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惦棐同志认为，伟大的古典作家的作品反映的内容往往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人民的要求的，因而也就包含有阶级社会中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因素。如俄国的托尔斯泰当时所接受的民主主义思想，对现实生活不满，和统治阶级间是存在着矛盾的；虽然他的阶级出身是贵族，但他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因此他的作品是有人民性的。同时由于文学是要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忠实于现实，也就使他从现实的认识中产生了对人民的同情和反映了他们的愿望与要求。其次，具有人民性的古典作品一定是现实主义的，它的形式、语言和描写人物的方法等各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苏联作品之所以有比较高的现实主义水平，正是因为它是继承俄国古典现实主义的传统而发展的。
讨论中间，有的同志认为对党员作家必须要求具有党性，而且应该严格一些；对非党作家来说，可以希望他们有党性，但对具体作品应有不同的分寸。另外不少同志的发言中着重指出，党性不只是对党员作家的要求，而是对一切拥护工人阶级事业的作家的要求。文学上的党性问题不在于作家是不是党员，而是看他的作品是否表现出党性。马林科夫说：“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围。”这就是说，党性是真理，是真实性的最高表现。凡是在斗争中坚决站在人民一边，合乎生活的真实的，都可以说是有党性。不能把文学的党性理解得很狭隘，把它只是局限于对党员作家的要求，我们对党员作家与非党员作家不能有两种要求。但是对不同作家的具体作品，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要把要求作为固定的标尺。
讨论中着重谈到如何认识过去作品中的人民性的问题，有的同志发言，认为我们不能说只有直接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才有人民性，一切与人民的愿望、意志、要求一致，同情人民，站在人民一边反对统治阶级的腐败、昏庸的作品也都是有人民性的。因此，不只是要学习过去现实主义作家的忠实于生活，学习他们的创作方法，还要学习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等等。当然也应该明确：过去有些古典作家由于历史的阶级的限制，有的作品人民性是不充分的。对于这个问题，因为时间不够，未能充分展开讨论，有些意见尚待继续研究。
关于目前文学创作上的问题
6月6日开始讨论关于目前文学创作上的问题，首先由马烽、袁水拍、陈荒煤、光未然等同志分别报告了近年来小说、诗歌、电影剧本、剧本的创作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大家在发言中一致指出，现实生活是那样光辉灿烂，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正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着，而我们的文艺创作是远远地落后于现实的发展和群众的要求了。近几年来出版的作品估计有2000种以上，但从这些作品中很难令人感到现实生活的迅速发展，国家在变革中的雄浑气概，表现新英雄、新事物是非常不够的，缺乏文学作品中应有的那种感动人、鼓舞人的力量。比如：拿小说创作来说，这几年出现了一些新的青年作家，但能够举出来的好作品是不多的。诗歌创作的情况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从1950年至1952年出版的单行本诗集虽有200多种，但也还没有出现有口皆碑，传诵一时的作品。剧本的创作，四年来出版的单行本有600种左右（包括地方剧在内），但能经常上演的为数极少；能够拍摄电影的剧本更是缺乏。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文艺创作的发展与时代的要求极不相称。
文艺整风后，全国文协和各地文协组织了许多作家深入生活，作家的创作情绪大大提高，不少有经验的老作家也投入斗争、开始动笔了；对创作的领导也有了一些改善，这是一种新气象。但是大家认为，在帮助作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方面所做的工作还很不够，需要进一步改善和加强。
接着，谈到目前创作上存在的问题，大家认为创作上严重地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这种公式化、概念化表现在作品中是简单地宣传政治概念、解释政策条文；描写的人物没有血肉、没有性格，这些人物仅仅是为了用来解说某项政策或者是作者企图通过他宣传什么道理而存在的。有的同志说，有些作品的主题似乎很清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倾向性很明确，但是作品的感染力不强，所写的英雄脱离生活实际，使人感到不亲切，似乎不是活生生的人，这就是从概念出发的结果。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很多作家还不理解自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下去生活不是去了解人、熟悉人，因此写出来的作品是根据政策条文编造出来的故事，而没有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作品中出现的人物是任凭作者摆布和驱使，如同玩“木偶戏”一样；代表党的领导形象往往是一副教训面孔，冷冰冰的，没有感情、没有个性，说着教条式的语言，没有什么行动。很多同志都认为，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是不注意刻画人物，不敢接触人物的内心活动；写青年恋爱时，甚至不敢让他俩在一起谈话。写新人物与落后势力做斗争时，似乎是新人物不愿意去斗争，而是作者强迫他去斗争；这实际上就是作者不通过人物的形象，而是以概念来表现斗争的结果。诗歌创作中也大量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除了拾掇来一些标语口号之外，都是重复着“宣言”、“社论”中一些现成的话，完全不通过诗人自己的感受。通俗文艺中曾有过一种“无害论”，即对读者没有害处的作品就应该鼓励。在这种“以量胜质”的“无害论”下，通俗文艺中泛滥着大量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
发言中有些同志认为，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往往是把生活单一化，把矛盾简单化。有人指出，有些新作品不大敢写新人物与落后势力的斗争；有些作品没有表现矛盾，或者一接触生活中本质的矛盾就滑过去了。这种不敢正视生活、不敢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就是“无冲突论”。戏剧创作中也存在着这种“无冲突论”，很多作者深入生活后不敢正视生活中的矛盾，有时发现了矛盾又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表现，就故意避开了，于是选择了一些琐碎的、无关紧要的矛盾轻描淡写一番。这两年来上演的某些剧本，主题不集中，只是表现了一点情绪，没有主人公或人物没有性恪，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因此结构松散，这正是“无冲突论”的表现。很多作者写作品时往往怕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实生活中难道是这样的吗？因为作者自己对生活的了解是没有把握的，于是就不敢去接触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了。有时看到了新人物，因为没有把握写好，怕人说歪曲工人形象，就不写了；看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坏人坏事，怕人说是暴露自己，又不敢写了。讨论中深刻地揭露了这种唯恐怕犯错误、怕挨批评的“但求无过论”，指出这是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问题，是作家的战斗性问题。大家深深感到：一个作家必须加强政治锻炼，掌握党的政策，要具有面向生活的战斗性，大胆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同时要具有独立的思考力，从事创造性的活动。否则就不可能创造出真正伟大的作品。
关于文艺创作落后的原因，大家认为：一方面是由于作家政治思想水平低，对生活的认识不够，不能深刻地理解现实生活和英雄人物；另一方面是由于文艺界本身没有很好的引导，而有些文艺机关和团体又往往采取一种忽视艺术创作规律的，以行政方法去领导文学艺术创作的错误方法。这两方面是相互影响的。
讨论中谈到关于政策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大家认为：作家必须研究政策作为其从事文学事业的指针，因为我们的政策是现实生活的基础，生活在不断地发展着，党根据现实生活的发展制定出它的政策。作家必须从生活中来认识政策，通过艺术形象来描写生活，而决不能是图解式地根据条文去描写，而不从生活出发。领导创作的同志也同样需要了解生活、研究生活，从实际生活中来体会、掌握政策，这样才能克服单纯从主观意图出发的要求，真正给予作家切实有效的帮助。
文艺创作落后的原因之一，是作家对沸腾的现实生活缺乏深刻的了解。有些作家存在着对英雄人物怀疑的思想，这样当然也就不可能塑造出完美无缺的人物形象。讨论中有人指出，有些人就是按照自己预先设想的框子到生活中去硬套，只是收集需要的材料，与原来自己想象不相符合的情况就一概排斥，完全不能正视生活的真实情况。作家投入生活也缺乏一种积极的战斗的态度。仿佛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而不是一个建设新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很多同志认为，深入生活就是要去斗争；不投入斗争，就无法理解生活。还有，作家的文学修养和艺术表现能力的薄弱，也是作品质量不高的一个原因。
谈到文艺批评的状况时，大家指出：经过对《武训传》的批判和文艺整风，对文艺思想和立场问题，一般说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某些反映非工人阶级思想情绪的作品也进行过一些批评；但总的说来，有分量的批评是太少了，而且批评中的主观主义倾向也很严重。许多分析作品的评论文章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离开作品题材的范围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同时，目前还缺乏对作品进行艺术分析的评论，也缺乏对批评文章的批评；有些批评还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大家感到：为了克服目前文艺创作的落后状况，作家和批评家必须建立起亲密的同志关系，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为了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而努力。
这次学习是作为全国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思想准备。许多问题还将在大会上进一步讨论，所以整个这次学习在讨论会上不做正式的结论，只在每一个问题的讨论后由会议主持人初步总结一下大家的意见。创作委员会根据这次学习结果和大家的要求，决定各创作组进一步进行关于具体作品的研究与讨论。
1953年6—7月
附记：本文开头的“前言”、“关键词”系笔者2014年5月10日加注。
记历史估价问题和创造人物问题的讨论
前言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二次文代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和周扬同志在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基本方向。周总理、茅盾、周扬同志还在报告中要求作家把创造典型人物，特别是正面的英雄人物形象，提到我们创作的首要地位上来。这篇报道记述了二次文代大会期间文学界各小组讨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估价问题和创造人物性格、形象问题的主要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作家、批评家的思想认识。
相关论述
关于我国新文学的历史估价问题
毛泽东同志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工人阶级的作家应当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从“五四”开始的新文艺运动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这个运动的光辉旗手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造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先驱者和代表者。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
事实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文学上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文学运动，就是在工人阶级思想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过来的。特别是从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更明确地奠定了中国文学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因而把“五四”以来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国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
周总理的报告中间，向我们提出来关于“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估价问题，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文学史和目前创作问题上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体会周总理这个指示的基本精神，是要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观点上去看问题，不要忽视历史的传统。在讨论中，大家明确地认识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基本方向。
——邵荃麟：《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
关于创造正面英雄人物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新的人物正在涌现出来。而文艺创作的最崇高的任务，恰恰是要表现完全新型的人物，这种人物必须是和旧社会所遗留的坏影响水火不相容的，恰恰是不只要表现我们人民的今天，而且要展望到他们的明天。
文艺作品所以需要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是为了以这种人物去做人民的榜样，以这种积极的、先进的力量去和一切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的和落后的事物做斗争。
我们的作家为了要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而且必要的。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
为了克服目前创作上的缺点，提高我们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实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使我们的创作能胜任地担负起我们时代的使命，应该要求我们的作家把创造人物性格的问题，特别是创造正面人物的艺术形象问题，提到我们创作的首要地位上来。
——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
无论从政治意义来说，或者从现实主义的要求来说，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不能不是我们目前创作上首要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