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墓碑则出现梵汉文相兼，如《至正七年残碑》、《段氏长老墓碑铭并序》、《仁德墓志》等数量不少。有的则是请高僧撰写墓碑文、篆额的情形。如立于洪武十五年(1382)的《元故先生杨俊墓志铭》由“讲经论沙门感通寺住持无极法天撰”；立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的《仁德墓志》由“赐都纲沙门大理感通寺住持无极禅师撰文”，“海东等处儒学训导大阿佐梨王德卿唐梵篆额”；立于成化十五年(1479)的《高公张氏墓志》由“浪穹县凤羽乡阿吒力许森撰文并书丹”；立于成化十七年(1481)的《处士张公暨室杜氏合葬墓志铭》由“钦取阿吒力灵通鉴彻率法师五峰杨暹篆盖”等等。
五是，在白族乡村中，民众多行法会，通过举行法事，祈求神佛保佑善有善报，广泛传播佛教思想。
嘉靖三十二年(1553)所立的《重建竹林寺记》记载村民们举行法会的盛况。碑言：“居人作社会，以月之朔望，集黄发叟若干人，诵经其中，少者馌之，叟指顾哗于众曰：人不可不为善，自吾居是乡，见某村某民尝富盛矣，然乡人苦之，今其宅为瀦矣。某落某民，自其祖父力耕行善，今其子孙秀而昌矣。信哉！善不可不积也。”法会上，年长的老者诵经，年轻人则是磕头参礼，十分虔诚。其中一位老者列举了生活中的两户人家的实际例子，在法会上宣扬“人不可不为善”的观念。其言一户富人家为人不善，村民们都深受其害，最后落得家道中落。另外一户人家，虽然家道贫寒，但从祖辈开始就辛勤耕耘，时时行善，结果子孙兴旺、家道发达。通过这两个例子的对比，老者告诉乡民，要相信行善积德一定会有好报，宣扬了佛家的善恶观念。
另外，在白族民间，屡屡可见百姓自愿捐资建盖寺庙或是向寺庙捐施田亩、供僧饭等善举，传达行善积德，祈求得到好报的寄望。
元贞元年(1295)所立的《妙应兰若塔记》载：“今有信士张成升、杨成奴等三十五人，近因中顺大夫中庆路总管李公建此梵宇之事而发信心，共结良缘，建兹宝塔。”张成升、杨成奴等三十五人自发修建寺庙宝塔。
《应国安邦神庙记》碑载：“郡人聚众乡人王奴等赀财年年，殿宇葺矣。”另外还详细记录了善男信女捐田捐物的细目：“右侧：海孙回坚布施田壹角……”碑阴则录：“婆董惠信敬大王庙香一成，施后淜甸麦一角，东南至本主，西北西百户董虎等舍施本庙香烟灯油钱，万年不绝，田地圻段开坐一角，东至杨山，南至董坚。”
位于大理凤羽华聪山麓的灵鹫寺乃永乐年间张观宗、李山宝、杨寺、杨惠、杨光山、杨药师成、李应、王赐、段成创建。《灵鹫寺碑记》载：“创建殿庑，造三世佛像、文殊、普贤、土主迦罗，绘画诸佛图形”，并塑造佛像，绘制佛图。
嘉靖三十二年(1553)《重建竹林寺记》载竹林寺因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出资出力而恢复原貌。碑文言：“嘉靖己酉，僧圆慧始掘地得铜像，因募缘重建。经始于辛亥，则有挥阃王槐，千户倪相、刘钥，百户杨东和、朱昶，分俸倡之。居人则有某某，各任瓦木像塑工力。”由于民众的积极参与，竹林寺“不绝者数月，而寺用落成”。万历乙亥(1575)季春佛图塔重建《重修佛图塔记》、万历三十五年(1607)等觉寺重建《重修等觉寺碑记》、天启二年(1622)昭应寺修建《新建昭应寺碑记》、康熙二十二年(1683)朝阳寺重修《重修黄矿寺碑记》、康熙二十八年(1689)罗荃寺重修《重修罗荃寺清复常住碑记》等等，这些寺庙佛塔的重修均得益于民间人士的捐资出力。
三、道家思想的民间受容
在白族民间，道家文化的影响力不及儒释两教，但亦成为古代白族文化多元文化共融中不可或阙的组成部分。尤其在明清时期，由于受道家出世精神的影响，白族民间不乏隐者，隐逸形成风潮。杨黼、杨士云、李元阳等堪称代表。杨黼一生不应科举，不事王侯，以隐逸为终身事业。杨士云、李元阳在辞官之后，出世而隐居乡里，过上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此外还有高桂枝、赵炳龙、何蔚文及兄星文、孙桐、张相度等人。这些隐者又非孤立的个体。他们时常相聚，参加“鹿鸣燕典”；结伴郊游，唱和诗文；或是一起合作，撰写碑刻，彼此之间形成松散的大大小小的民间交际圈。如杨士云与李元阳、杨宗尧等交好；何蔚文与汪蛟、许鸿、陈佐才常相约出游；高桂枝与李赓龙为知交等等。
明代徐石麟言：“隐士有三大功业，曰教育英才，曰表正风俗，曰著书立说。是故德重则不嫌于名高，道通则不嫌于言满。君子居一乡而乡人化之，交一仕客而法言道貌足以为人景仰，虽不仕于朝而未尝不有益于天下。斯其为圣贤之隐也矣。”徐石麟：《坦安枕函待问编》卷三，光绪间吴丙湘刊传砚斋丛书本。对照白族民间隐逸者与此相符者不少。
第一，“教育英才”。如杨士云素以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影响后人，被不少读书人视为楷模；张相度设馆授徒，教育乡里；谷际岐归隐后主讲梅花书院，后在昆明主讲五华书院，为提升乡民学识修养不遗余力。
第二，“表正风俗”。白族民间隐逸者往往以德服人，言传身教影响世俗民风。杨黼训诲乡里子弟不倦。担当赞誉其高尚德操，言：“凭吊悲歌歇，山川自渺茫。高人不可见，万古一斜阳。”。杨履宽赞杨黼：“高风攀不及，古貌是耶真？跌坐一拳石，著书千载身。我知为孝子，谁道是仙人。”足见杨黼的道德品性受到世人的广泛推崇。杨义归隐居乡，推崇古贤之风，劝人行孝忠信。张相度兵灾后，屡次赈济灾民，颇孚众望。这些民间隐逸之士以其道德人格的塑造对民风的淳化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
第三，白族民间隐者著述颇丰。他们的隐逸生活除了“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隐居山林田园、放情江渚之外，游心翰墨成为一大特色。杨黼、杨士云、李元阳等人掀起了碑刻创作的热潮。杨黼创作《鸡足山石钟寺常住田记》、《词记山花咏苍洱境》；李元阳的碑刻创作更为丰富，《游天台观诗碑》、《赵州甘雨祠记》、《崇圣寺重器可宝者记》、《徙建宗庙记》、《石宝山记》、《寂光寺碑》、《地藏院记》、《北极寺记》、《让公庵记》等多通碑刻。另外，李元阳与杨慎一起合作了《大观堂修造记》、与杨士云合作《鹤庆军民府城碑》、杨士云与杨南金合作《检庵隐寿翁碑》等碑刻。除了创作碑刻之外，他们还创作了不少文学、文论专著。孙桐著《说石山房集》、《碧磊集》、《驴背集》等；赵廷玉归隐后著《求斋文集》；李于阳著《苍华诗文集》等，今传《即园诗钞》十四卷。
第四，隐士们还进行多学科的研究。杨黼好佛、道学典，“于佛老真诠密典，靡不研究”，且“尝入鸡足结夏而放光石现，登峨眉参祖而无际心传”。同时他还喜好书法，“属于书翰，埋笔成冢”。李元阳常优游林下，往来佛寺，研究佛学；杨士云涉猎经史子集，今传《杨弘山先生存稿》十二卷；李元阳与杨士云同修《大理府志》，纂万历《云南通志》等。白族民间隐士在多门学科领域的研究，体现了宏广的知识修养和文化上集大成的自觉意识，对白族民间文学、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等众多学科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们在学术素养、道德人格方面的不懈追求，淡化了传统道家隐逸文化消极遁世的意味，对白族文化精神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民间儒释道文化的融合
从白族古代民间碑刻中可见，虽然白族民间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受容各有偏重，但三教文化的民间影响却是交织相融的。普通民众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吸收个体修养的道德伦理规范，作为维持现实生活、人际相处的准则；佛、道两家超脱世俗的思想又为人们面对人生荣辱得失提供了心灵的寄托与安慰。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在个体生存与家庭乃至家族的发展中，有力地促进了个体、家庭及社会的和谐进步。
元代《赵生忠墓碑》言赵生忠：“为人温良敏惠，尊事三宝，孝敬父母，悌爱手足，通释习儒，睦睦和谦。”可见其生前以儒家的孝悌之义行为处事，同时又通晓儒释经典，达到“睦睦和谦”的人格修养境界。
洪武十年(1377)《元故先生杨俊墓志铭》中记载杨俊：“先生幼好学，及长，宗族乡党以孝弟称。既得颜卿之笔法，又攻朱子之四书。行佛之行，凡《华严》、《般若》等经，旦夕课诵不已。”从此可见杨俊乃儒释兼修。
《故杨处士墓铭》中记载杨处士：“天资明颖，学行拔伦，佛法儒文，靡不研究。”《故善士赵公墓志铭》载大理太和行化乡的赵禾从小吃斋念佛，碑言：“自幼长斋，恭投于感通寺，修礼读诵大乘经典，祈福利后，行乎仁义，乡闾称其善，几如斯者希矣。”这里，赵禾虽自小受到佛家的影响，成为信徒，但其在乡里生活时却能够以儒家的仁义为行为标准，与人为善。
《大理府太和县弘圭乡下阳溪弘农氏杨公墓志铭》记载杨温的父亲“尚古人之风，劝人行孝弟忠信。邻里乡党咸被其化，庶几乎胜残去杀矣”。又言：“兼重浮图之教，手不释珠，孜孜为善，惟自不足”。可见，其父一方面积极宣扬儒家的孝悌忠信的伦理道德观念，使得乡民深受感染，减少杀戮残忍之心。另一方面则十分注重佛性修养，以善处世。在他的归隐人生阶段中，可见儒释精神的共生互补。
另外，儒、释思想在个体家庭内部出现并行共生的局面。
《故居士张公墓志铭》载张公：“自幼博涉经史，儒吏兼能，有志于当世，为大理卫府掾，历俸者久之。”又言：“永乐戊戌仲秋十八日发大愿，持五戒，嗣临济法派于叶榆普化禅师之座席，法号续三，劝妻杨氏受法普化之上足续通者焉。法号宗善，对修共证，同悟教外别传之旨，隐居面壁，搬运三车，共游佛祖乾坤，同证夫妻离坎，有超然物外之志，无色欲之累。”可见张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步入仕途为官。同时又笃信佛教，并于1418年正式受戒，成为居士，从一名积极于仕进之人转变为佛教信徒。其后劝导其妻入佛教。张氏夫妇双双成为居士。而其子张衷如碑言：“通儒术，崇圣道，精算数，达禅机，耆老为之师范，训乡里之童蒙，世家诗礼，代不乏贤。”不但饱读儒家经典，同时又精通禅学。他甘居乡里，教育子弟诗书礼仪。而其妻杨寿，则“读佛书，知《孝经》之义”。
《故处士杨公孺人杨氏墓志铭》载碑主杨公：“不仕宦”，“堂供圣像，昕夕诵礼释经，以为安享之计”。“凡修释教之筵，备需以齐缁众，有越于人，出赀不懊。累次修因，以筑万载福田之基。”他信仰佛教，是一名虔诚的教徒。然其教育子孙时却是“教子以礼，训孙以义”，施以儒家的礼仪道德教化。杨公在生活中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将儒释思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促进家庭内部的和谐。
$第二节 “苍洱境”理想家园的文化生态书写——《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碑的个案分析
儒家文化以“天下大同”表达了对美好社会的憧憬与向往，佛家标举西方极乐世界成为信仰者心中的圣地，道家文化的理想社会以“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为代表。白族民间碑刻中对理想家园的书写，以明代杨黼的《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碑最具代表性。碑中所描述的理想家园——“苍洱境”，孕诞于苍山、洱海形成的天然之境，被赋予了儒家文化的和谐精神与释家禅悦空灵的意趣，体现了白族民间文化对理想家园的期待。
一、《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白文碑与汉译
杨黼《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碑用白族语书写，汉字记录。现将《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碑原文引录如下。
苍洱境锵玩不饱，造化工迹在阿物。南北金锁把天关，镇青龙白虎。山侵河处河镜倾，河侵山处山岭绕。屏面西十八溪，补东洱九曲。伽兰殿阁三千堂，兰若宫室八百谷。雪染点苍冬头白，洱河秋面皱。五华佀霄充，三塔佀你穿天腹。凤喟山高凤凰栖，龙关龙王宿。夏云佉玉局山腰，春柳垂锦江道途。四季色花阿园园，风与阿触触。跳仙人出充游遨，胜姮娥入宫伽舞。薮压蜀锦出名香，峎无价宝。夺西天南国趣陶，占东土北阙称谱。秀雀玩景鸣，蝉吟声。金鸟散天上星，玉兔打开霄面雾。黄鸳白鹤阿双双，对飞喀啄啄。钟山川俊秀贤才，涵乾坤灵胎圣种。曾登位守道结庵，度生死病老。尽日勤功把节操，连夜观参修求好。大夫在处栽松柏，君子种梅竹。方丈丘烧三戒香，觉苑中点五更烛。云窗下扸大乘经，看公案语录。煴煊茶水呼，直指心付嘱。菩提达摩做知音，迦叶做师主。盛国家覆世功名，食朝廷尊贵爵禄。慈悲治理众人民，才等周文武。恭承敬当母天地，孝养干子孙释儒。念礼不绝钟磬声，消灾难长福。行仁义礼上不轻，凶恶弊逆上不重。三教经书接推习，漕溪水阿嘝。长寻细月白风清，不贪摘花红柳绿。用颜回道譃浮身，得尧天法度。游玩在伪佉骨石，有去在威仪模草。风化经千古万代，传万代千古。阿部遇时宜心欢，阿部逢劫催浪禿。天堂是荣华新鲜，漂散成地狱。分数哽侔土成金，时运车舛金成土。聚散佀浮云空花，实阿芣不无。有之识景上头多，但于知心上头少。杨黼我空赞空，寄天涯地角。
全诗运用“三七一五”的白族民歌山花体形式，为古代白族文学以白语书写的著名长诗。这里将周祜先生翻译的汉语版本引录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