“蛮盛家世汉臣，八王称乎晋业。钟铭代袭，百世定于当朝。生遇不天，再罹衰败。赖先君之遗德，沐求旧之鸿恩，改委清平，用兼耳目。”蛮盛入南诏后，深受皮逻阁、阁罗凤两代君主的重用，担任清平官之职，而且受命负责撰写南诏国“国书”《南诏德化碑》。再如郑回。《旧唐书》载：“郑回者，本相州人，天宝中举明经，授嶲州西泸县令，嶲州陷，为所虏。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曰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迦异。及异牟寻立，又令教其子寻梦凑。”郑回本为唐朝官员，阁罗凤攻陷嶲州时将其俘虏。阁罗凤不但不杀他而且重其学识，委以清平官要职，并赐蛮利之名，特派其担任王室的文教，管教皇室子弟。又如杨蛮祐，据《故杨公孝先墓志铭》载，杨蛮祐本是华阴人，后随鲜于仲通征云南，兵败失陷大理。阁罗凤爱其才，不杀而授清平官，委以重任。
正是因为阁罗凤对待异族人才，排除偏见，唯才是举，以仁德之心委以信任，这些汉族文士，为了南诏国文化的进步，亦是不遗余力。蛮盛在撰写《南诏德化碑》时，可谓殚精竭虑，其表白“心怀吉甫，愧无赞于《周诗》；志效奚斯，愿齐声于《鲁颂》”。希望自己像尹吉甫采诗、奚斯撰《鲁颂》一般，借撰写《南诏德化碑》表达自己的效忠之心。郑回则在南诏文教事业的进步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唐代宗广德元年，主思武既盛，所乏者文。于是命郑回训教僰子弟汉儒书籍。事体礼貌风俗，较昔尤盛”。郑回对异牟寻父子悉心教育，史称异牟寻“颇知书，有才知”，其子寻阁劝的诗作《星回节游避风台》蜚声诗坛，被收入《全唐诗》。
(三)亲仁善邻
在对外关系中，阁罗凤以德为重，用实践演绎“亲仁善邻，国之宝”的真正内涵。南诏国以德化敌为友是其一贯的宗旨。这一点在南诏国与唐朝天宝战争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此处不赘述。对于吐蕃，南诏国亦与之结兄弟之好。
南诏立国以后，其势力达今怒江以西的大片土地，向东将势力推及今曲靖与建水，并在昆明新筑了拓东城，由王子凤迦异镇守。南诏国政权巩固，国民实力强大，对边境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好的感召作用。周边南亚、东南亚各国的朝贡络绎不绝。南诏国对于边境落后民族地区采取“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仪”的方式招化。如“寻传”乃处“南通渤海，西近大秦”之地，自“开辟以来声教所不及，羲皇之后兵甲所不加”的蛮荒之地，南诏国以礼乐教化的方式使之复归，推进当地文化的进步。孔子曾言：“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即言对边远之地的人民要以文德感召，使之心服而复归。又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南诏国正是以修文德化解了民族之间的隔阂，以德政感召周边民族，所以“裸形不讨自来，祁鲜望风而至”，引得其他少数民族纷纷归附。
阁罗凤作为南诏第五代国主，完成了前代国主未尽的事业。他实现了南诏国的独立，完善了南诏国内部的组织体制，建立了南诏国政权机构的基本模式。向外扩展了南诏国的疆域，并通过一系列措施巩固了南诏国在东部地区的行政统治。南诏各族百姓生活富足，“厄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地，下隰树园林之业。易贫成富，徙有之无。家绕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廩”。因此《南诏德化碑》对阁罗凤的功绩极尽赞颂之辞。阁罗凤作为南诏国开国君主，为政以德，在其统治期间，南诏国社会稳步发展，百姓深受汉文化熏陶，云南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实现了质的飞跃。“虽然他面临极为困难的选择，而他对此作出的反映是令人钦佩的。他讲求实效而又果敢决断。他可以说是南诏历史上最为英雄的人物”。
四、南诏国蒙氏“德化”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南诏德化碑》中阁罗凤提出的“德化”理念，不但凝聚了南诏国对天宝战争历史的总结，更包含了统治者实现南诏国民族政权长治久安的远见。“德化”精神深透德化成万物，消解矛盾，滋长和谐的哲理，孕包了德之实践要因时因地而变通之意，是南诏国君阁罗凤对儒家以德治世的文化传统民族化阐发，为后继者指引了方向，对后世影响深远。
公元793年，异牟寻派遣三个使团前往长安。每个使团都携带了象征南诏国向唐朝示好建交的礼物，如生金象征了对唐朝的忠诚不移，朱砂象征了对唐朝的赤胆忠心，表达了愿与唐朝重建友好关系的愿望。公元794年，唐朝与南诏国正式恢复邦交，在贞元十年(794)十月二十七日阳苴咩城举行的唐诏双方的宴会上，“南诏蒙异牟寻请归附圣唐，愿充内属，盟立誓言，永为西南藩屏”。贞元二十年(804)，德宗亲自召见了南诏国使团的成员和异牟寻的儿子寻阁劝，并破格邀请使团在宫廷的御座前会面交谈。白居易《蛮子朝》生动地记述了这一盛况。
谁知今日慕华风，不劳一人蛮自通。诚由陛下休眀德，亦赖微臣诱谕功。德宗省表知如此，笑令中使迎蛮子。蛮子导从者谁何？摩挲俗羽双隈伽；清平官持赤藤杖，大将军系金呿嗟。异牟寻男寻阁劝，特敕召对延英殿。上心贵在怀远蛮，引临玉座近天颜。冕旒不垂亲劳倈，赐衣赐食移时对。移时对，不可得，大臣相看有羡色。可怜宰相拖紫佩金章，朝日唯闻对一刻。
南诏王寻阁劝的使团给白居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卫队是头戴雉翎的摩挲武士，随行的清平官手持红藤杖，大军将腰系金腰带，显现出浓烈的少数民族风情。德宗皇帝接见寻阁劝使团时，连皇冠上的冕旒都不放下来，与使团一行人亲切交谈十分高兴。不但赏赐了丰盛的礼品，而且还安排了再次接见的时间。德宗与南诏使团长时间的会晤，是佩戴紫袍金符的宰相都不能得到的荣幸。所以，南诏使团享受到的隆重礼遇引得大臣们纷纷羡慕。
南诏与唐朝重建友好关系，建立了西南新的联盟，是唐朝解除吐蕃威胁的重要标志，也是唐朝与西南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异牟寻统治时期，南诏国将诸部族和广大领土进一步统一，国力蒸蒸日上。“德化”精神指引着南诏国发展成为一个成熟而强大的国家，实现了与强大的唐王朝相始终的存在时间。
$第二节 大理国段氏：儒释文化的交融——“德运”
公元938年，段氏思平建立大理国，大理国是继南诏国之后，又一个以白族为主体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1254年蒙古平定大理，大理国共存在了316年，国祚之长仅次于同一时期的两宋，而长于辽、金和西夏，是中国十到十三世纪西南边疆著名的地方民族政权。大理国上承南诏下起元代总管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基本不对外扩张，终其统治三百余年没有与宋朝发生过战争，与邻近国家友好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