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首诗均突出了天华山“石龙倒挂”的巧夺天工，但每首又都各有侧重。第一首诗借助风吹、飞沙、草木、雨滴等外在物象，以动写静，间接地描绘石龙欲上升的飞腾之势。第二首突出了石龙外形的刻画，从“头角”，到“圆鳞”、“爪”等细部逐一描绘，无论是“峥嵘头角”、“露结珠圆鳞万点”，还是“云从爪现影千重”都显得惟妙惟肖。第三首与第二首较为相似，也以细节描摹石龙的外形。不同的是，第三首以动静结合的手法，突现了石龙静中有动的神态。诗歌非常注重动词的使用，诗言石龙“头伸尾缩扑岩边”，其中“伸”、“缩”、“扑”三个动词使石龙摆脱了石质的僵硬，而显得呼之欲出，充满生机。这与第二首“峥嵘头角挂岩峰”一句中“挂”这一动词呈现的静态描摹形成鲜明的对比。又言“数岁因探珠以宝，千秋欲吐口之涎”。其中再用“探”、“吐”两个动词，将龙口中含宝，龙涎欲滴的动态比附于石龙。诗中动词的连用，大大丰富了石龙意象的神蕴，使得石龙形神兼备，生发出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魅力。
《虎头仙迹四绝碑》中，诗人以四首七绝形成组诗。其一从诗人寻访居住在虎头山的友人为始，其二对虎头山世外桃源般的仙境进行描写，其三、其四则抒发空灵之感和尘外之想。如其二言：“天工人巧百千变，扇画青山山画扇。万里风凉咫尺间，一尘不惹见真面。”诗以登高临风的视角，将虎头山风景巧夺天工人巧，如扇中一般的美景展现得一览无余。
二、仕宦之情的传达
(一)感士不遇
《庄子》言“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然而乐与！”山水风光乃人性回归自然的重要媒介。“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尤其是仕途的失意、人生不遇等种种平日深埋内心的复杂之情在山水间才得以释然。流宦云南的士子亦是如此。明代的杨慎因嘉靖三年(1524)“议大礼”违抗世宗旨意，被判处“永远充军”，谪戍云南永昌府，其后半生主要在云南度过。在《杨升庵李中溪咏兴教寺海棠诗碑》中，杨慎以物喻人，书写了怀才不遇之感。诗言：
两树繁花占上春，多情谁是惜芳人。京华一朵千金价，肯信空山委路尘。
这首诗中，杨慎以“两树繁花占上春”生动地描绘出海棠花灿烂盛开，春意盎然的美景。其后，作者言“多情谁是惜芳人”，感叹海棠花长在寺庙，无人欣赏，而自己却是赏花多情，生发了淡淡的感伤之意。诗言“京华一朵千金价”，将兴教寺海棠花与京城的海棠花作对比，前者是繁花似锦，却不及京城中“一朵”有价，感叹这是地域环境不同造成的差异。随后，诗人由物及人，从咏物转向以花自喻，以“肯信空山委路尘”喻托了作者遭贬谪，离开京师来到偏远的云南，一腔抱负却不为世用的忧愤心绪。
白族文人李元阳乃杨慎的好友，他和诗一首：
意浓姿淡浣新红，山馆相逢二月中。区别要君重着眼，野桃篱杏烂成丛。国色名花委路旁，今年花比去年芳。莫言空谷知音少，也有题诗玉署郎。
开头一句起兴全诗，描写海棠花绽放的新姿，姹紫嫣红、生机勃勃，为整首诗营造了一种乐观、欢快的氛围。诗言“区别要君重着眼”，表达了对杨升庵怀才不遇遭际的理解和劝慰之情。同时，诗言“野桃篱杏烂成丛”，将野桃花、杏花与海棠的脱俗之美形成对比，以海棠暗喻杨慎的不俗气质。又言“国色名花委路旁”，坦言纵然海棠作为名花不得已生长在路边，但“今年花比去年芳”，意为杨慎排遣抑郁，鼓励其要焕发人生的新气象。最后诗人直言自己这个“玉署郎”愿为杨慎的知音，劝说杨慎不要再感叹“未见有知音”而感伤抑郁。从两人的唱和诗中可以感受到他们深厚的友谊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对照历史可知，杨慎谪居云南后，与李元阳等白族文人成为了知己，他们一起研究学术，切磋文艺，引领了白族文学创作的热潮，为白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乡情
对于宦游至大理的流官们，远离家乡，思乡之情难免。但身处苍洱间，为此方风物折服，不但排遣了乡愁，而且还生发了“浑如故乡地，偏动故乡情”的情绪，将大理视为自己的家乡，产生了强烈的眷恋之情。
宋湘堪称典型。宋湘原籍广东，在嘉庆四年(1799)中进士，官至编修，后经曲靖、广南、永昌知府，护理迤西道，在云南度过了十三年的时光。《种松碑》组诗中生动地书写了他离任大理之后，再度回到大理犹如归家般的亲切感。诗言：
不见苍山已六年，旧游如梦事如烟。多情竹报平安在，流水桃花一惘然。
古雪神云看几回，十围柳大白头催。才知万里滇南走，天遣苍山种树来。
一粒丹砂一鼎封，一枚松子一株松。何时再买三千石，遍种云中十九峰。
此组诗写于道光二年(1822)，诗人回到大理，故地重游，抒发目见昔日所种松树成林的感慨。诗前有段小序，言宋湘在六年前即嘉庆末年到迤西任职时，曾“买松子三石，课民种于三塔寺后，为其濯濯也。今日有报，松已寻丈，其势郁然成林者”，因此喜而有感，“击以三绝句”。诗中对比了六年前与六年后的情景。六年前宋湘初到大理时在苍山上种下的三千石松子，在六年后松子已经长成松林。苍山的古雪、飘逸的云彩、洱海边的柳树，还是那么的秀丽动人，尤其是“多情”的竹子声声作响犹如“报平安”，令作者顿生归家的亲切感。看着眼前的一切，诗人生发“何时再买三千石，遍种云中十九峰”的豪情，希望有机会种遍苍山十九峰，为苍山再添绿荫，传达出对苍洱大地的深深热爱之情。
(三)闲适心态
“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可谓文人闲适生活状态生动的写照。闲适中，文人们常常以诗酒为伴，娱乐遣兴。宋湘《洱海行诗碑》中，诗人以长篇歌行体书写自己在洱海边与酒、友相伴，遣怀自适的惬意。
半年鹿鹿趋薄书，今日水边提一壶。此水气与苍山驱，洱河洱海随世呼。……书生得景且饮酒，海神劝客还烹鱼。……苍山数塔出天表，倒影窈窕冲瀜俱。……此水恨失眉山苏，又惜老米襄阳徂。不然西湖比西子，不然虹贯沧江图。
诗中，洱海边成为诗人看书、忙碌之余，遣兴散心的好去处。徜徉山水间，最适宜做的事就是赏景、饮酒、烹鱼。作者笔下，洱海成为通灵之神，不但以碧波荡漾的美景呈现，而且还感应到诗人的闲适心情，以美味的洱海鱼奉送。诗人看着苍山脚下，众塔林立，笔直巍峨的塔影在水中隐隐绰绰的景致，只恨没有眉山苏轼的妙笔，可以写出“欲把西湖比西子”的妙句；亦叹惋米芾未见苍洱奇观，否则将苍洱妙境绘成的图画定要胜过收藏的满船画卷了。
和诗人同往洱海的还有友人“使君”。从诗中所叙可知，“使君”大概是刚从京城到大理任职的官员。诗言：“使君长安多酒徒，南来万里孤云孤。”在宋湘看来，使君离开繁华京畿之地，到偏远的云南就职，心中难免孤单寥落。宋湘便借助美景、佳、好酒为“使君”释怀。诗人先赞誉使君善文，言其“禿笔力搞风格余”。之后，向使君描述了苍洱迷人的风光。诗言：“星辰日月天光趋，人民城郭近远濡。苍山数塔出天表，倒影窈窕冲瀜俱。”展现了大理风光独具，人民生活安宁和谐的美好画面。后以“譬如君住罗浮隅，蓬莱一服何容与”两句，将大理佛塔林立，一派妙香佛国之境与蓬莱仙岛等世外仙境作比，启发使君心生超脱之念。“使君来逢海色舒，海田黄稻秋可租”两句，以拟人手法，借洱海、稻田点化出苍洱风光的亲和力，希望使君受苍洱风景的感染，又以“风月岂可使寂寞，山水自好谁亲疏”之语激发使君对苍洱自然风光的亲切感，排遣内心的寂寞之情。最后诗人言大理人杰地灵，“此邦沙子好诗手”，可以切磋交流的同道中人比比皆是，所以不要担心会有寂寞。可以看出，诗人所言的情与景皆来源于自己在大理随缘自适的生活体悟。试问如果没有真正感受到苍洱风光对人心的抚慰启示，没有诗人超脱感悟，其闲适心境又从何传达给使君呢？
李元阳在《访寂空上人诗碑》言：
独访高僧古道场，沿溪寻塔入苍茫。静中预觉客来日，松下先炊从者粮。庵外长河天镜碧，山前渐雨麦川黄。短檐共坐怜空旷，暂借蒲团卧石床。
诗中李元阳叙述了自己造访寂空上人的经历。一、二句诗言：“独访高僧古道场，沿溪寻塔入苍茫。”描写了诗人独自前往山中访上人，循着溪流、佛塔渐入苍茫的山林中。三、四句描写上人未卜先知，早在松下煮好饭相候。“庵外长河天镜碧，山前渐雨麦川黄”两句，则是书写了诗人在庵外远眺苍山之下的洱海天境阁之景色：远眺碧海长空，视野十分的开阔，近看山前的麦田，依山势而种，成熟泛黄，绵延起伏。诗人眼前之景充满了空净澄澈的神韵，同时也映照出诗人的心境。正是因为心境如斯，于是诗人索性向上人借了蒲团在石上倦卧小憩，悠哉游哉的闲适情趣跃然纸上。
三、古今之情的沉吟
大理历史悠久，白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昔日南诏国、大理国的辉煌，到明清时期全国大一统的发展格局，其间的历史巨变引发诗人们沉吟慨叹。
清代岑毓英《岑毓英重次邓子龙题天宝战士冢原韵二首》言：
点苍山雪存公道，故是唐家政令昏。三复邓将军句子，千年招得国殇魂。
讽喻全关生造字，轻于代斫识昏昏。两言工拙区生死，急艺名香觅返魂。
俯仰之间成陈迹，廿年往事忆晨昏。黄墟重过增新感，吊古伤今总断魂。
滇黔使岑毓英的这两首次韵诗分别是光绪十三年(1887)。第三者为黔西蔡标于光绪甲午年(1894)重立碑时并题。明代邓子龙的原韵为：
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惟有苍山公道雪，年年披白吊忠魂。
综览这四首诗虽然产生的时代不同，但均表达了诗人们对天宝战争这段历史的感叹。天宝战争历时五年结束，《南诏德化碑》载：“诏曰：‘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礼。’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南诏国收埋唐军阵亡将士遗骸，进行祭祀之后筑万人冢埋葬。白居易《新丰折臂翁》诗人自注：“云南有万人冢，即鲜于仲通、李宓曾覆军之所也。”对这场惨烈的战争，唐代文人们多有议论。
明代邓子龙为云南点兵官时，在万人冢旁题诗，对天宝之战进行回顾和评价。诗歌开头云“唐将南征以捷闻”，点出了杨国忠虚报天宝战争军情的史实。天宝战争爆发，唐朝先派鲜于仲通将兵八万伐南诏国，败没；后唐将李宓率兵十万再伐南诏国，亦全军覆没。天宝初年，唐朝置十节度镇兵四十一万，两次伐南诏国可谓折唐兵近半。但面对唐朝的惨败，“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谎称“吐蕃六十万救南诏国，剑南兵击破之于云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虏六千三百，以道远，简壮者千余人及酋长降者献之”。鲜于仲通作为败军之将，不但未受罚，还官至京兆尹。天宝战争虽已成为历史，但诗人在万人冢之前，仍生发对无辜将士遗骸流落异乡，无人问津的怜悯之情。诗言：“惟有苍山公道雪，年年披白吊忠魂。”感慨只有苍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好像是为阵亡者披麻戴孝一般，默默地祭奠亡灵。整首诗表达出邓子龙对唐代阵亡将士的缅怀和对无辜生命遭受战乱之苦的悲悯情怀。在邓子龙题写这首诗之后，“相传冢畔时闻鬼哭，自邓立诗碣而声响阒然”。
清代岑毓英次韵邓子龙原诗的第一首开头亦言“点苍山雪存公道，故是唐家政令昏”，表明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与邓子龙颇为相似，认为唐朝统治阶层决策的失误是导致战争悲剧的主要原因。次韵第二首言：“讽喻全关生造字，轻于代斫识昏昏。两言工拙区生死，急艺名香觅返魂。”叙述了岑毓英修缮万人冢与邓子龙所题的诗碣时的一个插曲。由于“属之所司，躬未督视”，在修缮时没有亲自查看，以至出现将邓子龙原韵中“惟有苍山公道雪”错录为“惟有苍山飞到雪”的纰漏，因此岑毓英急嘱蔡标更正。虽说只是一词之差，但在他看来，“公道雪”与“飞到雪”一工一拙，用词之别使诗歌的意蕴完全改变，反映出诗人对诗歌原貌的尊重。蔡标并题诗言：“俯仰之间成陈迹，廿年往事忆晨昏。”再度回顾历史、目睹今事，并以“黄墟重过增新感，吊古伤今总断魂”结尾，亦抒发了对古今变迁的兴亡之感和生命易逝的喟叹。
$第三节 汉语权威与白语自觉
白族古代碑刻文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汉语碑刻与白族语、梵语、蒙古语等多种语言碑刻共生的局面。其中汉语碑刻数量最多，历史悠久，贯穿了整个白族古代碑刻的发展。白语、梵语、蒙古语等碑刻数量有限，却为白族古代碑刻增添了民族异彩。
一、汉语碑刻的语言风格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由于白族较早地接受了汉文化熏陶，使用汉语十分精熟。白族古代汉语碑刻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体现出以典雅为尚，同时又趋于省净、准确而平易的总体风格。
(一)追求典雅的品格
典雅是白族古代汉语碑刻语言的主要特色。《文心雕龙》言“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又言“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刘勰认为儒家经典为典雅的模范，并对“章表奏议”这一类文章尤为推崇。白族古代汉语碑刻语言，不但引用儒家经典名句，以广泛用典的修辞特色见长，而且多用比喻、排比、互文等修辞手法，呈现典雅的语言风格。
1.用典
典故，如《文心雕龙·事类三十八》所言：“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即言用典就是引用古事说明今意，证明今事。由于典故是“一种凝聚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哲理性美感内涵的艺术符号，在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形成构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能使诗歌在简练的形式中包含丰富的、多层次的内涵，使诗歌显得渊雅富赡，精致含蓄。”所以中国古代的文人，只有用典多寡精粗的不同，而少有完全不使用典故者。这也使得用典成为体现文学典雅风格的重要指标。
白族古代碑刻对汉语典故的使用亦达到了信手拈来、灵活自如的境界。若将白族古代汉语碑刻中用典的情况进行分类，可分为“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的“语典”和“事典”两大类。
首先白族古代汉语碑刻对语典的使用灵活多样，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直接引用语典原文，并使之与行文自然衔接，浑然融合。如：
于穆不已，肃雍相。永惟平素，感恸忾慷。
容貌玮于时伦，贞操超于门友。温良冲挹，在家必闻。
始乎王之在储府，道隆三善，位即重离。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者，其高姬之谓乎。
《书》云：为善者天报之以福。公讳山，字允中，世居大理喜脸九隆族之裔，代不乏贤。
列子学孔子者也，其说孔子之言曰：丘闻西方有大圣人，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教而自化，则春秋时已知有佛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