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古代民间文化的发展深受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影响。白族民间碑刻生动地载录了白族民间对三教文化的受容。透过白族民间碑刻可以看到，白族民众将三教文化融合于日常生活中，儒释道的精神成为民众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体现了白族民间文化多元共生、兼容并蓄的特点。
$第一节 儒释道文化的民间世俗化
一、儒家文化的民间受容
白族民间历来注重儒家文化的学习。早在汉代，这种好学之风已经开始。《滇史》载：“及元狩间，相如入滇，有叶榆人张叔者天资颖出，见土俗不知书，心每疾之，思变其俗。闻相如于若水造梁，遂往求授经，归教乡人。又盛览字长通，亦叶榆人，学于相如，所著有《赋心》四卷。”这段文字记载了张叔、盛览师从司马相如，主动学习儒家经典的事迹，揭开了白族古代民间士人学习儒家文化的序幕。汉桓帝年间，“滇人有尹珍者，字道真，牂牁毋敛人也。自耻生于荒裔，不知礼仪，乃负策远游，入中国，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于是南土之人始知学焉。珍又劝谕蛮夷，倡兴诗礼，渐迁其俗。”这里记载了尹珍为改变家乡文化落后的现状，长途跋涉到中原，拜许慎学习经书图纬一事。其学成以后归家，积极向乡里传播儒家思想文化。
大理国时期，据《宋史》载：“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砦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所求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恪厚遗遣之，而不敢上闻也。”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本为商人，借贩马之机，购买大量的书籍，涉猎广泛。其中所购儒家的典籍颇多，有《五经广注》、《春秋后语》等，足见民间人士学习儒家文化孜孜以求的进取心态。
白族民间主动学习儒学，吸纳儒家思想的民风一直延续。尤其明清时期，白族民间将学习儒学经典作为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李益墓志铭》载碑主李益“尝从学于大理郡庠司训苏老先生之门，涉猎经史”。《故处士杨公墓志铭》中杨公荣“天性仁厚，志尚儒术。”《故李参幽堂碑铭》碑主李参“自幼而长克磬孝弟之职，余习诗书六艺之文，美质与俗不侔”。《杨公汝舟墓志铭》碑主杨汝舟“尤力为学通葩，经子史百家无不涉猎，为文典雅”。如此例子不胜枚举。
不仅如此，白族民间还将儒家文化的学习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明待赠逸士蕃接杨公孺人李氏墓志铭》载：
事高堂以孝，处昆季以惠，训子弟以严，接闾里以让。躬多朴行，口无饰言。其生平不蹑公门，不交匪类，耿介自持，征行藏大略如此。至于教子读书，每伴灯午夜，虽倦弗眠。仲器亦钦训勉学，首招池芹，他日掇青紫而秉可必也。
可见杨方晋在家中对父母孝顺，与兄弟相处以恭谦为德，对子弟的教育则是以严厉为则，和乡里邻居的相处以让为美。其为人行事一直遵循儒家的礼仪道德。尤其在教育子嗣时，每天都陪伴儿子读书至深夜，即使困倦也不肯去休息，殷切地希望子嗣通过学习儒家文化，有朝一日入朝为官，踏上仕途进取之路。
《谨敏赵公贤配慈淑段氏寿域志铭》载：
母段氏，苦节，以母道兼父道，抚育教训二十有三年。公因少孤，能体母心，察人情，闲世故，磨砺辛勤。以肯堂构，以祖良顷，而家道隆隆起焉。其事母也，色养备至，丧葬如礼，可谓无忝所负矣。至于持己以敬，接人以恭，凡贸有无皆以平恕之心行之。邻里乡党有不慷慨而颂扬者哉。
从这段碑文可知，段氏在其夫早逝后，辛勤教育子女二十三年。其子赵智宗在段氏的教育下，能够体谅母亲的良苦用心和人情世故，吃苦耐劳，发愤图强，兴隆家业。赵智宗侍奉母亲以儒家的孝道为先，对母亲色养兼备，实践了儒家的道德规范。而且以忠恕仁爱之心处事待人，深受乡里的好评。足见赵智宗的人生所体现的高尚的道德修养，与其母多年以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故处士杨公墓志铭》中，杨公荣作为普通民众，不但自己志尚儒术，而且还“训育本乡子弟，令德昭扬，为时礼重”，主动承担传播儒学思想的重任。
正是在家庭教育好学之风的鼓舞之下，白族士子多注重仕途积极进取。《南诏野史会证》载：“王楫，至治辛酉中式，昆明人，仕至晋宁州判。李敬仁，至顺庚午中式，昆明人，仕至宣慰司副使。李郁，至正戊子中式，昆明人，仕至理问所知事。段天祥，至正甲戌中式，昆明人，仕至本都司。李天佑，至正庚子中式，昆明人，仕至嵩明州判，至本省都事。以上五人俱三甲，同进士出身。”“明云南开科”载：“洪武三年二月诏取士条格，初场经义一篇，四书一篇；二场论一篇，诏诰表内科一篇；三场策一道；中式十日后，试骑、射、书、算，律五事。洪武十七年敕天下三年一试。洪武甲子，云南始开贡。癸酉，云南始开科。景泰四年，定云南取二十名，循加十名。宣德元年定取云南五十名。嘉靖丁酉，云南贵州分科，云南四十名。至万历丙子，巡抚邹应龙奏加五十一名。”据《大理府卫州县历科进士题名记》载：“西南多士，彬彬奋庸，况内地乎。大理进士，自永乐壬辰，迄今嘉靖庚戌，杨荣而下，凡三十有三人。”其中，大理高中进士者最多，堪称“滇之冠也”。不少文士科考之后继续步入仕途，“为院副，为部属，为科道，为寺司，为藩臬，为守令者，咸有焉，官之备也”。
其次，在白族古代民间碑刻中可见，人们将儒家道德伦理规范作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梁漱溟先生曾言：“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具体的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血气，人的心理情致随之顿然变化于不觉，而道理乃油然现前，其效最大最神。处士李禾为人“温良纯朴，尚义乐善，入则孝而出则弟，言其和而貌其恭，精于书数笔翰之艺，熟于谋略应对之术”。又言：“口非义而不道，足非义而不践，目非义而不视，耳非义而不听。行一不义必不肯为也，思一不义必不见萌也。”从这段话中可知，李禾言行均体现了儒士的风采。无论在家孝敬父母，或是在外则待人如兄弟。说话做事讲究一个义字，非义不说、不做、不视、不听、不思，时时将儒家的“义”作为处世的标准。
白族以儒家道德礼仪为行为规范，亦在社会人际交往中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感召力。
处士李禾因其儒士风范，“上下颂美其德，仰之若泰山北斗也”。不但备受称颂，而且令人敬仰如泰山北斗。李益则是“知有贤士，贽往交之，必款接于门堂，或抚琴而围棋，或讲书而观画。胸襟洒落，蔼然若春旸之煦。识量超卓，荡然如江湖之宽。其余兄弟，友爱尤笃”。李益与人交往时以礼相待，交流琴棋书画，其超凡的气量胸襟，待人如同兄弟般的情感，深受友人喜爱。
《杨氏西园公墓志铭》言：“夙以礼仪自闲，以恩厚敦族，以退让洽邻里。邻里有曲直，每质诸翁，翁悬断如流，健讼服息，虽良吏不是过也。”西园公虽隐居田园，但却通晓礼仪，心存忠义，德高望重。但凡乡里有是非难断之事，乡民总会求助于他，西园公亦是“悬断如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判，以自己的道德人格魅力，促进了乡里人际关系的和谐。
白族女性的日常生活中也以儒家道德为原则，身体力行。
《杨乐齐妻杨氏墓志铭》碑言杨氏：“柔顺婉娩，相敬如宾，有家室和平之化。人咸称之曰：是妻道之贤，足见杨门之幸也。”又言：“生二子，爱之至，教之严，勉之成，德有剪发和丸之风。人又称之曰：是母道之贤，尤见杨门之幸也。”杨氏作为妻子，待夫温柔体贴，相敬如宾，为家以和为贵，被人称赞为贤妻。作为母亲则是对子女充分体现母爱，被誉为“杨门之幸”。
《大明张孺人李氏墓志》言碑主李氏：“适驿丞和轩张公济，孝敬以事其姑，谦和以睦宗族，勤俭以相夫君，礼仪以教子女。处娣姒若兄弟，抚仆婢如己出。由是而姑悦之，宗族重之，夫君钦之，娣姒感其徳，仆婢怀其恩。”李氏待人和善有道，孝顺父母，勤俭持家，恪尽相夫教子之职，所以婆婆喜欢她，宗族敬重她，丈夫钦佩她，亲族对她的恩德永远铭记在心。
白族民间还将儒家的道德规范镌刻为专门的碑文，放置于公共场所，供人们观瞻学习。
在《洗心泉诫碑》中，白族民众将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条文化，并刻成石碑，置于洗心泉傍边，供人们瞻仰。碑文言：“为父正，为母慈，为兄爱，为弟恭，为夫义，为妇顺，为子孝，为女洁；为士廉，为友信，为仆勤，为婢实，为富仁，为贫忍；为长者以身教，为幼者以心学。”将儒家的道德观念具体化为易于记诵的碑文，希望饮水者“涤去旧污，滋长新善”，借饮水之际观碑，洗心革面，做人向善。
《先哲居家四箴及趋避之图碑》中，专列“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四栏，每栏之下以五言句式对“三纲五常”思想进行阐述。碑文言：“夫以义为良，妇以顺为令。和乐祯祥来，乘戾祸殃应。举案必齐眉，如宾互相敬。牝鸡一朝鸣，三纲何由正。子孝父心宽，斯言诚伪确。”可见，儒家思想在白族民间日常生活中的深刻影响。
二、妙香佛国的营造
佛教文化对白族民间的影响源远流长。
早在汉代佛教文化已经开始在大理传播。陈鼎的《滇游记》“鸡足山”条中记载，“鸡足山……佛大弟子摩诃迦叶乘释迦衣缽入定于此，候慈氏佛下生乃涅槃。逢岁朔，四方缁素进香，自汉迄今不绝。”
在南诏国、大理国时期，一度掀起佛教信仰的热潮。《滇史》载：“白人俗事佛而尚释，……故大理佛教最盛，而苍洱之间仙释遗迹甚多。”郭松年在大理国亡后30年即至元二十一年(1284)到大理，目睹当时“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足见南诏国后，大理国直至元代佛教的社会影响深入民间经久不衰。
明清时期，佛教在白族民间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明代李元阳言：“苍、洱之间，妙香城也。”将大理洱海地区生动地比喻为“妙香城”。“妙香国，在梵语言为干陀罗(gandahar)，地处北天竺，传闻此国有许多得道圣贤主持其地，所以遍地充满香味，不为他国侵害，是为佛国。”借此描述大理洱海地区佛教盛行的佛国形象。
正是因为“盖佛化之普及，已遍于各地，深入人心，与生活习惯融而为一”，在白族古代民间碑刻中，可以随处找到“妙香佛国”的踪迹。
一是，从家庭生活层面来看，佛教吃斋念佛的修行方式成为白族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处士赵公寿藏同妻杜氏墓志铭》载处士赵公“乐与田园”，“勤于事佛”，“清晨素食，课念经典”，日常生活中，每天将吃斋、念诵佛经作为必修的内容。大理太和行化乡的赵禾则是从小吃斋念佛。碑言其：“自幼长斋，恭投于感通寺，修礼诵读大乘经典，祈福利后，行乎仁义，乡间称其善，几如斯者希矣。”赵禾一生以佛徒教义认真修行，在乡中行善。《故善人杨公墓志铭》载善人杨永则在隐居田园的生活中“朝暮念佛”，“勤俭寡欲以齐家”，每天颂佛经，修养清心寡欲之心。
《故处士杨公孺人段氏墓志》言碑主杨宗：“存心尚古，乐善好施，乡闾孤乏，常周恤之。舍赀重饰三灵庙宇，劵造河矣桥梁，塑灵会天王土主，施田亩为香火常住，供佛饭僧，拳拳弗替，人所称慕。”杨宗常常周济乡里孤寡老弱。还专门出资修建寺庙、桥梁，塑造土主之像，捐良田给寺庙，为世人称道。
白族民众也将佛教中超脱凡俗的精神，转化为自我的心性修养的境界追求。
《萱堂寿藏记》记载了赵氏这样一位佛教女信徒。碑言：“绩纺丝麻之业，织缝布帛之工。俭齐家道，勤修身心。朝则焚香礼佛，夕则献花诵经。长斋不食荤辛，授戒不贪财气。须臾惭进，顷刻不忘。”赵氏一生信仰佛教，不但将佛教日常修行的功课贯穿到每天的生活中，早上焚香礼拜佛祖，晚上献花念佛经，平时斋戒素食，不贪恋财物。同时，她时时将佛家经义牢记在心，超脱自我，从而实现了逍遥虚静的“动以逍遥绝虑，静入闲居求心”的精神境界，时刻保持心境的清净无尘。赵氏虽为封建家庭中的女性，“幼习三从四德，终守节义洁贞”，深受儒家礼教的影响。但是借助佛教的信仰，却实现自己“以当然求本然之理，以自然修天然之真”的真我之境。碑文评价其“人道弘能，则入佛仙之道不远矣”，虽身在凡尘之中，但其修行已与超然物外的出家者无异。
二是，在白族家庭中，佛教往往成为家庭成员的共同信仰。
《杜善人寿藏同配赵氏墓碑志铭》载碑主杜保的曾祖父杜长就为居士。碑言“曾祖讳长，为居士，建佛堂，周围花木，置金鼓铃磬”，杜长在家中专门建造佛堂礼佛，还种植花木，放置金鼓、铃罄等法器为用。碑言祖父杜良：“祖讳良，常素食。重建承宗寺宇、三世佛相，修圣源寺走廊，造华严经。”杜良在生活中常吃素，并发善愿重建寺庙、重修佛像，置华严经，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杜保作为杜家第三代，深受家庭文化的熏陶，在为官任满以后归隐修行。碑言：“满考，告归田园。敬佛饭僧，课念杂华，普贤行愿。”回归乡里，以佛教修行，广布善德。
《耆宿王公墓志》中王药师隆本人笃信佛教。他的三个儿子中，长子王善奴亦信仰佛教。碑言：“幼学佛书，习婆罗门教，精穷华梵，超拔群伦。当夫洪武初纪，舍资命工，创建里之西山麓弥陀宝坊一所，供养千贤万圣，金妆玉饰，巍然焕然，为一里之壮冠也。”可知王善奴不但精研佛典，还出资专门建造弥陀宝坊，供奉佛像，传播佛教，佛教成为父子两代人笃信不已的宗教信仰。
夫妇共同信仰佛教者亦不少。
《明故杨公墓志铭》载杨公夫妇都笃信佛教。碑言：“二老咸不流俗同，导善乐施，以为汲汲尤佛事嗜，凡四十八愿，与结夏属之大者。”《明封君杨公寿域暨孺人杨母墓铭》言杨瑊与其妻董氏均信仰佛教。碑言杨公：“日唯饭僧助募，以植了孙基，赈乏修因以种未来果，宁自甘淡泊，偏浓于亲友，公素性然也。”碑言其妻：“他如焚香佞佛，乐善好施，与公无二。”两人均以佛教修身，乐于助人。
三是，白族民间有在姓名中加佛号称呼的习俗，体现了民间佛教信仰的普遍性。
如鲁药师空、苏难陀智、李圆通镜、陈观音婢、张观音梅、李大日贤、董金刚田、杨法华坚、杨天王秀等。其中药师、难陀、观音、大日、金刚、天王等为佛名，般若、圆通为佛语，法华则是佛经名。白族以佛号嵌入名中的习俗，一直到明代初年还不衰。
四是，白族民间的墓碑极具佛教文化色彩。
有的墓碑将梵文经咒刻于墓碑之上。五华楼新出土的元碑中，“兼有梵文及汉字者共三十通，另八通皆梵文，无汉字(包括汉字已漫漶不清，或仅残留一、二字)”。据《新纂云南通志》载：“按元代云南盛行阿阇梨教，墓碑多镌梵文经咒，有附刻墓志铭或纪念死者之语，亦有不刻汉字者。又如今在大理附近数县所谓达子坟者累累，多刻梵文经咒荐死者。”如明代洪熙元年(1425)立《故善人杨和惠圹志》全碑文除记死者生卒年月外，刻《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李应墓铭》开头引《佛说解百生怨家陀罗尼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