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段氏没有碑刻留存。然所幸的是，作为世居相位之职的高氏却有家族碑群留存至今。因为高氏一直辅佐段氏，双方同居权力核心，彼此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高氏碑群，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段氏帝王碑缺失的遗憾，也为解读段氏治世思想开启了一条新的途径。
一、权相高氏与大理国段氏的关系
在大理国建立直至国灭的过程中，高氏作为重臣，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高氏辅助段氏立国。南诏国后期，随着蒙氏势力削弱，段氏、高氏及郑氏、赵氏、杨氏、董氏等白族大姓势力相机崛起，实力旗鼓相当。高方立遣人前往的巴甸迎接段思平。在善巨相会后，高氏为段思平建立政权出谋划策，建议段氏联合滇东三十七部并会盟于石城(今云南曲靖)，兴兵举事。《滇史》载：“思平既得众助，遂与高氏共举义旅，众至十余万，鼓行而西，无不一当百，所向无敌。”其后，段氏在三十七部的支持下，统一了各大姓势力，并于后晋天福二年(937)登上王位。
其后，在段氏执政时期，高氏居相位，辅佐段氏，为大理国的稳固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其中，高氏多次帮助段氏平定其他大姓势力的叛乱，稳固段氏政权。如嘉祐八年(1063)，段思廉“命岳侯高智升伐杨允贤，克之”。熙宁九年(1076)，杨氏集团的另一代表人物杨义贞再次发动变乱，杀段廉义自立，改元德安，在位四个月。高智升命子高升泰起东方爨僰之兵讨灭，拥立段廉义之侄子段寿辉即位，捍卫了段氏政权。《滇史》载：“义贞弒主自立，实宋元丰三年也。篡凡四月，岳侯高智升遣子升泰起东方兵讨灭之，而立连义之子段寿辉。”大理国末期，蒙古军南征，高氏誓死保卫大理国政权。淳祐四年（1244），蒙古兵经川西直下大理，开始灭宋计划，军将高禾受命率兵据敌九和（今云南丽江九和），“高禾逆战，败死”。宝祐元年（1253），忽必烈亲征大理。十二月，“太弟再遣三使入大理招兴智。泰祥终不听，督令大兵固守金沙江，与伯颜不花、虎儿敦等相持，蒙古兵不得入”。国相高泰祥有效地组织兵力阻断蒙古兵的行进，致使元军不得不“以革囊潜济江”。当元军兵临大理，高泰祥引兵出战，大败，城陷。段与智奔善阐，元军抓获高泰祥。忽必烈亲劝其降，“太弟面讯之，不屈；欲官之，不受；乃命斩于五华楼下”。高泰祥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大节，临死叹曰：“段运不回，天使其然。为臣殒首，吾事毕矣！”
高氏对段氏的忠诚，也为其赢得了大量的封地和显赫的权势。段思平立国以后，封高方为岳侯，分治成纪(今云南永胜)、巨桥(今云南昆阳)等地。后因高氏两次平定杨氏之乱有功，先是高智升擢升太保，加封德侯，领白崖和甸(今云南弥渡一带)之地，后又授统矢(今云南姚安)首领，晋善阐侯，自滇中至滇东的广大地区均为高氏势力控制的范围。诸葛元声《滇史》载：“以靖乱功，加智升太保，封德侯；升泰善阐侯。高氏世执政柄，威令尽出其手。智升元封威楚，至是子又封善阐，于是河东诸郡皆入高氏。”后“升泰既代父为相，以弟义胜治禄琫；以高福守易门；以高连庆治罗部；以侄守安宁；于威楚筑外城，号德江城，以封其侄子高量成；而巨桥皆世为高氏有”，正所谓“一门之盛，半大理矣”。
二、高氏碑群人物谱
高氏世居大理国政权核心，是当朝的高门大族，伴随了大理国段氏的荣辱兴衰。因此，留存今日的高氏碑群，也成为研究大理国时期帝王治世的珍贵文献资料。综观高氏碑群，主要集中于大理国后期，留存的碑刻有《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并序》、《兴宝寺德化铭并序》、《忠节克明果行义帝墓志并序》（又名《大理国高生福墓志铭》）、《大理国故高姬墓铭并序》。
从碑主之间的关系来看高氏碑群，《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的碑主是高量成，其为段氏十六世主段正严、十七世祖段正兴时期的国相。《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并序》碑主皎渊乃高量成之子，而《兴宝寺德化铭并序》中备受赞誉的高逾城光和《忠节克明果行义帝墓志并序》的碑主高生福均为高量成的侄子。《大理国故高姬墓铭并序》碑主高姬为大理国公高妙音护之女高金仙贵，亦为高氏一族的成员。其中《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记述了高量成辅佐段氏的功绩，《兴宝寺德化铭并序》书写了高逾城光扶持高寿昌为国相的史实。《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并序》、《忠节克明果行义帝墓志并序》、《大理国故高姬墓铭并序》则从侧面反映了统治阶层儒释兼容的盛况。
三、大理国段氏“德运”治世思想解读
《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碑题中提出了“德运”一词，是对高量成执掌相位“以德运成”思想的概括，既澡雪涵泳以德治国的儒学传统，又秉承了南诏国“德化”精神，体现了大理国时期儒释融合的治世理念，成为解读段氏治世理念的关键词。
(一)行周道
《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的“德运”的治世理念中，首先倡导“行周道”。碑言：
帝敕号曰周道，不行商道。商以誓为实，周以会为实。公累与诸蛮会而不曾誓，故行周道。
这里的“帝”是指段正兴，其敕谕言“周道，不行商道。商以誓为实，周以会为实”。其中“商以誓为实”、“周以会为实”引用了两个典故。前一个典故中，说的是老百姓不满夏朝统治，流传“时日曷丧？予继汝偕亡”的誓言，最后夏朝为商汤所灭的历史。后一个典故是指周武王与八方诸侯举“成周之会”，最后共同讨灭商纣的历史。联系大理国建国的历史，如前所述，大义宁国为段思平联合“三十七部”所灭，立国的经过与周朝相似。同时，也以此典故喻指大理国效仿周代立国，实现国家太平。
国相高量成乃力主“行周道”的功臣，因此碑文盛赞其盖世功绩。碑文对其“行周道”的德政实践进行了阐述。《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言：
公以礼仪为衣服，以忠信为甲冑，以智勇为心肝，远之来者，割地而封之，不归化者兴兵而讨之，自是天下大化。
这段话赞美高量成具有“礼仪”、“忠信”、“智勇”品质的同时，亦强调了为政者必需的品质修养。碑文连用多个比喻说明这些品质的重要性：言“礼仪”如同“衣服”，意谓礼仪是展现个体内在修养的重要媒介；言“忠信”如“甲胄”，既说明忠诚、诚信必不可少，同时指出其为保护内在心性的重要依靠；将“智勇”比作“心肝”，强调了其为个人内在修养的核心地位。国相高量成具备了“智勇”、“忠信”、“礼仪”的内在修养，尽心辅佐段正严，所以深得其信任。《南诏野史》载：“郡臣以高升泰侄高量成有德，请立为相国，号中国公。”段正兴执政时期，高量成继续辅国。“正兴能守父遗绪，高量成佐之，亦称贤相。未几，量成退位，居威楚。然国有大事，正兴必遣问乃决”。高量成让出相位之后，大凡国之大事，段正兴必与其商量然后定夺。《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赞誉高量成“功业盖天地，道德高古人，尚和光同尘而不负自高自大之意”。
高量成的侄子高逾城光亦是重礼尽忠之人。《兴宝寺德化铭并序》云其“早实仁义之怀”。又云：“敬义无失，忠节更坚。”又“君臣之义最高，叔侄之分尤重”。从这些叙述可以看出，高逾城光为人谨遵儒家的“仁义”、“忠节”之训，在君臣关系中以“义最高”，讲究臣子的忠义之节。《大理国故高姬墓铭并序》言高姬“质孕蓝田”、“动应承宜”，“妇节妇功，门不入于利。女工女史，闺无旷于庶宫”。碑文对高姬的描述亦突出了她高贵脱俗的内在修养。可见高姬作为高氏家族之女，其品行修养亦是谨遵儒家道德礼仪。
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高量成主张文武并用。碑言：“远之来者，割地而封之，不归化者兴兵而讨之，自是天下大化。”高量成认为对远道而来的归附者应采取封赏的态度，而对于不归顺者则采取武力讨伐的态度。正是“文武并用”。《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言：
俄然，四夷八蛮叛逆中国，途路如猬毛，百姓离散，天不早命公，斯民坠矣。公于时领义兵乡勇，扫除烽燧，开拓乾坤，安州府于乱离之后，收遗民于虎口之残，四海清肃，路不拾遗，帝敕号曰周道，不行商道。
这段碑文反映了当时大理周边其他少数民族部落拥土自重甚至扰犯边境的情况。高量成执政期间，曾“领义兵，乡勇，扫除烽燧，开拓乾坤”，成功平定叛乱，段氏因此扫除边患，保住江山。高量成功勋卓著，成为举国上下注目的政治人物。
第三，高量成为政主张广招贤士。《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言：
传曰进贤受上赏，蔽贤受诛戮。齐有仲父，郑有子产，竹帛称之为民之父母，孔子诚之为进贤也。贤良有德，掌八纮，宗族同一心，四海为一家。诗曰：济济有众，此之谓也。
这段话中“进贤受上赏，蔽贤受诛戮”两句表明了高量成对纳贤的重视。对照历史可知，高量成为相国期间，不乏广征贤才的事例。《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的撰者自称：“大宋国建武军进士，两战坚，画虎无成，南国，十有六年。蒙公清照如族人，奉命书《史记》，修《春秋》，褒贬合宜，为万世之信书。而发微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里，“大宋国建武军”即今广西南宁一带。这说明作者的原籍是南宋南宁人。“两战坚，画虎无成”则言其科考两次败北，后流寓“南国”即大理国有十六年的时间。到大理国后作者受到国相高量成的重用：一方面“蒙公清照如族‘’人”，以同族人相待，不怀任何民族的偏见；另一方面则委以重任。从碑文“奉命书《史记》，修《春秋》，褒贬合宜，为万世之信书”推知，极有可能是担任史官之职。由此看来，碑言“齐有仲父，郑有子产”，引用管仲辅佐齐桓公，子产助郑简公改革两个典故，一则说明招纳贤能之士对帝王为政的重要作用；二则以管仲、子产两位贤相暗喻大理国相高量成，对其进行旌表。这与后文“贤良有德，掌八纮，宗族同一心，四海为一家”形成照应，突出高量成的贤良之德，盛赞其为大理国实现宗族势力同心一德，呈现“四海为一家”的和谐景象建立的功勋。
由上可见，大理国统治集团将儒家道德修养视为立身之本，治国中标举文武并用的德政原则。
(二)儒释并用
发挥释教对政权的调和互补作用可谓大理国“德运”治世理念的民族和时代特色。具体表现为：
一是，统治集团在权位的变更中，发挥“让德”，体现了儒家仁政与佛教与世无争精神的融合。《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言：公明明心地，了了性源，兴修白马，喜建伽蓝，众山兰若无不周备。所谓溉其根而其实，种其福而积其基。帝悯其精勤有道，为济民，皆在斯焉，再敕号曰护法公。
这段话载录了高量成让位给其侄中国公后，隐居属地一事。高量成让出相位一事，表现了其以国家大局为重，甘愿牺牲小我的“让德”。《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赞誉高量成“功业盖天地，道德高古人，尚和光同尘，而不负自高自大之意。皆以身为天下安危”。并言其“胸襟坦然，而怀不校，此皆能仁之行”。高量成让位之德，为后世流传。明代李元阳所作的《让公庵记》言：“让公庵在三塔崇圣寺，为诸院之一。其曰让公，不知何所指。或曰南诏国臣高氏所创，以其有让德，故名。”
段氏在王权的变更中也以让为美，多次出现前代君王避位为僧的情况，以下略作列举。
段氏八世素隆，以宋真宗乾兴元年壬戌岁立。癸亥，改元明通。阿统之废也，素廉之妻抚统子素真。素真幼警敏，识人意表。阿统幽死，祖母怜素真不得立，使人让高相。高相不得已，劝素隆避之。素隆立五年矣，亦无失德，丙寅，避位为僧，传位于素真。
乙卯，思廉在位三十一年，避位为僧，禅位于子连义。
段氏十三世正明，宋神宗元丰五年壬戌立，改元保定。癸亥，改元建安；辛未，改元天佑。凡在位十二年。性谨恪，尚俭素。甲戌，避位为僧。
丁丑，正淳改元文安。在位十三年，避位为僧，传子正严。
戊午，正严又改元广运。丁卯，避位为僧，凡在位四十年。后卒，伪谥宪宗宣仁皇帝，传子正兴。
可见，段素隆避位，传段素真；段思廉让位于其子段连义；段正明亦避位为僧；段正淳避位，传子正严；段正严避位为僧，传子正兴。纵观大理国段氏皇位22传，其中有8人避位为僧。大理国皇帝避位以后，栖居佛教寺庙，净心修行，不再过问政事。释教成为抚慰心灵的良方，钟鼓声声引领着曾经的王者寻找到平和出尘的净土。中国封建王朝王权的更迭历史中，为了争夺皇位，君臣相疑、父子相残、君鸠臣、臣弒主，残酷的斗争与血腥的杀戮不绝于代。大理国皇权以避位更迭的方式，有效地避免了王权争夺的血腥斗争，保证了段氏政权内部的稳定，形成了大理国与中原王朝不同的政权特征。
在大理国统治阶层中，无论是皇帝还是权相，以让为德，以一人之避位，将杀戮与流血降到最低程度，从而换取了天下的太平。“让德”之中融合了佛家与世无争的精神，为中国儒家仁政理想注入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二是，统治阶层以佛法为治，注重向民间传播佛教信仰文化，以此调和社会矛盾，实现国家的稳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佛教与皇权紧密结合，佛教披上了国教的色彩。《南诏野史》载：“段正兴又名易长”，而其长子名段易长生，次子名段易长兴，其女名段易长顺。“易长”是观音佛号之一，段正兴与子、女均以用一佛号为名，说明佛教对大理国皇室的影响深刻。又载：“晋天福二年，段思平开国，至宋宝祐元年，元世祖灭段氏，段据云南共二十二主，三百十六年。段氏有国，亦开科取士，所取者悉僧道读儒书者。”可见，朝廷官员大多从僧儒中选拔。郭松年《大理行记》言：“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段氏的政治体制中亦制定了分工详细的僧官僧封制度。如《兴宝寺德化铭》撰文者杨才照为“崇圣寺粉团侍郎”。“粉团侍郎”一职应为以备顾问的僧职。《地藏寺造幢记》称段进全为“大佛顶寺都知天下四部众”，当为大理国僧尼总管，其被赐号“洞明儒释慈济大师”。另有王本《南诏野史》言：“段氏居云南，共二十二主三百十六年，段氏有国，亦开科取士，所取悉僧道读儒书者。”大理国以僧道儒为官属，可谓将其“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治世思想付诸实践的又一举措，这也使得其政治统治趋于佛教化。
其次，大理国段氏与高氏都积极地推动佛教在社会中的影响。《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言“溉其根而其实，种其福而积其基”。认为佛教能够使社会的根基得到滋润，从而使得社会更好地发展，盛誉佛教的社会影响力。
大理国段氏历来推崇佛教，并在各地兴建佛寺，传播佛教思想。《滇史》载：“故大理佛教最盛，而苍洱之间仙释遗迹甚多。如云南一县，有宝华寺、水目寺、龙泉寺、般若寺，皆段氏所建。”
高氏作为上层贵族亦笃信佛教，推布佛教的影响，与段氏呼应。高量成可谓其中的代表人物。他退出相位后，归隐威楚山林传布佛教。《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