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柿树
我欠了你一笔债，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哦，老柿树。
从我懂事起，你就孤单单地伫立在我家老屋的砖场前了。
你是那样的羸弱，老是长不高，长不粗。我上学后栽的那两株泡桐树已长成一抱粗了，那茂盛的树冠也已探出屋脊一大截了，而你却依旧那样畏畏缩缩地倚立在一旁。
你实在是太平常了，平常得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你的存在，你的叶子呈暗绿色，有着十分明显的脉络，一面光滑，一面却长满了细密的绒毛。到了秋天，你的叶子开始泛黄，却又不如天平山的三角枫那样红艳动人，即使诗人见了你，想象的翅膀也终难展开。你的花也毫无动人之处，只米粒般大小，火黄火黄，隐藏在阔大的绿叶间，不愿被人发现。有风吹来，树叶晃动，那花儿便忽隐忽现，像一颗颗调皮的星星在捉迷藏。
也许，只有晚秋，才是你最风光的季节。
当江南的田野里水稻一片金黄的时候，你的树叶已经落得差不多了。你无遮无掩的枝枝丫丫间，挂满了一只只金黄的柿子，就像节日里张挂的一盏盏小灯笼，一片喜气。那时节，父亲便端来一架木梯，爬上去把熟了的柿子采下来，母亲提了竹篮在下面盛，我和妹妹仰面朝上望，想象着那柿子的滋味，想得直咽口水。
柿子是好吃的，但是吃过之后，便又渐渐淡忘了。
我们从来没有为你培土、施肥，也从不为你整枝、治虫，任你自由地生长。你的躯干是那样的细，仿佛永远也长不大。你却从不因我们的怠慢而动气，而是一如既往，年复一年地为我们奉献满树金黄。
那年，冬天特别冷，西北风无情地鞭打着自然界的一切。在温暖如春的室内，我看到你周身上下没一片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在寒风里直打哆嗦，发出尖厉的嘶鸣；斑斑驳驳的树皮成片成片地剥落下来，露出你乳白、光滑的身子，让人看了愈觉寒冷。
我觉得应该为你做点什么了。
转眼已是春天，池塘边的垂柳已爆出点点鹅黄，你却依然默默地伫立在老屋的砖场前，无声无息。
过了几天，那点点鹅黄已抽出一瓣瓣嫩嫩的绿叶，你却依然如故。
又过了几天，当整个池塘已被重重的绿色所包围，当整个世界变成了绿色的海洋，你浑身上下却仍没有半点绿意。
一种不祥的感觉袭上我的心头。直觉告诉我，你已去了，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我怔怔地望着你单薄、枯瘦的身影，内疚、忏悔交织在心头。
太迟了啊！
为什么只有当生命离开你的时候，才感悟到你的真正价值？
太迟了啊！
我从池塘里提来一桶清水。呵，老柿树，让我捧上这最后一掬清清的池水吧，连同我这颗永远忏悔的心。
我蓦地发现，儿时吃过柿子、丢过柿核的地方，已有一株株柿树幼苗在破土而出……
（写在母亲三周年忌日）
大年初五的温软时光
一年的忙碌就像一曲没有停顿的快板，密密匝匝的音符堆砌成一种节奏，这种感觉我把它形容为“疾走”，因为我在用拼音输入“节奏”的时候漏了一个字母，跳出的就是“疾走”二字，想想有点意思。只有到了春节长假，这疾风骤雨的快板才转调为舒缓柔和的慢板，成了江南的杏花春雨，让人得以喘一口气，吐故而纳新，也顺便欣赏一下路边的风景。这样的慢享时光真是一种难得的奢侈了，这样的慢板旋律里，自然是不适合疾走的，尽管身边有很多的人早早地预订好了机票高铁票，抑或自驾出行，呼朋唤友，穿梭往来，辗转于高速公路和酒店景区之间，乐此不疲，而我则喜欢静静地宅在家里，看看书，理理院子，享受那份属于自己的闲暇心境。
青春是一种激情，总是勃发着对未来的幻想与憧憬，而人到中年之后，这种激情便沉淀为一种理性，总在咀嚼着过往时光的得失。整个春节，电视看了很多，没记住什么，倒是央视的一则广告，让我平静的心底起了波澜，每每看之，总会有泪水不知不觉地打湿了眼眶。那是一则公益广告，讲的是一位母亲从小拉扯儿子长大，期盼着儿子工作后自己就可以享福了；等儿子参加工作了，又在期盼着儿子结婚后自己就可以享福了；等儿子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又在期盼等小孙儿上学了自己就可以享福了；但是有一天，白发母亲在老家突发急病，儿子却不在身旁。这样的情节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其实，“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我们何尝不知，但总有那么多的理由，让我们与亲情擦肩而过，甚至于到了最后，那仅有的一点遗恨也沦为一种木然，安之若素。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木然啊。那一刻，我想到了孤身居住在附近小区里的年迈老父，我一直以为，给了父亲这样一处独门独院的环境，不愁吃穿，父亲的晚年一定是幸福的，但我却忽视了已是人生暮年的父亲此刻到底要的是什么。
也许是财神出行的缘故，鞭炮开道，阳光普照，大年初五是一个难得的晴天，许多人家把被褥衣物和年前腌制过的鸡鸭鱼肉，一齐拿到太阳底下去晒。上午，与妻子去城区一个朋友家里拜年，回来的时候已是中午。打开电视，播放的正是这则公益广告，当看到无私的母亲在不断重复的期盼声中逐渐老去，因操劳过度而病倒在床的时候，我潸然泪下。妻子唤我吃饭，我却独自拿上汽车钥匙出门而去，来到了父亲的居处。父亲已经吃过中饭，问我吃了吗，我含糊地回答了一句，又对父亲说，今天太阳这么好，我陪你去天平山转转吧。父亲一听，很是开心，说范坟山（当地对天平山的俗称）好像有十几年没去了，忙去找他的高龄卡，说凭这个证可以免票的。
天平山离家很近，不到十分钟的车程，我们很快就到了景区门口。因是中午，景区里的游客不是太多，古枫林的树叶虽已掉落殆尽，露出光秃秃的枝桠，但在温煦的阳光抚慰下，倒也不显得清冷和苍凉，暖风扑面，甚至有点小阳春的感觉了。我搀扶着父亲一路前行，穿过先忧后乐坊，进了范文正公的忠烈庙，看到了那尊世人景仰的范仲淹塑像，我对父亲说，你在我小时候经常说起的那位清官，就是他。父亲抬头望望，点了点头，嗯，他是好官。又往里走，是纪念馆，展示了范仲淹的生平，还有一些书籍和几个沙盘模型；我以前来过这里，但都是来去匆匆，未及细看，这次正好可以慢慢观览。父亲佝偻着腰紧跟在后，虽不识字，但丝毫不影响他的参观质量，还时不时地像个小学生一样问这问那，饶有兴致。走出忠烈庙，右手边是一排临时搭建的小木屋，出售面条馄饨之类的小吃，正热气腾腾地出锅，一阵香味飘来，我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我没有停下脚步，搀着父亲继续往前，进了一处院落，门额上题有“白云古刹”四字。我对父亲说，这里以前是一家餐厅，你阿记得了。父亲想了想，连声说对的对的，这里的盖浇饭很好吃的。从东侧边门拐进高义园，看到了白居易的乐天楼，看到了乾隆御题的“高义园”盘龙金匾，看到了唐伯虎手植的罗汉松，我像个导游似的，一一地将相关故事讲给父亲听。看得出他似懂非懂，但脸上露出的始终是恍然大悟的神色。
在高义园后院，看到几株梅花，绿萼红英，绿的娇羞含苞，红的热情绽放，在四周萧瑟的冬日氛围中显得尤为生动。我情不自禁地掏出手机给老父亲拍照。他站在那株红梅的前面，整了整衣服的领子和下摆，我让他笑笑，他很配合，口中自言自语道，最好拍那种能放在镜框里的。我问他干吗，他说将来老死时可以用的。我鼻子一酸，说你想那么远干吗，我们还是去喝茶吧。
与父亲开始登山，白云泉茶室在一线天的下面，要爬一段山路，父亲毕竟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有点望而却步，我说没问题的，我来搀你上去。我几乎是架着把他扶到了山腰的茶室，泡了两杯红茶，又拿了袋香瓜子，挑了朝南阳台靠北的一个位子坐下，这里阳光充足，风却吹不到。父亲对这里的环境很是熟悉，话也就多了起来。父亲说这家茶室以前生意很好的，许多上海人和当地人经常为抢一个座位而打架。又说，以前这茶楼的下面很脏的，都是茶客扔的垃圾，也没人打扫，现在好了，很干净。又指着左手边的家宕山说，这山下有日本人的山洞，自己小时候在这山洞里做过工。我说那时你多大，他想了想，大概七八岁的样子。我说你拿到多少工钱呢，他说小孩子就每人两碗黄豆作为工钱。提起日本人，父亲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说小日本真不像话，抢占我们的钓鱼岛，还勾结美国人，欺负我们中国。父亲了解的国家大事还真不少，估计都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居然他还能结合这些时政一一点评，煞有介事地发表观点，竟还引来了邻座一位中年茶客的共鸣。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太阳渐渐偏西，但阳光依然很温暖，透过树梢，洒落在父亲那张黝黑的满是沟壑的脸上，老人的表情很慈祥，很安静。
下山途中，又经过那排小木屋，不知什么原因，此刻的我已丝毫不觉得饥饿了。看到一个熟人，是拍快照的，我请他为老父亲拍了两张，一张在御碑亭旁，还有一张在忠烈庙前的梅树下。这是一株红梅，比高义园里那株开得更加精神。阳光里，父亲的笑容被定格下来，也在我的脑海里倒映成永恒的记忆。我把这两张照片小心翼翼地装进塑料袋里，让父亲带回留作纪念。
过几天我再去看他时，他告诉我，周昕来过，拿了些吃的来，照片已被她拿去配镜框了。周昕是我的大女儿，我注意到父亲说这句话的表情，和在白云泉茶室时是一样的。
今年的春节一如往常，那份平静，就像墙角那支静默绽放的腊梅，在阳光里淡淡地浮动着幽香，不动声色，已然渗透到了日子的每个细节。而大年初五的午后，白云泉边那一抹阳光显得尤为温暖而真实，因为有了父亲的同游，有了父亲在一旁的絮絮叨叨，这山上的每一棵树每一片水每一块石头，都在记忆里一一鲜活起来。
父亲的书缘
父亲不识字，但父亲爱书，就连我读小学时的那些课本，练习册，父亲仍用牛皮纸包好，保存着，不舍得丢弃。
父亲不识字，但在父亲的心目中，书是崇高而圣洁的，容不得对它有半点亵渎。
记得读小学时，我贪玩成性，一到放学，便与村上的孩子一起玩“射箭”的游戏：用纸折成一头尖尖的纸箭，用各种姿势射，谁射得远，谁就赢。有一次，我一时找不到折箭的纸，便从家中找出一本上学期的课本，撕将起来。谁料被父亲撞见，猛地夺下，随手一个“毛栗子”，厉声呵斥起来。我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大发雷霆，申辩道：“这书早读过了，又没什么用。”“读了也不能撕。”父亲的火气更大了。
在我记忆中，父亲永远是那样慈祥、温和，而此刻却那样严厉，铁青的脸色让人惧怕。我不禁委屈地哭了起来。父亲见我哭了，意识到自己的举动有些过分，紧绷的脸于是缓缓地有了一丝笑意。
“别哭，爸爸给你讲一个书的故事。”父亲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眼睛注视着前方，那眼神很是虔诚。
有一个读书人，嗜书成癖。他走路看书，吃饭看书，连上茅房也带着书。大家都叫他“书呆子”。“书呆子”只会读书，不会做生意赚钱，加上祖传不富，没几年工夫，已是家徒四壁。没办法，只好到城里去拉黄包车，人虽落拓，却还不忘他那些书。他把书捆好放在车里，一有闲暇就拿出来看。一次，一位老板坐他的车，发现了这些书，很是奇怪：“你拉黄包车的还带这些书干什么？”“书呆子”把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最后长叹一声：“唉，就是因为这些书，我才沦落到这般田地啊！”老板有感于“书呆子”对书的痴迷，又见他为人忠厚，便为他在自己公司里找了份抄抄写写的差事。从此，这位读书人有了固定的收入，娶妻生子，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你知道，这位读书人能有后来的好日子，靠的啥？还不是靠那些不舍得丢掉的书啊！”父亲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父亲的话是朴素的，他再也讲不出更深奥的道理了；但父亲相信：书，有时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
父亲平生不抽烟，不善酒，在我印象中，父亲除了喜欢帮我理书，喜欢听我讲书上的故事外，似乎再无其他特别的癖好了。那时家贫，年年分红几乎年年“透支”，父亲自然拿不出钱帮我买《红楼梦》，买《战争与和平》；家中唯一的藏书，是一本连环画《杨家将》，纸张泛黄，且首尾残缺。杨家将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父亲也熟知这个故事，当我读书识字能看懂《杨家将》时，父亲常常端了只板凳，坐在屋前的那棵老柿树下，一边乘凉，一边听我读，每当读到“大郎乔装赴宴”、“七郎被困金沙滩”等章节时，父亲总是忍不住插上一句：“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我十五岁那年初中毕业，正遇上父亲住院开刀，切除脾脏。家中本来就穷，这样一来，我娘就打算让我辍学，随本村一位亲戚去学泥水匠去。父亲知道后很恼火，对娘一顿数落，他说：“再穷，也不能耽误孩子读书。”
两年后，我成了村上第一代高中生，进了厂，后又调到政府搞文字工作。时常有乡邻来央我读信或写贫困补助申请之类的小文，父亲总是热情地张罗着端凳倒茶，还再三叮嘱今后有事只管来。看得出，父亲的笑是发自内心的。在父亲看来，我的“书包翻身”，是圆了他的梦了。
父亲不识字，尝尽了没文化的苦，因而他期冀自己儿子多读书，将来有出息。我想，这朴素的愿望，也是千千万万像父亲这样淳朴、善良的农民共同的梦。我衷心祝愿他们好梦成真。
我陪父亲逛观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