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杨慎从金石文字的角度对《禹王碑》进行考释。其言《禹王碑》文字“螺书扁刻弋锋铦”，认为碑文的文字书写不是韩愈所言的“金薤体”书法和鸾凤字画，而是后人所考证的比甲骨文还要早，又类似殷、周朝的文字，这与后世金石学者的考证不谋而合。郭沫若言：“殷代有极少数石刻文字（如《小臣系》断耳铭文与三具石磐上的刻字），西周无所发现，东周以来逐渐增多。最著名的是东周初年的所谓《石鼓文》。那是秦襄公八年，也就是周平王元年(公元前七七○年)，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纪功石刻。像普通圆桌那么大的十个石馒头，前人说它们像鼓，故称之为‘石鼓’。每一石上刻了一首四言诗，是用篆文写成的，故称之为‘石鼓文’。《石鼓》原在陕西宝鸡(古之陈仓)三畤原上，经过辗转的迁移，现保存于故宫博物院。由于年久风化或人为的毀损，石上的文字已多残缺，有一石连一个字也没有了。《石鼓》上的诗，和《大雅》、《小雅》是一个体系。《石鼓》上的文字和周代金文是一个体系，但字体比较扁平，比一般的金文更加规整。”对照杨慎认为禹碑文字“螺书扁刻弋锋铦”的说法，与周代“字体比较扁平”是相似的。
再者，《禹王碑》亦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难得的佐证。郭沫若考证：“《石鼓》上的诗，和《大雅》、《小雅》是一个体系。”这说明殷周时期的书面文学形式以四字句为流行的句法形式。“中国文章的体裁，在春秋、战国之交也呈现出一个天变地异的状态。殷、周古文是奴隶主所专有的东西，和民间的语言很有距离。无论殷代卜辞，殷、周彝器上的铭文，《尚书》中一些殷、周两代的文诰，文辞都是异常定型化而僵硬的。连诗的形式也非常古板。《诗经》里面《雅》、《颂》是四字句。周代的有韵的钟鼎铭文基本上也都是四字句。”对照《禹王碑》的句式，亦通篇是四言句式，因为《禹王碑》产生于夏代，可知其对殷、周的卜辞、铭文属于“四字句”及后世的诗歌形式有着深远的影响。
2.杨慎《禹碑歌》的文化阐释
在考释《禹王碑》的基础上，杨慎书写了《禹碑歌》。文中，杨慎结合自己寻找《禹王碑》的实践和对文化的思考，积极倡导复兴华夏文学。杨慎一方面倡导应在近古救亡图存，从夏禹时代开始追本溯源；另一方面，积极宣扬大禹形象所凝聚的华夏人文精神，激励后人。
首先，杨慎《禹碑歌》借引唐宋大家寻踪《禹王碑》未睹而枉作诗文，或未见《禹王碑》甚至否认《禹王碑》存在之事，批点前人好古名流数典忘祖，虚妄为学做法。《禹碑歌》序言：
禹碑在衡山绝顶，韩文公诗云：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鸾漂凤泊拏虎螭。事严迹鬼莫窥，道士独上偶见之。我来嗟咨涕涟洏，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详诗语始终，公盖至其地，未见其碑也。所谓青字赤石之形，科斗鸾凤之画，述道士口语耳，若见之矣。发挥称赞，岂在石鼓下哉。逮宋朱张同游南岳，访求复不获。厥后晦翁注韩文，遂谓衡山实无此碑矣。再考《六一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古刻胪列，独不见所谓禹碑者，则自昔好古名流，得见是刻者亦罕矣。余得此刻于碧泉张子季文，乃抚卷而叹曰：嗟乎！韩公所谓事严迹者，信夫。不然，何三千余年而完整如此？何昔之晦？何今之显？晦者何？或翳之。显者何？或启之。天寿斯文，神饫吾嗜。不必以生世太晚为恨也已。作禹碑歌以纪之。
这段序中批点了四个主要人物：唐代韩愈，宋代朱熹、欧阳修、赵明诚。杨慎引韩愈禹碑诗作为缘起，言其虽到禹碑所在地探寻却“未见其碑”，只是听“道士口语”禹碑的“形模”、“字画”，便将禹碑描绘得“若见之矣”，杨慎并不赞同韩愈如此的为文态度。同时，杨慎进一步考察欧阳修的《六一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唯独不见禹碑著录，批评其数典而忘祖不值效仿。后杨慎言及宋代朱熹、张拭到衡山访求禹碑未睹，而朱熹注韩诗时却直接言实无禹碑一事，对此亦表示不赞同。杨慎对四人均未对《禹王碑》进行严谨的考释研究而妄下结论的做法甚为不满，因此碑文言韩愈“拳科倒薤形已近，鸾漂凤泊辞何纤？”言欧阳修、赵明诚“胡为至宝反弃置，捃摭磨蚁捐乌蟾”。言朱熹及张拭“搜奇索秘迹欲遍，舂倡撞和诗无厌”。反映出杨慎与前人学术观点上的分歧。联系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其复古的实质是借“旧古”推行自己的“新古”。如在《原道》中，他“虚构了一个‘圣人之道’以及相关的‘道统’，这个道统由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并由文、武、周公、孔子传到孟子。孟子之后，道统失传。韩愈则肩负起道统传人的重任，‘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对道统中所言的“仁义”，韩愈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明确把“圣人之道”作为抽象“虚位”，“把文章完全当作明道的工具，是纯粹的功利文学观”。也就是说，道统在韩愈看来只是虚空的名号，其广泛征引圣人之道的目的只是为了宣扬自己的观念。这样看来，韩愈作《禹王碑》诗的目的是为了借此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禹王碑》是否存在，是否与实证相符已无关紧要。而南宋朱熹在注韩诗时虽对《禹王碑》进行了访查，但因未见而否定《禹王碑》存在的做法在杨慎看来也是不可取。这与杨慎强调的严谨考释，并倡导回复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学术精神是相对立的。欧阳修和赵明诚两位金石大家，在金石专著中没有收录华夏书面文学源起之作的《禹王碑》，在杨慎看来也是不可理解的。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言：“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因为有了夏代之文的源起之作，所以才有商周时代文学的发展。又言：“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翳，则时乘六龙；崐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后历经春秋战国，才诞生了“屈平联藻于日月”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离骚》。所以，在杨慎看来，正是在夏代文化的启蒙之后，华夏文学才出现了《诗经》、《离骚》这样的不朽之作，也才有整个华夏文化的辉煌。因此杨慎写《禹碑歌》意在重申夏代文学与文化乃华夏文明之根本的重要意义。
然而，秦汉之后的中古时代，华夏文学渐渐走入低谷。《禹碑歌》言：“君不见周原石鼓半已泐，秦湫诅楚全皆歼。此碑虽存岂易得，嶂有岚霭峰嵁岩。跫音瑟柱藜藋，吊影绵冪森橚柟。湘娥遗襟冷斑竹，山鬼结旗零翠蔹。造物精英忌泄露，祗恐羽化难留淹。”在杨慎看来，就连传承华夏历史文学精神的《楚辞》等也备受冷落。直至唐宋之际，虽韩愈、欧阳修等人相继掀起复古文风，旨在文体文风表面形式上做文章，并不以恢复华夏文学遗产为旨归，隐晦了华夏文学的真谛，使华夏文学之历史行将灭亡。
因此，杨慎借《禹王碑》，大有将他们诉诸历史而公开批判之势。在他看来，要振兴华夏文学，一方面，要发扬严谨和实证的学术精神。对此，杨慎可谓身体力行。杨慎历经艰苦，寻找到了禹碑墨本，《禹王碑》言：“天寿斯文，神饫吾嗜，不必以生世太晚为恨也已。”怀着舍我其谁的豪情，对碑文作了艰苦钻研，保持严谨的为学态度，对《禹王碑》判字如持重千钧，如驾无角黄龙，如缚三千余年巨蟒，在云南三立《禹王碑》，以立碑考释的实际行动彰显与唐宋前达不同的为学态度。另一方面，作为更加深层次的思考，杨慎由《禹王碑》引发出了对华夏文学为何延绵三千年的疑问。碑言：“何三千余年而完整如此？何昔之晦？何今之显？晦者何？或翳之。显者何？或启之。”《禹王碑》从大禹所处的夏朝到明代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疑问三千年的历史为何如此完整？漫漫历史长河，为什么过去被隐晦了？而今则显露了？华夏文学思想的根源如何追溯呢？杨慎标举夏代《禹王碑》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华夏文学的起点之作，更在于大禹形象凝聚了华夏人文精神的精华，值得推崇。《禹碑歌》以16句诗咏颂大禹治水及治江山，定乾坤的壮举：
忆昔乾坤漏息壤，荡析烝庶依笭椮。帝嗟怀襄咨文命，卿佐洚洞分忧惔。洲并渚混没营窟，乌迹兽迒交门檐。朅来南云又北梦，直罄西被仍东渐。黄熊三足变鲧服，白狐九尾歌龎袡。后乘包湖受玉，前列温洛呈畴。永奔窜舞那辞胝，平成天地犹垂谦。华岳泰衡祗镇定，郁塞昏陟逃喁口佥。
杨慎对大禹治水的艰难过程进行了形象化的描述。从天地漏息壤始，大禹临危受命，开始治理洪水。碑言：“洲并渚混没营窟，乌迹兽迒交门檐”，面对天下九州为洪水淹没，百兽无处可归的危局，大禹以疏道的方式治理洪水。碑言：“朅来南云又北梦，直罄西被仍东渐”，大禹为了疏通河道，南来北往地奔波操劳，最终洪水退泄。“永奔窜舞那辞胝，平成天地犹垂谦。华岳泰衡祗镇定，郁塞昏陟逃喁口佥”，大禹治理了洪水，天下太平。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以天下为家，舍小家而心念大家的精神。正因为怀抱这样的理念，所以他当上酋长以后，社会安泰，出现了“小康”局面。翦伯赞言：“‘小康’之世也即是‘禹、汤、文、武’时代的阶级社会，出现于历史上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所谓“小康之世”，就是“天下为家”的阶级社会。郭沫若亦言：“中国在唐、虞时代以后出现的，《礼运》所谓‘小康之世’，大抵和这相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但这夏、殷、周三代，在旧式史家，又称为‘封建制’，以区别于秦、汉以后的郡县制。”《尚书》言：“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这几段话是对大禹以天下为家精神的进一步阐释。其中“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观念强调了“五行”和谐的人文思想。这些人文思想为后世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杨慎着力书写的大禹形象，宣扬其凝聚了华夏民族的人文气质。在他看来，只有把华夏文学源起之作的禹碑复制出来，将它发扬光大，才能重现炎黄“文章绚烂悬日月”的光辉。为此，如《禹王碑》所言：“欲摹拓本镌岩壁，要使好事传缃缣。著书重订琳琅谱，庄贴新耀琼瑶签。”杨慎在贬谪云南时期，三立《禹王碑》，尽一己之力宣扬禹王精神，可谓颇有深意。
联系杨慎所处的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朝代，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最后阶段，并孕育着走向近代的因素，酝酿着近代文明的发生”。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明朝中叶，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水准都超过了前代”。社会的发展促进文学的易代转型：一方面明初以来适应新兴市民阶层的白话通俗文学崛起，民俗化、市民化内容题材的文艺作品大量涌现，反映出文学向通俗文学拓展的新趋势。另一方面复古流派纷呈，师法秦汉的前后七子和唐宋派，展开寻求主体文学思想和理论的探讨。随着标榜个性解放和张扬个性的作品的大量出现，显现出了明代文学与同期在欧洲以人性、个性解放、理性启蒙为特征的“文艺复兴”思想文化运动的大同，这可谓明代最鲜明的特色。中国文学形态向近代的转变，面临寻求什么是近代文学的课题。杨慎立《禹王碑》、作《禹碑歌》，其宣扬的“天下为家”的华夏文化的基本精神，向社会发出了中国社会转型之际对文化发展深广忧思的一种声音，体现了杨慎的文化自觉意识，其所作的《禹碑歌》及重树功标史林的《禹王碑》，永垂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