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二论
一
格致之文可以从诸多角度做出阐释，哪个角度都能打开一个空间，比如读她那批释梦之作，很容易想到弗洛伊德，但其实，也可能是错把故乡做他乡，至少不全是弗洛伊德，她是满族人，有通古斯民族萨满遗风，心里藏着一个“大神儿”，灵魂在此界和彼界穿行如风，消息藏在风中。
传统文章之学强调真实。真实确实是文章根本，但作为文学的散文，还有一个向度，就是“表现”。我们怎样表现自己，这里包含着愿望、想象、梦想，当然也包含创造，否则就不成其为艺术。格致的散文就是“表现”的，读她的文章，你会感到，是和她一起看着“这个人”为自己建立起具有重重意义和种种趣味的空间，这个人不仅是被描摹和确认出来的，也是被探索和发现的。写作在这里不仅是生活的反映，它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生活的延展。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文本之外的那个格致反而是不太真实的，她一直努力与世间和解，让自己不那么恍惚，不那么各色偏执，不那么锋利。但是，在文本中，她解放了，她自由了，她本性里的各种元素，相互冲突的，不调和、不自洽的，自我伤害的，不那么安全的，都在书写中被提炼、被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审美的、戏剧性的艺术人格。
在现代散文中，人和文的关系比传统文章学所论述的更为复杂。在古代，人们假定人与文的高度统一，但问题是你自己到底是谁呢？这不仅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还涉及自我想象和自我建构，在现代哲学、语言学的思想背景上看，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矛盾和幻觉。
格致被认为属于“新散文”阵营，南帆、周晓枫编过一本《七个人的背叛》，格致名列其中。十几年来，这批年轻的散文家做了两件事。一个是主体的自觉，他们在散文中力图呈现现代主体，不是浑然一体无缝的鸡蛋，而是多重的矛盾的。在传统理论视野下，比较倾向于把这种矛盾取消掉，留下一个完整自洽的形象，好像这个“我”是海晏河清的一个小王国，没有毛病没有故障，运转在我们熟悉的逻辑上。另外一个是语言的自觉，散文的语言问题不仅是修辞和风格问题，更是复杂的认识论问题，语言不是被驱遣之物，它能够自主自治，能够把你带到沟里去。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就是看到了语言很可能不及物，不实事求是，一不小心就不是你说话，是古人洋人别人在说你。文学散文的理论和创作对这个问题较少警觉，而“新散文”对话语行为本身、对人和话语之间的关系都做了比较深入的反思。
放在这个背景下看，格致的散文有对真实和真诚的独到理解，她忠实于自我的真实状态，推敲这个状态，并且提供了一套富于内在性的、颇具表现力的散文语言。当然，到目前为止，她还主要停留在个人生活的范围内，如何更开放、更宽阔，与世界展开更有力的对话，或许是她今后面临的主要问题。
格致之文大家都觉得很好，常有惊艳之感，有时真好比“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但是，真要坐下来思量她的文章的好，恐怕又很难说清楚。她的写作对现成的评论话语构成了挑战。挑战是好事，在应对这种挑战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和估量了一个作家的价值，同时也拓展了我们的理论视野。理论需要在接纳创作的新鲜经验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获得新的生命力和解释力，散文的理论也是如此。
二
《千万别让她说话》是古老神灵的一次复活尝试。那个洋娃娃，她如果说了话，那么事情就简单了，这就是《聊斋志异》或者香港鬼片儿。格致一定不能让她说话，格致的议程并非审判，而在恐惧——你的罪孽从蛛丝马迹中对你发出呼喊。
老实说，这种体验近于神经官能症。我们大概都很像甘棠的那位丈夫，神经像钢缆一样坚固，能吃能睡，活在阳光下，是健全的唯物主义者；而甘棠，她是过敏的，她有洁癖，有一种黑夜的气质，像个女巫，在我们的世界上秘密活动。
格致悄悄地改变了一个古老神话的重点：问题不在报应，这个世界已经充分去魅，无人相信报应；问题在于一种心灵能力——内省的、敏感的、脆弱的，相信一切不会逝去，感到你的疼它的疼就是我的疼。
在此之前，格致是散文家，《千万别让她说话》是她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写得很好，但问题也不少。
比如，那个洋娃娃最后被送给了别人，为什么？我认为这基本上是格致的决定而不是甘棠的决定。格致发现小说真是麻烦，她在散文里完全可以搁置的问题在这里必须解决，就是这事儿要有一个结果，情节的和意义的，而在这两方面她都碰到了困难，她不知如何收场，于是她把孩子强行送走——这等于甘棠将孩子再度遗弃。
再比如，当她如此精彩地剖开重重岁月沉积把“4月8日”这个决定性的日子袒露出来之后，一个有经验的小说家可能已经找到了小说的结构——4月8日，整个小说本质上是由此开始的，它是坐标的零点，一个透明的牢笼，甘棠从此被囚于或逃出此日，一切都要由此开始度量。但，格致后来似乎把它忘了，小说在后来的大部分篇幅中完全失去了对时间的警觉。
我愿意想象这篇小说的另一种方向：孩子最后还是被放逐，那是黑夜中最黑的一刻，是狂暴和惊栗的顶点，甘棠必须放逐她，否则她就真要说话了，她将把甘棠的世界永久钉死在4月8日。
——记忆是毒药，停滞不前的时间变成了噩梦。小说在发展中发出了自己的呼喊，时间要求恢复流动，生活要求在遗忘中继续，人无法在没有审判和报应的情况下长久面对自己的罪孽。我认为，甘棠后来就是这么想的，她不愿承认，遗憾的是，格致也不愿承认，这似乎不在她原本的议程之内，她只计划对世界发起一次偷袭，她没打算讨论敌人多么强大，自己多么软弱。
这就是小说和散文的一个区别，散文完全受作者议程的支配，散文可以一根筋，也可以乘兴而行，兴尽而止，而小说家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发现自己在主持一个混乱嘈杂的会议，既要民主又要集中，要倾听、妥协、说服、因势利导，最后达成一个决断和结构，让事情有个结果：领导容易吗？
格致还不是一个有经验的小说家，但至少她是个很有想法的小说家——她试图在当代语境中对古老神话的深邃关怀做出回应，她大胆地想象一种可能性，然后兴致勃勃地把它打开，丰沛的细节涌入，让这个“小世界”有了绵密的质地。格致最不欠缺的就是感受力，她对人的境遇、动机，对人的身体和心灵有一种敏锐的甚至是过敏的毒辣的洞察。
她发现并且证明，小说是远比散文更刺激的冒险行为，我认为，她喜欢在小说中的那种放纵——像是在世界的肌肤上扎针，紧绷、疼痛，看着血珠慢慢沁出来，一点恶意，一点快意，一点效力感，似乎小权在握。
最后，还想问一句题外话：“降珠”是《红楼梦》里的“绛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