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官员亦大兴学校，以此来振兴士风。康熙四十年(1701)大理立《重修云南县学碑记》，康熙四十二年(1703)大理再刻《重修云南县学记》碑，记载了县令王书两次兴修学校并亲自督办教育的事迹。碑言：
夫学校之设，本以培育人才，师之所以为教，与弟子之所以为学者，不可不讲。余所颁教条，如励行检，端士习，崇实学，正文体诸务，无非宣扬道化，培育人才之苦心。使滇生佩而守之，庶德造可期，文风丕振，于教化不无少补。
这段话鲜明地表达了王书积极兴办学校是为了振兴云南士子风气，培育人才的苦心。
立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提督云南等处学政按察使司禁约碑》则将康熙皇帝《训饬士子文》的精神细化为行为的准则，对士子的修养从八个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范，条理分明，言简意赅。以下略作列举：
一、端士行。士人为学，端在躬行。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欲人勉为君子，而其根本实始于家庭。诚能孝于亲，友于兄弟，则大节已立。……
一、崇经术。穷经所以致用，非仅占毕之谓。……矧文章能根底乎经，取其精，不徒袭其句，笔下自确然粹然，迥出流辈矣。
一、尚史学。经以明其理，史以征诸事。……盖历代得失之由，昔人臧否之辨，班班可考。……前事者后事之师。……将来登进仕版，必能揆时度势，经权不爽。……
一、振文风。国家以制艺取士，要在觇其夙蕴而源流支派各别。……阐圣贤之义蕴。法乎古，不泥乎古。……
一、广武训。朝廷文武兼用，武甲科有持简侍卫，且随超授参游等官。……
这八条规范将“端士行”放在首要位置，明确要求士子实现言行统一，提出只要“诚能孝于亲，友于兄弟”，那么“则大节已立”。文中强调士子在家庭中孝顺父母，与兄弟友好相处是成就“文章经世之才”的出发点。其后，对士子治学提出了全面的要求。首先要“崇经术”，要深刻理解儒家经典，才能在作文为人中灵活致用。其次“尚史学”。注重中国文化重史的传统，做到以史为鉴，为现实人生服务。再次“振文风”，要求士子破除“陈言”，开拓创新，振兴学术之风。最后“广武训”，希望士子文武兼备、全面发展等等。从这些细化的条文中，可见地方官员对学风的倡导与康熙皇帝训饬士子的思想是相通的。与此同时，地方官员们也效仿康熙皇帝，身体力行，“缘本平日治己之规，推广共砺”，怀抱与士子共勉之心，向广大的士子发出号召，“缕列宣告。辞无泛涉，言在必行”，互相监督，对地方士风的进化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照历史可见，在康熙朝乃至雍正、乾隆时期士子名臣涌现，官场衰朽之风尽去。大理也诞孕而生数量众多、深受儒学教育的白族新儒学派文人。一方面他们自觉研究儒学经典，不少人著专书探讨儒学。如李崇阶曾著《圣雪宗传》、《儒学正宗》、《正学录》等书；龚锡瑞著《四书扼要》；杨履宽著《四书五经涂说》等。另一方面，随着中央王朝明经取士的政策的继续推行，大理的新儒学文人踊跃科考，形成了社会潮流。乾隆二年(1737)在云龙顺荡村立了《灶户捐金资助每科赴试生员碑》，碑中详实地记载了当地经济实体联袂捐助生员参加科考的史实。碑文中将康熙皇帝《训饬士子文》旨义重申：“诚以正学兴则邪辟破，人才盛则道德隆，典至渥也。”根据该碑记载，仅乾隆元年(1736)就有贡生尹文林等四十一人赴试，“每科赴试生员，每人给银肆两正”，这种制度自康熙以来，已经有百来年的历史，乡里皆约定成俗。立于同治年间大理喜洲杨氏家祠《明清杨氏题名录》碑，则反映了白族家族以士为荣的风貌。碑中列举了杨氏十五人：“杨暹明洪武从傅、沐西征，以功授武信郎。杨大璋天启乙酉科优贡，联捷举人，任楚雄府教授。……杨文蔚清嘉靖岁贡进士。杨建蔚清道光恩贡进士。……杨同治邑武庠。杨昌炽从九职御，候选经政厅。”白族士子中亦涌现出如师范、王崧等誉传全国的文人。
二、清代帝王敕封碑
清代帝王敕封碑几乎无一例外，都反复强调了家庭教育对于士子成才的重要作用。不但突出了帝王对家庭中祖、父母辈的家教作用的褒奖，甚至连曾祖辈的教育作用亦被皇帝旌表，体现出清代帝王家学同构思想在家庭教育层面的渗透。
清代对父母亲进行敕封的碑刻不少。
《褒奖前文林郎张训为朝议大夫诰命碑》是对朝廷官员的父亲进行褒奖。碑文言前人安徽徽州府知府张其人，因其在任职期间表现卓越，所以道光皇帝下诏书对其父张训进行敕封。碑文赞言“禔躬淳厚，垂训端严”，高度赞扬了张训以淳厚的品性熏染其子，并施以严格教育的风范。
《钦赐王氏为宜人诰命碑》和《敕命呈贡县教谕杨生母张氏为孺人碑铭》则是对母亲进行褒奖。《钦赐王氏为宜人诰命碑》中，乾隆皇帝对直隶宣化府延庆州知州芮泰元的前母王氏进行褒奖，言其“家风肃穆，内则娴明，瑀佩犹存”。因为王氏对芮泰元的良好教育，才使之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才。乾隆皇帝以钦赐其为宜人的方式表达作为感恩之心。
《敕命呈贡县教谕杨生母张氏为孺人碑铭》中，道光皇帝褒奖张氏“妇职能襄，母仪并著，助内协无非之度，课子成有用之才”，尤其夸赞了张氏作为母亲在教育儿子方面的功劳。
《光绪圣旨碑》则是敕封州同衔加二级段廷柱之父段智才和其母王氏为“直奉大夫”和“宜人”。碑中言段智才“善积于身，祥开厥后，教子著义方之训，传家裕堂构之遗”将其父比作窦燕山训子有方。言其母“壶范宜家，夙协承筐之媺，母仪贻穀，载昭画荻之芳”。则将其母比作孟母，喻其教育儿子有道。
另外，清代敕封碑所及的对象还远及曾、祖父母辈。
《封赠李蟠根祖父母碑》中，嘉庆皇帝对任职安徽州府休宁县知县李蟠根的祖父母进行敕封。碑言“推恩溯积累之遗，载扬祖泽”，表明了嘉庆皇帝对李蟠根祖父母贤德品性的高度赞赏。
《蒋能封赠碑》、《蒋宗汉祖父母诰封碑》、《蒋宗汉与妻施氏诰封碑》三通碑刻中，可见同治皇帝同时对蒋宗汉曾祖父母、祖父母以及蒋宗汉夫妇一门三代进行敕封。对照碑文可知，蒋宗汉乃“提督云南鹤丽镇中营游击图桑阿巴图鲁”，其为人“智既深沉，才兼恢杰”，因“统御三军，树师中之伟伐”，率兵克复云南等处，立下赫赫战功，同治皇帝“赏给正一品封典”，并特授为“建威将军”。同时，其妻施氏也受到“一品夫人”的封敕。同治皇帝对蒋宗汉的卓越表现追本溯源，将皇恩延及其祖父母。《蒋宗汉祖父母诰封碑》言：“嘉劳臣之伟伐，远溯家风；策专阃之崇勋，上推祖德。”又言蒋宗汉之祖父：“善可开详，教能诒穀。”充分肯定了其品德的高尚和对蒋宗汉的教导之功。而对蒋宗汉的祖母则是赞誉为“肃雍壶范，夙知诒榖之风，硕大孙支，尔见含饴之泽”。《蒋能封赠碑》对蒋宗汉的曾祖父母均进行了褒奖，言其曾祖父“仁心抱质，善气储祥”，其曾祖母“佩服女箴，娴明母道。惠风肆好，留懿训于闺中；令绪三传，毓奇英于阃外”。由上可见，清代的敕封碑仍然继续保持着对家庭道德伦理修养的高度关注，“三纲五常”的道德理念一再重申。清代统治者通过敕封家风良好的家庭，极力向民众宣扬家庭教育对子女成才的重要作用。从家庭的微观层面，对“家学同构”的思想作出回应，从而实现官学与家学教育理念的步调一致，为统治阶层强化对民众的道德规训而服务。
透过白族今存的古代帝王碑刻可见，在历代帝王的治边思想中，儒家的治世理念是贯穿的主导思想，以德治国是历代帝王共同追寻的政治梦想。南诏国时期，国主阁罗凤作为立国之君，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德化”治世理念，并在政治实践中对儒家以德治国思想作出了生动的诠释。大理国时期，作为统治阶层的段氏与高氏，从大理国的国情出发，在以德为本的治国思想中巧妙地融合了释家的文化，提出“德运”治国的理念，成为大理国政权鲜明的民族特色。到了元代，云南首次进入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中。世祖忽必烈从征平云南开始便施以“神武不杀”的理念。正是其“神武不杀”理念所蕴含的好生之德和文化兼容的思想，促使白族的文化继南诏国、大理国之后在元代得以传承发展。从明代帝王碑可见，统治者为了强化封建大一统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家国同构”治世理念，清代则将这一思想进一步阐发为“家学同构”，特别强调了士风和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各代帝王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也有差异，造成了治边思想各有偏重，但以德为本的治世思想作为串联其中的主导思想，成为各代君王的共识和推动白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精神旨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