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白族族群认同意识——文人群
体的心理分析
一、明清时期文人重塑白族历史、文化的风尚
在《慈善妃庙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岁己酉仲冬，履亩过邓，得访所谓德源城者，州北遗址犹存。过公署数武，则妃庙在焉。碑版不立，题咏缺如。顾父老弟子员咸知为邓赕妃庙，且能言其始末。嗟乎！自天宝迄今二千余年，忠义之臣，节烈之妇多矣，其湮没不传者往住往而有焉。……滇载籍残缺，《白古记》，学士家多不见其书，而妃庙中又无博雅君子为勒其事于石。独死节之始末，邓之人口传之，历宋元明而无遗失。……署州守兰阳马公有志风化，因追忆书此，并作诗贻之，俾邓之人常歌以祀妃焉。
碑中记述作者冯甦寻访“德源城”与“慈善妃庙”，因“碑版不立，题咏缺如”的情况联想到自天宝迄今二千余年的历史，感叹不知还有多少如慈善妃一样的节妇和忠诚义士的故事被历史所淹没。为了不让慈善妃的故事失传，冯公追随追署州守马公遗风，尽其所能，不仅寻访“德源城”、“慈善妃庙”，而且刻石立碑，以此表达他自愿为白族历史记录者与文化传播人的担当精神。
明清时期如马公、冯公一样的文人不少。他们是明清时期封建大一统的社会背景和科举制度推动下产生的新生文人群体，其中既有白族士子，也有流官至云南的仕宦。他们凭借着对时代变化、文化发展的敏感和对白族文化的挚爱，在明清白族社会的转型时期积极思考白族族群生存问题，极力宣扬白族的民族优越性，同时掀起重塑白族文化的热潮。
在明清时期的白族古代碑刻可见，因重建寺庙、学校、城池、桥梁等而立碑的情况十分普遍。以《大理丛书·金石篇》收录的碑文来看，直接以“重修”命名的多达五十余通碑刻。重修寺庙包括对佛寺、道观、神祠、本主庙的重修，碑记如《重理圣元西山碑记》、《重修龙王庙记》、《重修文庙塑诸贤像记》、《重修崇圣寺碑记》、《重修竹林寺记》、《重修巍山青霞观碑记》、《本主大爷圣殿重修碑记》、《重修将军庙正殿功德碑》等等。重修城市桥梁的碑记如《重修来宣桥碑记》、《重立北沟阱水利碑记》、《重修南薰桥碑记》、《重兴珂里庄序碑》等。重建学校书院的碑记如《重修云南县学碑记》、《重修奎星书院碑记》、《桂香书苑碑记》等。这些碑记，借助重建之由，对白族的宗教、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进行了重新的书写，体现了明清时期白族族群认同意识的苏醒，折射出文化转型的背景之下，白族民族文化生命力的焕发。
二、白族古代碑刻族群认同意识透视
通过明清时期碑刻文本的细读，可以看到在重修碑刻的热潮中，白族族群认同意识的突显。
一是，碑刻中出现了自称为“九隆氏”、“九龙族”、“九隆族”族源追溯的潮流。
二是，白族大姓家族掀起了刊刻家族、族谱碑刻的风气，这些家族碑刻多书写了本族的始祖神话。
三是，明清时期碑刻中不乏对南诏国、大理国史的追述。
这些碑刻中出现的新气象，集中体现了白族族群神话述祖的情结和历史记忆的自我强化，是明清时期大一统社会背景下，白族对民族优越感和自信力增强的具体表达。
(一)神话述祖
1.九隆族的普遍认同
《三灵庙记》碑就是白族进行神话述祖的一个典型例子。碑中“白姐阿妹”触木感生的神话固然是为段思平立大理国的神圣性宣扬造势，但其本质是为白族段氏立国寻找族源优越性的依据。在明清时期的碑刻中，“白姐阿妹”触木感生依托的九隆神话，成为了白族群体普遍的认同，人们自称为九隆氏、九龙族、九隆族的记录比比皆是。以下略作举例：
五峰弘圭赤土江里长段公乃是名家九隆之旺族，自于曾祖段泰为延顺之职。
公讳绣，字文显，姓杨氏，九隆族之裔，代不乏贤，世处弘圭之寺下。
处士讳甫，字天然。享年八秩有四，以疾善终。忆昔始祖讳义宗，乃九隆族子云之后。
公讳山，字允中，世居大理喜九隆族之裔，代不乏贤。
以上的这些碑铭均以“九隆之旺族”、“九隆族之裔”等语自诩家世，反映出“九隆”之说已经成为了白族族源的一个“集体象征”。《南诏野史》言：“九隆氏，哀牢山下有妇名波息生十女，九隆兄弟娶之，立为十姓，董、洪、段、施、何、王、张、杨、李、赵，皆刻画其身象龙纹于衣，子孙繁衍，居九龙山溪谷间，分九十九部，而南诏国出焉。”胡蔚本：《南诏野史》上卷。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九隆氏共有“董、洪”等十姓，而这十姓与明清时期白族碑刻中出现的段、杨、赵氏等墓碑中祖述为“九隆之裔”等说法相吻合，进一步说明明代洱海地区的白族大姓尊“九隆”为族源的共识。“白族为九隆之裔、白子国之裔的说法，就成了大理地区白族为之自豪的说法，成了他们自信地继续生存并尽力发展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支柱，成了白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文化特点和心理素质的象征。”
2.家族神话的创造
在白族群体普遍标榜“九隆族”的同时，一些白族大姓家族还创造了自己宗族的神话，进一步彰显神话述祖的个性特点。《建峰亭记》言：
建峰之神者，赵州之土主也，姓赵，名康，东川之人也。家诞美女，有雅操之志，求聚（娶）者众，而父弗之。蒙氏兴宗闻其艺能，聚（娶）之为妾，乃唐之仪凤元年也。康无继嗣，兴宗招之，此地寓于五峰山下，缘兹地号曰赵脸者，以康之姓而得名也。郡东山行二十里，有山曰五佛，又曰五祖，今日五峰者，以五垄之连峰也。周三十里，山西面别秀一峰曰信苴城，四面绝岩，怯弱难履。康尝到此，遥闻儿啼，遂寻之，见一子，可数岁，疑是神人之所诞焉。康喜之，因家无（嗣）而获之，姟者岂不庆欤。携至家，养于资畜荣盛。然此方之谓信苴者，乃神灵之降迹焉。至蒙威成癸丑岁，康终之，方牧命郡人起庙而旌之，赐号曰外祖建峰。
这里记载了赵州赵氏家族源于“建峰神”的传说。赵康是东川人，只有一个才艺俱佳的女儿。蒙氏兴宗罗晟听说她的才德，便娶之为妾。因为赵康没有儿子，兴宗赐赵康赵州五峰山为赵氏封地。有一天，赵康在五峰山西面的建峰听到婴儿的哭声后，寻找到了一个小男孩，怀疑是神人降世，便将他带回家中抚养。其后，赵康家开始兴旺发达起来。这位男孩因其诞生地被命名为“信苴”。此后，赵州的百姓一致将“信苴”视为是神灵现世。到威成王晟罗皮执政时，赵康去世，当地人为其立庙，尊为“外祖建峰”神。
《董氏宗谱记碑》(第一碑)则追述了董氏先祖董伽罗尤诞生的神话。碑言：
始祖董伽罗尤，出自大唐，生于洱海东岩上芝草中，仙鸾覆育。云南王蒙氏狩其处，仙鸾腾起，有哭声，响彻云霄。王亲寻之，见小孩，命褓回宫中抚养。龆龀之年，隽异超伦。工（王）曰：天生神童，用相我国，爰以董为姓，字伽罗尤。盖因生以赐也。后至生处，得经书法宝，一目了然。年十五，精通秘密，神术无方，蒙王封为国师，以女妻之，招为驸马。
从这段记载中可见，为了突出董氏作为密教阿吒力教派高僧的地位，董氏将其始祖董伽罗尤的诞生书写得极富宗教色彩，不但为仙鸾覆育，而且在其诞生之处发现了“经书法宝”等与佛教相关的器物。董伽罗尤在少年时期便显现得“隽异超伦”，聪颖异常。在学习佛经之后，更是才华横溢，精通神术。董伽罗尤诞生的神异性为其后董氏家族成为南诏国、大理国时期护国护法神僧埋下伏笔。碑文还详细描述了对董伽罗尤在南诏国时期大显佛法神通的事迹。如其可以在顷刻间造山填海，可以呼风唤雨改变自然气候。他为南诏王地主山“起层峦”，将“赤雪不止”“禳之即止”，还降服孽怪，为民保平安。后来，董伽罗尤在天宝战争中施展法术，“尤登八卦台，以神法御兵，唐师尽溺”，为南诏国击败唐军而立大功。大理国时期，董伽罗尤的后代董普明“拈一叶作舟，渡过河尾，二人向南而去”。施展神术，用树叶作舟，帮助段思平渡河，阻断杨干贞追击，并为其指引南行的路向，躲过劫难。后董普明为段思平国师，为其解梦，吉言天子之兆，并辅助其立国。后其子嗣皆在历朝施法建功。由此可见，明代董氏对祖先的追述意在突出其修炼密宗，神法广大的神异性，为整个董氏家族披上了浓厚的神异色彩。
3.编撰族谱的风尚
明清时期掀起了编撰族谱的风潮，尤其是白族的大姓世家，将族谱的编写视作家族传承的重要依据。白族历来注重尊奉祖先，但明清时期出现的纯粹刊登族谱的碑刻，显然将家族意识突显推向了极致。
立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的《云龙早(左)氏家谱碑》共立了三通碑，近六千余字。碑文从三国时期的始祖早太大人应天、顺天、象天开始追述。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因早万相(第十四代)“计献云龙逆酋段进忠等，蒙黔国公沐恩赏冠带，改赐姓左”，其后各代沿袭赐姓“左”。从碑中可知，早(左)氏家族庞大而兴旺，其中各代传人的丰功伟绩尽现其中，如碑所言“丰功伟烈，达于历朝。德业仪型，昭于世谱”。
董氏族谱碑亦较有代表性。《董氏族谱碑》、《董氏宗谱记碑》分别刊刻于光绪十八年(1892)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这两组族谱碑的刊刻者为董氏的两个分支，前者为在大理居住的后裔，后者乃明代初年被分封到鹤庆军民府土官知事的后代。这两份族谱只是在世系内容上从17世开始有出入，《董氏宗谱记碑》多了寿正、正福两代，19世以后为不同支系所录。与此同时，在两份族谱中，撰者均用大量的篇幅回溯了董氏仙胎孕生的神异经历。其后细述董氏家族历经时代变迁，一直持续到当世的显赫历史均尽现其中。其中特别突出了对董氏家族祖先通灵神力和法术的事例。
(二)追忆历史
《三灵庙记》碑与《慈善妃庙记》碑中的两个女性题材的故事，分别以大理国和南诏国的历史为背景。段思平建大理国是公元938年，到《三灵庙记》立碑的明景泰元年(1450)，时隔五百余年；从《慈善妃庙记》来看，从故事发生到立碑，经唐朝至清代。明清时期的碑刻形成了追忆南诏国、大理国历史的风尚，体现了这一时期人们对南诏国和大理国浓厚的历史情结。可以找到不少例证，如：
公讳珤，字天玺，世居大理。张氏之先，肇自观音建国十二请兵，由西天来助，就居此邦，分为各姓，张氏妃生焉。稽诸郡志，昔乃设官分职，与中国齿。而始祖张般若山任喜州同知，相与辅弼，克底于诏。有功于蒙氏之世。
公讳寿，字彦昌，厥先铎狪，太和喜脸人也，姓赵氏，仕蒙朝，官至演习，即其始祖也。继而祖讳永，字波罗者，道宏德厚，建荡山寺，蒙主敦请为师。厥后以嗣以续者，犹瓜瓞之绵绵也。
善人讳义，字彦才，姓杨氏，世居大理五峰之喜脸，厥先自蒙段以来，世有殊勋，播载郡志，兹不重述。
《张公圹志》中追述了张珤祖先的由来，特别指出了在南诏国时期的任职情况。《彦昌赵公墓碑铭》、《故善人杨公同妻李氏墓志铭》两通墓碑中，都回溯到南诏国时期，其中特别提及“仕蒙朝，官至演习，即其始祖也”，“厥先自蒙段以来，世有殊勋”的话语，点名了族源与南诏国历史的关系。
《故处士段公墓志铭》在追述段公家世的同时，尤其突出了段氏在南诏国、大理国时期的事迹。碑言：
段为南诏国之著姓，尝按其谱系，自皇唐历宋元以来，享禄位名势者比比焉。厥后子孙蔓延兹土，有曰忠国者初名俭魏，喜脸之定子邑人，即其始祖也。自幼好武骑，蒙氏据有邦时，阁罗凤举为清平官，而子孙皆袭其爵甫。六世孙思平，生有英质，豪杰迈人，徙居通海，拜节度使。后杨干贞继蒙为诏，暴虐无道，思平举兵入河尾关讨平之，竟以立位，号神武先帝，国号大理，改元文德。传至二十二世孙曰兴智，以德服人，相继为君长，故封神之号，授龙之敕自此始。大元世祖率兵北来，破大理，兴智降之。改大理为都元帅府，已而复更为总管府，以段氏子姓授其职，且俾其分茅胙上，悉诸郡邑焉。逾数世，有曰信苴日，生日胜，日胜生胜善，胜善生善庆，善庆生山，字安仁，即处士公也。
碑文从段氏乃南诏国之大姓开始追述了大理国段氏的发展历史。碑言：“有曰中国者初名俭魏，喜脸之定子邑人，即其始祖也”，说明段俭魏是南诏国时期大理国段氏的先祖。“自幼好武骑，蒙氏据有邦时，阁罗凤举为清平官，而子孙皆袭其爵甫”，即言其在南诏国时期担任阁罗凤的清平官，并且子孙获得了世袭的爵位。碑言：“六世孙思平，生有英质，豪杰迈人，徙居通海，拜节度使。后杨干贞继蒙为诏，暴虐无道，思平举兵入河尾关讨平之，竟以立位，号神武先帝，国号大理，改元文德。”特别提到了大理国开国皇帝段思平，自幼出类拔萃，曾担任通海节度使。后来段思平招集三十七部会盟，联合多方势力一起推翻了杨干贞政权，建立了大理国。其后，碑言：“传至二十二世孙曰兴智，以德服人，相继为君长，故封神之号，授龙之敕自此始。……且俾其分茅胙上，悉诸郡邑焉。”碑文中的这段追述，概括了段氏从南诏时期一直到元代的发展历史，其中对段思平以德治国的往事记忆犹新，言语中透露出对段氏家族历史的荣耀之感。
南诏国和大理国均是白族为主体建立的独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不但经济发展，文化发达，并且与中原强大的唐、宋王朝几乎相始终，是白族历史上辉煌而灿烂的时期。到了明清时期，白族丧失了在云南区域统治民族的主体地位，被纳入到全国的大一统的格局中。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造成了白族民族认同意识的变迁。“一个族群也需要强调‘共同的起源’。传说中的始祖（如汉族传说中的炎黄），或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大规模的移民或战争），成为一群人重要的集体记忆。一个族群，常以共同的仪式来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强此集体记忆，或以建立永久性的实质纪念物来维持此集体记忆，或民族国家以历史教育来制度化地传递此集体记忆。”对于白族来说，南诏国、大理国的历史就是深植于这个族群中的历史记忆。因此，通过回顾民族发展历史，寻求新的历史时期民族的归属感，成为了白族的共同心理。明清时期神话述祖和追忆民族历史成为白族古代碑刻的书写风尚，是白族族群意识觉醒的表象，这与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封建大一统的格局有着密切关系。明朝建立，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保障明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绝对控制，在文化上采取了“灭史灭国”的政策，导致了云南大量的史书、典籍被毀，云南本土文化受到极大的摧残。葛兹曾言：“当一个新国家成立时，为政者总是希望各族群放下根基性的族群感情联系，而团结在造成国家群体的公民联系之中。但事实上，新国家反而带来更多诉诸族群感情的对立，造成族群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