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叶《拆楼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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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月牙泉》说起。这是乔叶的一个短篇小说，写作时间应在《拆楼记》前后。
《拆楼记》的读者，应该读《月牙泉》。这是一篇让我很不舒服的小说，我克制着羞耻感把它读完。
我牢牢地记住了那对姐妹。她们住在一座豪华酒店里，妹妹是城里人了，而仍是一个农妇的姐姐被妹妹忍不住地厌弃着。妹妹知道这是不对的，妹妹和我们大家一样，预装了很多话语和言词来反对这种厌弃，但妹妹忍不住啊，她甚至厌弃姐姐的身体。
——阶级、阶级感情，我还真想不起更好的词。
类似的情景让人想起“十七年”的小说，想起“十七年”的思想路径从何时开始改变，从《陈奂生上城》？在进城的穷人身上，一种羞耻感被明确地表达出来，然后，就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对这种羞耻感的消费，在大众文化中，在赵本山那样的小品中。
现在，这是社会无意识，它不能形成言词，它不需要经过大脑。
社会在哪里？如果说一个人的本质是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话，那么，他的这种本质如何呈现？
在《月牙泉》中，这不是通过思想和言词，而是通过本能、身体。
我的“不舒服”在于，《月牙泉》揭示了我们的思想和言词着意掩盖的事实，它把羞耻感还给了我们，撕开了我们精神上的羞处。
是的，多多少少，我们和那位妹妹是一样的。
2
现在，谈《拆楼记》。乔叶写了一部不那么讨人喜欢或肯定不讨人喜欢的作品。
乔叶当然知道讨人喜欢的作品怎么写，别忘了她是《读者》的专栏作家。实际上，作为小说家，一直有两个乔叶在争辩：那个乖巧的、知道我们是多么需要安慰的小说家，以及那个凶悍的、立志发现人性和生活之本相的小说家。
现在，是后一位小说家当班。
她在《拆楼记》中，力图重建我们的生活世界：在纸上，把我们生活与意识的隐秘结构绘制出来。
对此，我们当然是不喜欢的，我们都希望，打开一本书时，发现自己在“别处”，而不是仍在“此处”，而且，“此处”如此赤裸清晰，令我们羞愧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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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惧怕注视自身的人，不要打开此书。
凡在此处“安居”而乐不思蜀的人，不要打开此书。
凡戴着言词和公论的盔甲，永不卸下的人，不要打开此书。
凡坚信世上只有黑白二事的人，不要打开此书。
凡头脑简单者，不要打开此书，此书会把他简单的头脑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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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这件事，每天出现在媒体上，我们对它有最明晰的认识。
但是，真的吗？
围绕这件事，聚集着当下社会一系列尖锐的冲突主题：官府与被欺压的良民、人们捍卫“家”的自然正义、人的安全感和公平感，以及常常不能得到有效回应的诉求，由此产生的无助感和愤怒，等等。
所有这一切，形成了强烈的戏剧效果，它几乎就是古老戏剧的基本结构，它有力地激发了深植于民间传统的情感力量。
社会在按照戏剧的、文学化的方式组织和表达自身的意识。
那么文学还能够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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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在《反潮流》一书的一个脚注中说：“我们从马基雅维利以及他那类作家处受益良多，他们开诚布公地讲述了人们在做什么，而不是应当做什么。”
无论是对于看客，还是对于演员，社会戏剧的力量在于，它强烈地诉诸“应当做什么”，而对人们在做什么，远不是“开诚布公”的。
社会戏剧的灯光在照亮什么的同时，必定简省了什么，让有些事物留在灯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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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拆楼记》中，乔叶或许是在探索文学的另外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文学必须把自己化作一种更全面的感受方式和思想方式，它必须反戏剧化，必须超越各种概念和命题，必须尽可能忠直地回到全面的人生和经验。
也就是，看到灯光之下和灯光之外，看到前台和后台，看到白天和夜晚，看到那些拆迁和被拆迁的人们，他们真实的、赤裸裸的动机、利益和情感，不是对着记者、对着麦克风所说的，而是他们正在做的。
《拆楼记》由此成为庞大社会戏剧的一个脚注，一种边缘的思想和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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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楼记》本身就有很多注释。这些注释或许应该删掉，因为它们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但不能删掉。因为，这种阅读的难度和麻烦也正是思想的难度和麻烦。
人生的真正秘密，或许不在正文，而在那些被删掉的注释里。
社会现象的复杂结构，也正藏在被记者和专家们略去不提的漫长注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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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写作一定是令人不适的，它使人从令人激愤，某种程度上也令人安心的戏剧场景中回到灰色的、模糊的人生。
它甚至令人恼怒、令人羞耻——
揭开事物的羞处，揭开人心与社会中隐秘运行的规则。
揭开指引着我们行动的那些难以形诸公共话语的情感、本能和习俗。
揭开下意识和无意识。
揭开正在博弈、心照不宣的各种“真理”，这些“真理”相互冲突和对抗，但是也在妥协和商量，秉持着各自“真理”的人们在紧张关系中达成了某种生态，这是谁也不满意的生态、谁也不认为正确的生态，但它成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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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乔叶采用了“非虚构小说”这样的形式。
她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源头，比如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和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
但其实略有不同，卡和梅，当他们使用“非虚构小说”的时候，他们某种程度上是回到洪荒初开，在卑微的层面上模仿宏大的诸神。
而乔叶，是从宏大的戏剧中，回到经验，回到凡人和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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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形式同样会令人恼怒，对于那些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评论家和艺术家来说，仅仅是“非虚构小说”这样既矛又盾的概念就令他们生气，就令他们欣喜：如此轻易地就找到了空门和破绽。
但为什么不可以呢？《矛盾论》都忘了吗？体裁和形式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不就是要充分运用矛盾的张力吗？
你看着“非虚构小说”生气，你看“史诗”这样的说法是否生气呢？
“非虚构小说”是以争辩和挑战的姿态回到小说的史前史，把虚构与非虚构、生活与对生活的表达、“真实”的承诺与真实的相对性，把所有这些夹缠不清的问题，重新在这个网络的、媒体的、众声喧哗的时代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如小说史前史的人们一样，自由而富于想象力地着手书写模糊混沌的人类理智、情感、欲望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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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这个人、这个书写者站在这里，她拒绝宣布这一切纯属虚构，她愿意为自己的每一个字承担责任——本故事纯属非虚构，欢迎对号入座。
但同时，她也明确地承认自身的裂痕和有限，我有我的特定身份以及相随而来的局限和偏见。因而“小说”在这里不是托辞，不是作者为自己争取特权的方式，而是，这个人说，我只能在我力不能及的地方努力动用我的理解力和想象力。
乔叶在尝试一种被无数人推崇但很少被人践行的写作伦理，她以自剖其心的态度，见证了她的所见和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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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所有的人，她爱他们，这是无疑的。但她同时也对他们深感失望，这也是无疑的。她深刻地知道自己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她对自己同样失望。
《月牙泉》是如此，《拆楼记》亦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