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言，通过白族女性题材故事经典碑刻的切入分析，可以看到，文人群体作为时代的精英，洞察明清时期中近古的社会思潮的变迁，展开了对白族族源的回溯与探寻。白族民众对“九隆族之裔”说法的一致认同，表明九隆族成为明清时期白族自信生存、继续发展的精神支柱，成为白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的文化特点和心理意识的象征。“民族意识，从心理效果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民族归属感。(二)民族认同感。(三)民族的支持力量。”在明清时期白族古代碑刻中，人们重述南诏国、大理国的历史，展示了古代大理地区辉煌的历史和一个与汉族文化交融的神奇世界，唤醒了人们对古代白族的辉煌历史和文化的民族自豪感。不但振奋了白族的民族精神，也为白族在明清时期汉文化席卷而来的狂潮中坚定了民族的信念。明清时期白族族群意识的强化，是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之下白族文化适应新的历史环境的一种表现，昭示出白族文化内蕴的强大的聚合力。
三、明清时期白族族群认同的跨文化意义
(一)流官文人的大理文化情结
除了本土文人群体以外，亦有不少外地流官至大理的仕宦文人也提笔书写大理的历史。他们来到大理，为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所熏染，深深地喜爱上了白族的历史文化，激发出思古悠情。
武周时期的《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为云南布政使王昶重修。王昶专文写《修唐河东州刺史王公仁求墓记》并刊刻为碑。碑文先是记述了王昶寻碑的经过。碑言：
余宦游所至，辄好求古人遗迹，凡里居坟墓，必表而出之。今阅省志，见唐刺史王公仁求墓，在废三泊县南二十里。三泊为今安宁州州城南，葱蒙卧山即墓所在。止有碑铭，墓废久，碑亦缺蚀，无有椎拓者。
王昶是清代著名的金石考据学家，亦是名书法家。其宦游云南，深爱云南独特的历史文化，十分重视云南的碑刻文物的保护。王昶通过查阅省志，在安宁州城南边找到了“唐刺史王公仁求墓”，发现墓冢荒废，墓碑残缺，遂萌发修复之心，并遍地寻访王仁求的后人。碑言：“余因碑以得其墓，令知州董君杰修之，且求其后人，还诸墓田之被侵者”，并为其后人恢复了被侵占的墓田。王昶在碑记中感言：
而父子之名皆不获著闻于史，微碑孰知其功烈如此。今表墓以示后人，俾闻仁求之风咸欲以功名自奋，云南人才，必有雄侯日出者，而况于裔孙乎。
表达了自己因感佩于王仁求与其子王善宝的为人与才华，王昶将王仁求父子视为云南人才之代表，所以要立碑为王仁求及其子王善宝立传扬名的激动心情。
正是怀着对云南大理历史人物的钦佩和纪念之情，王昶还对王仁求父子的生平作了进一步的考释，补正了正史记载的缺疏。王昶根据《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考补了平姚州之乱者实为王仁求。《修唐河东州刺史王公仁求墓记》言：“碑又云咸亨之岁，犬羊大扰，枭将失律，元凶莫惩。”王昶对照唐书发现：“考唐书本纪，咸亨三年正月，姚州蛮寇边，太守右卫副率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以伐之，其龛定之日，本纪及南诏国传皆失载。证以碑，当是积寿败绩，仁求实削平之。”并对唐书不载“河东州”之名存疑。另外，王昶对《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中所记王善宝任职左右鹰扬及碑之字体进行了考释。《修唐河东州刺史王公仁求墓记》言：“唐制：左右卫上将军缺，以中郎将代。光宅元年，改左右侍卫曰左右鹰扬，善宝嗣官，正值顺圣皇后时，故碑亦用其所改字，而善宝结衔书内官者，以常宿卫京师故也。”这些考释均是为王仁求及王善宝正名，纠正了正史之误，无疑具有独特的史学及文化价值。
王昶还寻访了《南诏德化碑》，为这通“南碑瑰宝”重见天日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南诏碑亭记》记载：“南诏碑仆地已久，土人呼磨刀石。乾隆五十三年布政使王昶访得于太和村南子午官道之侧，即南诏太和城北门旧址也。”另外，王昶还寻访了曲靖《石城碑》、楚雄《德运赞碑》、姚安《兴宝寺德化铭》等碑刻，并作了考释，写入《金石萃编》末篇，为白族古代碑刻的保存立下了不灭之功。
嘉庆年间，钦加按察使衔云南分巡迤西兵备道铁荣李亨特为《南诏德化碑》立碑亭，撰刻《南诏碑亭记》。碑文言：“今巡按滇西，往来官道，命工推拓，见其已沉薶野土，牛厉角，若不为保护，日兹摧坠；因加三趺，俾得侧卧，覆以瓦亭，障蔽风雨，并据通志所史传补缀书之，刻石亭畔，庶观者有考焉。”这段话记述了李亨特因流官在云南修建南诏国碑亭的原因，表达了对大理历史遗物的珍惜之情和保护意识。碑亭记中参照《南诏德化碑》的遗迹，对照“云南通志旧载原文，得与史籍参合，补其阙误”。李亨特视《南诏德化碑》为纠正正史错漏的可信资料。通过《南诏德化碑》的比对补充了《唐书·南诏传》所载不详者。《南诏碑亭记》对天宝战争进行了详细的考释，俨然是一篇颇具严正考证的学术论文。
同治十二年(1873)，抚滇使者岑毓英至大理，专门造访了“万人冢”，并写了《唐天宝战士冢碑志》。碑志中抒写了岑毓英对天宝战争的感慨。碑文开头言：“同治十二年岁在癸酉夏六月，重建唐天宝战士冢碑志。呜呼！此有唐天宝战士瘗骨之所，俗所呼为万人冢也。”岑毓英目见“万人冢”后，回忆白居易的乐府诗《新丰折臂翁》，心情十分激荡。其言：“余读白香山折臂翁乐府一章，未尝不废书三叹。今观此冢，愈觉然。特有司如左，庶千载忠魂，或可稍纾积愤于地下。”表达了他对战争中无辜阵亡唐军将士的哀悼和叹惋，寄托了希望和平、国泰民安的心愿。
光绪十二年(1886)张思敬题写《吊唐天宝战士冢》。作者先详细地叙述了唐与南诏国之间天宝中战争的发生、发展经过，后又以长诗再度咏叹这段历史，碑言这场战争使唐朝“先后丧师二十万，军赀无算，海内日凋耗。……故国忠得逢君肆毒，安禄山以冒边功，膺王爵，开藩形胜地，缮甲练兵，遂乱天下。”又言：“中华元气从此削。”认为天宝战争导致唐朝元气大伤，“安史之乱”的发生与此不无关系。后作者感叹战争“失陷疆土耗军储，荼毒生灵伤国体。”对天宝战争给予了客观而公正的历史评价，对战争生灵涂炭予以谴责。
(二)杨慎立《禹王碑》、作《禹碑歌》的文化解读
明清时期，流官至云南的文人以书写大理历史的方式加入到白族族群认同探讨的潮流中。明代的杨慎，则将民族族群认同意识延伸到整个华夏民族的大背景中，激发出对华夏民族和文化更为深广的忧思。
杨慎是明代文坛奇才，一生曲折，嘉靖三年(1524)，因“大礼议”违抗世宗旨意，被判处“永远充军”，谪戍云南永昌府(府治在今云南保山市)，他的后半生主要在云南度过。这段时期是杨慎人生观和文学思想发生巨大跃升的时期。嘉靖十六年(1537)，杨慎找到夏代《禹王碑》的墨本并亲笔摹刻，立于大理弘圣寺；后再立《禹王碑》于大理作邑乡龙凤村；又立《禹王碑》于昆明安宁县温泉岩洞内。同年，杨慎创作七百余字的《禹碑歌》，亲笔书写，他人摹刻，立碑于大理弘圣寺。杨慎一年之内在云南境内三立《禹王碑》，并以洋洋洒洒长篇《禹碑歌》宣扬华夏文学思想，可谓人生之创举。
1.杨慎立《禹王碑》
嘉靖年间，杨慎有幸得《禹王碑》墨本并进行考释。在他看来，夏代并非是一个传说时代，夏王朝的文学也并非是“神话”文学。《禹王碑》是夏代可信的书面文学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具有开端性的重要意义。杨慎考释的《禹王碑》如下：
承帝曰咨：翼辅佐卿。州渚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伸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杨慎《禹碑歌》言《禹王碑》“何三千年而完整如此”，又言“三千余岁聚蛇蚺”，可见他认为《禹王碑》有“三千余年”历史。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言：“约在公元前二千二百年左右，是中国历史上夏王朝的开始。古文献上一再提到，比商更早的是夏王朝。《尚书·召诰》：‘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所以说，夏代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郭沫若言：“夏民族的统治是存在过的，但它的文明程度不会太高，当时的生产情形，顶多只能达到奴隶制的初期阶段。”可见杨慎对夏代的认识与翦伯赞、郭沫若的看法较为一致。《禹王碑》言：“承帝曰咨：翼辅佐卿。”虽用语简略，但透露出夏朝制度已形成了一定的国家体制的信息。翦伯赞言：“《左传》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这反映出夏代已经形成了国家，并制定出最早的刑法。《孟子·滕文公》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即夏国家分给每户农民土地五十亩，农民向国家交一定的贡赋。《史记·夏本纪》说：‘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汉书·食货志》也说：‘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贡赋的产生，也是出现剥削和国家的一个重要标记。”可见他认为夏代已是阶级社会，形成了国家和一系列的典章制度。《禹王碑》言：“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伸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这段夏朝社会面貌的描述，体现出百姓衣食有所安，天下太平的局面，为夏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生动的细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