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与舌头》序不得不从饶舌说起。
查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饶舌：唠叨；多嘴。饶舌是丰饶的、地大物博的舌头。也就是说，有这么一种人，他的舌头是块好地，什么都长，龙种和龙，大跳蚤和小跳蚤。一块好地你不让他长东西是不行的，你像个理发师一样把它剃个干干净净，可是你等着看吧，要不了多久，那块地上就草木疯长，似乎它凭空就能长出一个世界。一条丰饶的舌头也是这样，它能创造“现实”。
黄惊涛的这本书原来叫《饶舌》，现在叫《花与舌头》，在这个过程中我起了一点作用。《花与舌头》看上去应该是更摇曳一点，但我的想法与黄惊涛并无不同，我所想的，就是肥沃的，放纵的，自行生长万物，自然也生花的舌头。
你知道，我总是期待着另一种小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但总归它不该是现在我经常看到的那副样子。我不知道唠叨过多少次，小说应该是个野孩子——不是小学里当上课代表、随时准备打小报告的孩子，也不是长大了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而是吸溜着鼻涕，有小兽一样的眼睛，上房揭瓦，爬树掏鸟，恶作剧的、有纯真的善和纯真的恶的孩子，他身上有一种“摩罗诗力”，通灵，通着另外某种幽暗的、光影闪烁难以言表的意义。莫言早期的小说有一篇《透明的红萝卜》，我期待的就是那里边那个孩子。
然后，有一天，读了黄惊涛的这批小说，我说，这是野孩子，就挑了一些，连续三期发在《人民文学》上。
《花与舌头》在《人民文学》发表时，按体例是要标长、中、短篇小说的。它是长篇吗？是短篇吗？似乎都不尽是，我们的编辑觉得必须合体例，就把它定为短篇。好吧，就这样吧。但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或者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其实也很难说是什么篇。顺便说一句，我猜黄惊涛是受过这二位，尤其是后者的影响。此类小说不是按时间结构规划的，它是错杂的空间，是一副拼图，是村庄和街市，而且没有精心布置和严格管理，没有规划局、工商局，也没有城管，它的即兴、随意和拿得起放得下，使得它如同一片野地、一片丛林。
这可能并非黄惊涛的初衷，他在后记中透露，他原本是想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度的——那幸福镇、那大森林，他原想有计划、按比例、分门别类地展示它们。但是最终他没有做到，因为懒散，因为缺乏强有力的意志，一种要在一切方面贯彻意图的决心，如同一个国王、一个专制者。
对小说家来说，某种程度上的强力是必要的，正如这世界大概永远需要警察局。小说家不断地修改作品就是一个暴力事件，这种暴力甚至就是身体性的，近乎自虐。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改得近乎偏执狂，他对后来小说家的影响，固然是把小市民破事儿写得如同史诗，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世界文学劳模，建立起一种清教徒式的文学工作伦理。他追求艺术的完美和精确，而这种信念或许是一种现代性表征：“完美”、“精确”的后面总是站着一大堆狂热地反对乱摆地摊、反对混乱与生气的一丝不苟的管理人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够理解，像《水浒传》或《堂·吉诃德》那样大大咧咧、不衫不履、信马由缰、草木葱茏的小说为什么再难出现。我记得纳博科夫谈《堂·吉诃德》，认为它的问题就在于缺乏管理，但最为羡慕和赞叹的似乎也是它的缺乏管理、无法无天。
对于像福楼拜这样忠直的艺术家来说，管理注定是痛苦的，他同时还留下了另外一个现代小说家神话：人物不服管理。小说家不得不和他的人物斗争、谈判、妥协，不得不对人物或者对他自己施加修改的暴力。他赋予人物生命，而人物要求民主，这大概是“完美”而“精确”的现代性的另一个面向。
——此事说来话长，暂且打住。且说黄惊涛，这也是个很有想法的管理人员。他对他所在的进而对他所想象的世界有清晰、明确和系统的想法——有一套概念和观念，有主意和主义。我们现有的小说家中，对世界和生活如此有主意的为数甚少，更不用说达到黄惊涛这样的理性水平了。
没主意，准确地说，没有理性的概念和观念水平上的主意，也可以是艺术家，当然更可能是小市民式的艺术家。理性在小说中的作用或许如同一个有弹性的起跳板，不是谁站上去都能得跳水冠军，但总比站在坚硬的地面上好一点。比如黄惊涛的主意就为他确立了表现人类事务的特定角度和框架，其中包含着对人性、对人的生活的某种应然的想象和界定。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思想起点：生活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思想是武器，武器在手，他就一定会有一种改造世界的冲动——起码改造和管理他的幸福镇、大森林。于是乎，他就面对着另外的危险：太有主意，结果变成了可敬可畏的城管。在我们这里，即使是以“自由”为主意，我们看到，它也很容易直奔本能的专制，不自由固然不允许，不如此自由也绝不允许，自由爱好者却有虔信教徒般的激烈、专断和不宽容。
但黄惊涛的情况是，他有有条不紊的头脑，同时，他还有一条不服管理的舌头。这舌头啊，它是个集中欲望和快感的感官，它反对概念和观念，它不思想，但它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真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没有舌头多好啊，没有舌头人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人就会变得清洁整齐，当然人也会变得乏味无趣。而黄惊涛偏就是有大脑也有舌头，爱自由又爱有趣。顺便说一句，有趣的是，人们也创造出了一种无趣的自由，所以在我们这里，自由和有趣并非一个概念。于是，他爱人，爱人的优点也爱人的弱点——诞妄、糊涂和软弱，他的幸福镇和大树林里，遍布着想入非非的人，有毛病、惹祸端的人，所以小说得以生成。人脱离了概念和观念的轨道，使事情变得有趣，使荒谬之事变成了对人类事务的复杂沉思。
这本书的读者大概都会对它的寓言性印象深刻。而寓言性恰恰是现代小说美学中一个危险地带。在这里，我们相信万物皆为表象，背后总是运行着某种真理，托物比兴，事物的结构和意义完全依靠它与背后的真理或“道”的联系：直接出于神意天意，或者出于诗人建立比喻的能力。总之，事物如此呈现，不过是因为它恰好合于我们的思想——准确地说，是作为名词的、给定的“思想”，固定下来的“公式”与“概念”。这样一种思路名誉不佳，但深入想来，它其实也是根植于人性：我们希望世上一切事都是可理解的，最终可以归结为某种可清晰辨认的训诲和训诫。寓言性，可以说是几乎一切叙事隐含的基本品质，而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小说为自己开辟了另一种可能——寓言破裂、崩溃的可能。假设伊索的狐狸或者黄惊涛的某个店老板，在某一刻获得了自由行动的生命，正如一种古老想象中的一个恶作剧或噩梦，他们从动物农庄中、从思想的藩篱中逃离出来，那会怎样？
于是，作为一种寓言—反寓言的小说就生成了。它内在地包含着概念和观念，包含着某些思想前提，但更包含着思想在广袤的人类生活中的延伸、扭曲、纠结、反讽。文学的“思想”，它不是一个名词，不是任何给定的东西，而是一个动词，一个复杂的生命过程，不怕犯错误，不怕自我矛盾，甚至不怕自我取消。一种思想只有经受得住人类生命的混乱和嘈杂才具有生机和力量。
这种逃逸是如何发生的？你知道，全是因为那条不服管理的舌头。舌头是一切逃逸事件的起源，舌头也为逃逸者开辟了前景。
黄惊涛恰恰有这么一条舌头，这条舌头太能忽悠了，它只顾了有趣和快感，黄惊涛丰饶的舌头躲闪和嘲讽他有力的大脑，它一定要忽悠到观念之外和经验之外，它要舌灿莲花，要让天花乱坠。
——这时，我们百感交集地来到幸福镇、大森林，来到此乡、故乡和他乡。原来如此，原来如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