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五个例子中的炼字多是动词，也有名词。先看动词的炼字。如在第一例中，碑文在写苍山坐势时使用了“环”一词，突出了苍山十九峰蜿蜒如屏风的态势；“绕”一词则点脱出如耳朵状狭长的洱海柔媚的情貌。“环”、“绕”两词的使用又有隔句互文之义，为苍山与洱海山环水绕、互相依存的地貌特征赋予了动感。最后碑文用了一个“抗”字，点出苍洱风光能与中原名山大川相抗衡之意，显得简洁而有力。第二例中，开头四句简练地描绘出封川桥的风貌与香火旺盛的情况。其中“筑”、“竖”两个动词突出了“围垣”低矮、“观音祠”高耸的建筑风格。而后面两句，“侍香火”中“侍”一动词和“祈神默祐”这个连动式的短语一起写出僧侣供奉观音祠虔诚之态。其后，“行者歌”、“休者颂”两个主谓短语中，“歌”、“颂”两个动词，以对句互文，生动地描摹出封川桥落成后人们欢喜的情状。第三例子中，作者在南山观音寺极目远眺。文中先后使用了“细阅”、“凝眸”两个动词，突出作者远眺时仔细、专注、周详的神情。作者所见的风景是海如“带”、山如“襟”，大理坝子的景致“收来眼底”，“十万人家，了如掌上”，有点有面。第四例子中，作者连用“吞山光，挹海色，送夕晖，迎明魄”四个动宾词组，以拟人化的方式，描写水月楼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风光。其中“吞”、“挹”两个动词的使用，突出了水月楼气势雄伟，居高临下，水光山色一览无余。“送”、“迎”二词则点出居于水月楼可以看朝曦、赏晚霞的独特视角。
名词的炼字，如第一例中“伟叠环于西”，用“伟叠”一词将苍山十九峰雄伟绵延起伏的山势精准而形象地描述出来，又同时兼具比喻之义，含义丰富，使得整句话表现的画面顿时生动。“洱水汪洋”中名词“汪洋”活用为形容词，突出洱海波涛荡漾无边的气势。第二例中，“烟峰流泉，关锁雄峙”中“烟”本为名词，在这里活用为形容词，描摹出山峰为烟岚笼罩的神态。“流泉”中“流”乃动词，这里活用为形容词，描写出泉水潺潺的动态。第五例中“瓜江环带，碧水长川，沃野烟村”，则以“带”、“碧水”、“长川”、“沃野”、“烟村”突出了大理坝子恬淡的田园风光。“带”字具有以名词作副词的效果，将瓜江窄长蜿蜒的特点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碧水”、“长川”、“沃野”、“烟村”则成功地表现了在慧明禅寺鸟瞰大理充满祥和的人间风景，使得整句话极具画面感，产生了极佳的视觉效果。
由以上的这些炼字可以看出，白族古代汉语碑刻中的用字准确而生动，不但增添了表达的意蕴，而且产生了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魅力。
白族古代汉语碑刻的语言在追求省净的同时，也趋向于平易。例如：
募石工治料，陶人模埴，山人伐材，灰人煮石，掘筑之具靡所不预。然后周劝臧义，施助有差。不数月间，木石山积，砖料云仍，乡老矢心，各厉管摄。
至明万历时，山僧兴然与徒如柏自寂光来，披荆蓁，刈草莱，依破屋而安禅，采芹蕨以充腹，服勤力作，几数十年。
在第一例中，开头由“募”这一动词引领其后四个主谓短语，短语中“治料”、“模埴”、“伐材”、“煮石”这四个谓语又为动宾结构的动词，与主语的身份“石工”、“陶人”、“山人”、“灰人”十分贴切。这四句话中的五个动词的连续使用使得句子的结构紧凑，读起来简洁而易懂。在第二个例子中，“披荆蓁，刈草莱，依破屋而安禅，采芹蕨以充腹”也是连续使用多个动词短语，其中“披”、“刈”、“依”、“采”突出了山僧等人一起破土开荒修建津梁寺的艰辛，词义明了，传达了细腻的感情和丰富的意义。
白族古代碑刻中，一些虚字的使用则发挥了句子之间在因果、时间甚至秩序方面关联的作用，使得句意的表达互相呼应，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
澍父虽卑官，然片言觭行有几古人，愿赐一语书于墓版，以光重泉。余虽与淑洲无平生，然数见杨生文艺，知其父有家教尚矣，因为之操角瓜。
方公之孤也，母赵氏以节自誓。勤劳抚育，且教曰：汝父蚤丧，我不即殒灭者，以尔在也。尔能力学，光昭前烈，庶无负我今日之意。公闻之，泫然流涕，即力自砥砺，于儒业大有期望。
稍长，就异途取甘旨奉母。久之，幡然曰：此非致身术也。弃之业儒。且曰：丈夫即雄飞雌伏，亦非出世豪举。偶一日，随亲友游昆明池，有青莲浮于水面，众不见，师独见之，众咸异焉。至年十九，一病至笃，忽悟身世无常，以决出世之缘，遂投通海秀山妙空和尚祝发，命名普禅，因号本无，受法于所庵法师，稟具于大方和尚。
以上三个例子中加点的字都是虚字或是虚词。这些字词在文段中不仅起到状语的作用，还表示了句意的内在关系，点明时态。如第一例中“然”、“以”、“虽”、“因”这几个词的使用，将句意的表达调节得更为委婉，同时使得句子对前因后果的交代更为清晰。第二、三例中的虚词使用，主要在时态和逻辑顺序方面有效地明确了句意的交代。第二例中，“方”、“且”、“不即”、“即”、“于”的使用，突出了事件的发生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第三例中“稍长”、“久之”、“偶一日”的使用，在时间上点出了本无禅师在悟道过程中经历事件的承接关系。“且”、“忽”、“以”、“遂”、“因”则对发生事件的前后逻辑关系进行了说明，使得整个语段的表述自然而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由上可见，虚词的使用对调节表达的语气和强调的重点，对句子内在的节奏变化，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白族古代汉语碑刻语言除了典雅、省净、平易的风格外，还有如《冯补衮咏唐梅诗碑》那样古朴秀丽的作品，诗言：“此梅岁结千层玉，铁干横开分外妍；无为盛唐存古高，却从南诏国享长年。……似怕太真相妒忌，索居白国不争妍。”也有像《封闭双马槽厂永禁碑记》、《水目山普贤寺水利诉讼判决碑》等那样明白如话的作品。从一通碑来看其语言风格是统一的，但是通览白族古代汉文碑刻，跨越了两千多年历史，数量众多，语言风格不一定完全统一，因为不同的碑刻作家所处的时代不同、创作的碑刻类型不同、创作的情景和动机有着各方面的差异，所以这里所谈论白族古代汉语碑刻的语言风格，只能说是就其大体取向而论。
二、白文碑
白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白族语，但没有文字。所谓“白文”就是用汉字记录白语，表达白语的意义。在白族古代碑刻中，用“白文”书写的碑刻被称之为白文碑。
白文碑在白族古代碑刻中数量不多，但几乎在每个时期都有白文碑出现，反映了人们对白族民族语言的自觉使用。以《大理丛书·金石篇》统计，最早的一通白文碑为大理国明政三年(971)的《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其后大理国安定四年(1198)所立的《大理国释氏戒净建绘高兴兰若篆烛碑》中也出现了一些白文。元代大理总管时期的白文碑有：立于大德十一年(1307)的《加封孔子圣诏碑》、立于公元1326年的《元大崇圣寺圣旨碑》、立于公元1340年的《昆明筇竹寺圣旨碑》、立于公元1370年的《段信苴宝摩崖碑》。以上6通白文碑主要出现在大理国和元代段氏总管时期。尤中先生言：“白文在大理国时期也有发展。它仍然是在借用汉字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表现白族语言的字(这种字形仍同汉字)。今存《石城会盟碑》和《张胜温画卷》上面的文字，即属于白文。”如果将《南诏德化碑》中出现了零星的白文，如“酋苴”、“望苴”等也联系起来，可知南诏国、大理国、元代段氏总管时期白文一直持续发展，而元代碑文碑数量不少，说明白文应是十分的流行。考察大理国时期《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中“三十七部”所包括的地域范围，大致包括了今天滇东、滇东南；贵州普安、威宁等地。这些地区亦是包括白族在内的彝族、苗族、壮族、哈尼族等多个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而《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以白文发表，可见白族语在大理国时期的通用性很强，在少数民族中有着较为广泛的传播性，可视为通行的外交官方语。而元代《加封孔子圣诏碑》、《元大崇圣寺圣旨碑》、《昆明筇竹寺圣旨碑》中均为双语碑文，如《加封孔子圣诏碑》、《元大崇圣寺圣旨碑》均为汉语、白文；《昆明筇竹寺圣旨碑》为蒙古语、白文，说明白文在这些圣旨碑中都充当了译文的作用，可推知白语在元代云南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官方交际作用。
明清时期，白族古代碑刻中不乏白文碑。《大理丛书·金石篇》中收录6通白文碑。立于明宣德年间《应国安邦神庙记》、立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追为亡人王波正之灵碑》、立于景泰元年(1450)《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立于景泰四年(1453)《故善士杨宗墓志》、立于景泰六年(1455)《故善士赵公墓志铭》；清代康熙四年(1665)《史城苍山道人建庵尹敬夫妇预为冢记》。从明清时期留存的白文碑来看，白文的运用主要在墓葬中，体现了白文使用民间性的增强。综上可见，南诏国、大理国、元代大理总管时期，白语、白文使用具有官方语言色彩，而明清时期随着云南纳入中央集权的统治，汉语普及。但在民间白文、白语的使用仍然流行，体现了白族对本民族语言自觉坚守的意识。明代学者杨慎曾译写《滇载记》，在这本书的自跋中，杨慎说明该书是根据“僰文”(即白文)书写的《僰古通玄峰年运志》翻译写成的。清代康熙四十五年(1706)，大理喜洲圣源寺主持寂裕，也曾翻译《白古通》一书中关于宗教的部分，写成《白国因由》。寂裕在书跋中言：“菩萨累劫救护此处，盖有十八化云，备载僰古通。……逐段原由，缘是僰语，但僰字难认，故译僰音为汉语，俾阅者一目了然。”寂裕：《白国因由》，大理喜洲圣源寺寂裕的木刻本。可见，白文在明清时期的发展备受文人关注，他们对白文文献和作品的翻译，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对白文使用的自觉。
对于白文的价值，石钟健言：“‘白文’在白族的历史上，确曾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文化发展的作用。首先，‘白文’给白族保留下来许多古老的历史传说，这些宝贵的传说，是我们今天研究白族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其次，‘白文’曾经大量采用了汉文的词汇和汉文成语，这些词汇和成语，自然变成了丰富白族语言的一个源泉。第三，由于‘白文’文学作品(如民家调子)的大量出现，这些加过工的文学语言，必然会不断地丰富着白族口语。第四，这些‘白文’资料，在今天整理‘白族的语言史’时，当然是语言学者所特别宝贵和重视的。总起来说，‘白文’在白族的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一定程度的促进文化发展的作用，但是因为它是一种不完备的表达语言的工具，当白族高度地吸收了汉文化之后，当他们的地区特点被冲淡以后，他们宁愿学习汉文和使用汉文，绝不再使用‘白文’，‘白文’自然就被废弃不用了。正像其他几种从汉文派生的表意文字一样，在历史上，都早已‘销声匿迹’和‘湮没无闻’了。”石钟健从语言发展的角度对白文产生和消失的必然性作出了宏观探讨，对白文的语言学、历史学、文学等多方面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据王富对大理国安定四年(1198)所立的《大理国释氏戒净建绘高兴兰若篆烛碑》考证，其言“文内有些文字，特别是田亩上用的量词，这些字今天还保留在白语里面”。明代杨黼《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碑中的一些白语，“有的见于《蛮书》中‘白蛮语’，如‘带谓之佉苴’、‘舞谓之伽旁’。‘佉苴’现在也还在白语中使用，没有多大变化”。足见白语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至今在白族聚居的地区，白语仍然是白族人交际的主要语言。
三、其他语言的碑刻
在白族古代碑刻中还有一些其他语言文字的碑刻。
从《大理丛书·金石篇》收录来看，大理国时期有梵文碑3通，即《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刻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立于大理国元亨十一年(1195)《大理国彦贲赵兴明为亡母造墓幢》碑阳有梵文5个字，在碑阴及两侧刻有梵文《陀罗尼经》；《大理国释氏戒净建绘高兴兰若篆烛碑》碑面框四角刻有梵文4字。元代的梵文碑数量较多，一共有33通。除了泰定元年(1324)立的《李升墓幢梵汉文刻石》之外，五花楼遗址出土的元代碑刻中就有32通梵文碑刻。有的碑两面刻梵文，如《杨药师生碑》、《苏参碑》、《杨禧碑》等；有的是单面刻梵文，如《至正七年残碑》、《张长老墓碑》、《杨生善碑》、《释戒超碑》等；有的是在碑额篆字旁刻梵文数字，如《故神功梵德大阿左梨赵道宗墓碑》、《张齐碑》。可见元代的梵文碑主要集中于墓碑类，碑中所刻梵文的位置也较为多变。明代的《故安人车氏墓铭》碑阴刻《佛顶尊胜陀罗尼咒》梵文经、《故李参幽堂碑铭》碑上半部为汉文，下半部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梵文经。清代梵文碑如康熙十七年(1678)《鸡足山金顶梵汉文残碑》。由上可见，大理国和元代大理总管时期是历代梵文碑刻出现最多的时期。梵文碑的大量出现可视为佛教盛行的一种体现，这一点在前文已经有所论述，不再赘言。而明清时期，梵文碑寥落，这与中央政权对云南地方宗教信仰的压制政策的影响有关。
另外，白族古代碑刻中不乏使用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碑刻。如立于至元六年(1269)的蒙古文碑——《昆明筇竹寺蒙古文碑》，清末的《观音堂韦陀殿石匾》中还有藏文数字。这些蒙古文和藏文碑的出现，反映了白族碑刻中多种语言共存的情形，体现了碑刻语言的丰富多样性和白族对异族文化的融合。
综观白族古代碑刻的语言，汉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白语作为白族的民族语言，随着白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地位的变迁其使用的范围和地位也不断变化。南诏国、大理国、元代段氏总管时期，白族是统治阶层的主体民族，可以看到白语、白文作为官方正统用语的地位。明清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汉语成为官方语言，白语、白文转向民间。另外，白族古代碑刻中梵语、蒙古文、藏文这些异族文字碑刻的数量虽然不多，却折射出白族碑刻语言的丰富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