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全国文协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前言：为了开好第二次文代大会，做好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于1953年4月至6月，组织文学界领导干部和部分在京作家、批评家，学习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在学习座谈会上，就现实主义的发展问题、典型和创造人物的问题、文学的党性、人民性问题和目前文学创作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这篇报道记录了与会者各自发表的看法和意见，并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大家认为应该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为我们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共同方向和最高准则。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创造正面人物 文学的党性原则 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从1953年4月下旬开始组织了北京的一部分作家、批评家和各文艺机关的领导干部四十余人进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学习。这一学习从5月初开始每星期三、六下午以三个半小时的时间按照学习大纲进行讨论，邵荃麟同志因病未能参加，讨论会由冯雪峰同志代为主持。
关于现实主义的发展问题
讨论第一个问题“从马、恩、列、斯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及对文艺的指示来认识现实主义的发展”时，首先由陈涌、林默涵同志发言，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其他方面的学说一样，它的基础是辩证唯物论的。首先它是唯物论的，因而认为文学创作上只有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现实的才是真正现实主义的，离开了真实也就离开了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主张政治倾向性与艺术描写的真实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同时它又是辩证的，认为客观现实是在不断发展的，这就要求文学从历史的发展来反映生活，描写人物时要以时代的重要冲突为背景，要把人物与周围的环境联系起来，如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过去有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艺的指示只是总结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的指示，实际上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根据现实主义的发展总结出来的、经过实践考验的艺术的客观规律。斯大林同志发展了它，并制定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科学的更完备的定义。
讨论中，在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过去的现实主义的关系与区别时，大家认为：今天的文学是从过去的文学发展来的，我们不能割断文学发展的历史，首先应该强调继承的关系，必须认识许多古典文艺大师的作品可以长期作为我们学习的典范。但同时也必须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过去的现实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讨论中，有人认为主要的区别是在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这一点上。许多人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过去的现实主义不可能像今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样最充分地、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因为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人民的任务与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是不可分割的，而是紧紧联在一起的。有人认为过去的现实主义是没有理想的，或作品一接触到理想时便成了虚无主义或反动的了。大家认为：过去的现实主义还是有理想的。如果他们不是怀抱着理想，批判当时社会的黑暗就不可能那样尖锐。但由于历史条件、阶级立场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有明确的理想；更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深刻地理解到劳动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另外，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与时代是一致的，而过去的现实主义作家与他们的时代的分裂愈大就愈伟大，这是二者区别的主要标志；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任何时代都有两种文化、两种思想的斗争，过去作家与时代的分裂应明确指出是与统治阶级分裂。而且当统治阶级在上升期，还代表着历史的前进力量时，也有与统治阶级一致的伟大的作家。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过去的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区别还是立场和世界观的区别。过去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与我们的就有本质上的不同。
如何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问题，大家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是要通过人物的行动自然地表现出来；同时，不只是表现社会主义社会内容的作品才能有社会主义精神，一切表现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的精神，为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而奋不顾身的精神也都应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大家一致认为作家自己必须站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士的最前列。
关于典型和创造人物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由冯雪峰同志初步总结后，5月13日起开始讨论第二个问题：关于典型和创造人物的问题。首先由陈企霞同志发言，他首先谈到自己对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理解，他认为细节的真实是现实主义初步的要求，如果作品中连细节的真实都做不到，那就根本谈不上现实主义；但仅仅只有细节的真实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细节的真实应理解为对于一切事物特征的描写，否则细节就会流于琐碎。从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来讲，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最典型的环境，如果认为只有历史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才是本质的、典型的，那是不正确的；这样理解就容易产生公式化的偏向。他认为典型性格主要是共性与个性的问题，个性主要应看作单独一个人的特征；但社会上的任何人又都是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一定的阶级关系中的，这就有它的共性。
陈企霞同志接着谈到对马林科夫报告中关于典型问题的理解，他指出有人把高尔基关于典型的定义理解为平均数，这说法是错误的；高尔基是说要掌握一个阶级、一个集团的特征。把典型理解为平均数，实际上是对高尔基所规定的塑造典型的方法的一种片面认识。
关于创造正面人物的问题，陈企霞同志根据目前创作思想的情况对“写正面人物与‘从落后到转变’的关系”，“正面人物是否能写缺点”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提出反对“从落后到转变”的公式是对的，但一般的反对或对作品一接触到“转变”就厌恶的态度是不对的。“从落后到转变”是题材问题，处理作品的方法问题。我们主要应反对作家没有生活，用概念写作品；如果我们仅仅反对“落后到转变”的写作方法，就会使人误会在作品中绝对不能写落后的人物与事件；事实上这样是不忠实于生活的。因为从广义上说，一切人物的发展都可以说是从落后到转变。他说，把写新英雄人物作为创作方向是不对的，因为这会使人误解在作品中不能写反面人物，结果就会造成公式化、概念化。陈企霞同志认为“写英雄能否写缺点”问题的提法是不对的，因为这样提出来，涉及到的“什么是品质”、“什么是缺点”等等问题都是抽象的。品质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斗争所要求的性格，离开了历史条件，就无法理解品质、缺点问题。他认为一方面要反对“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要反对把品质抽象化、固定化，因为这恰恰是公式主义的来源。他在发言中强调表现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人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是怎样就写成怎样。现实生活里存在没有缺点的人物就可以写；有的人虽有缺点，但是缺点部分是可以忽视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应使得英雄完美无缺。但不能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写自我斗争、成长过程就没有价值了。
这一问题因为联系到目前创作思想上存在的一些情况，因此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关于“落后到转变”的问题。许多同志在发言中谈到：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与创造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同时也着重指出，英雄性格的成长过程和人物从落后到转变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以为一切人物的发展必然是从落后到转变，这说法是不对的。也不能把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归咎于提倡写新人物，概念化的产生主要是作家不理解丰富多彩的生活。针对部队的具体情况提出反对“从落后到转变”是正确的，这正是从实际出发来反对创作上的公式主义。
“写英雄能否写缺点”是争论最多的问题，在讨论中批判了目前文艺界存在的“天下乌鸦一般黑”、“人都是有缺点的”、“写英雄不写缺点就不真实”等有害的思想。很多同志认为：品质上的缺点，与一般工作、生活上的缺点可以而且必须分开。如果是英雄，就不该有品质上的缺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品质上没有缺点的英雄人物，主要问题是作家没有看到生活的真实，没有看到现实生活中已存在着完美无缺的人物。有人指出，“英雄能否写缺点”是在于对文艺根本任务的理解问题，作家应该创造出值得做人模范和仿效对象的英雄主义形象去教育人民，那么就不该纠缠在写不写缺点的问题上。有些同志认为：现实中有斗争、有冲突，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进步阶级的力量，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就是进步阶级中最突出的先进分子。以为表现新事物、新英雄就不能正确地表现冲突，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正是在现实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他们是坚决地同敌对的、落后的力量在战斗着的。我们不能正视主要矛盾和斗争，正面人物也就很难看到了。
经过讨论，对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看法，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在于对现实生活和英雄人物的理解。不能够离开了这点去空谈能不能写缺点。那样会给人一种误解，似乎英雄人物本来是有缺点的，我们害怕缺点才不写它。乔木同志批判作家中存在的那种对英雄人物怀疑的思想，正是引导作家去认识生活的真实，认识生活中最本质、最典型的东西，号召作家创造完美的人物。
大家一致认为：创造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是当前文艺创作中头等重要的任务，作家必须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品质，深入了解生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典型和创造人物中的另一问题是关于讽刺的问题。王朝闻同志在发言中着重指出：讽刺是社会评价的一种方式，它是根据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推动社会前进和阻碍社会前进的两种力量的斗争。他又指出讽刺是建筑在真实性的基础上的。讽刺是否正确，决定于作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管敌人或人民内部的缺点，凡是阻碍社会进步、违反人民利益的都是讽刺的对象。但对敌人和对人民内部的缺点要有区别；选择讽刺对象时要看它与别的事物的关系，判断缺点的性质、严重的程度；非本质的缺点不应讽刺，因为这种讽刺反而妨碍了新事物的成长。对敌人、对人民内部缺点的讽刺都要尖锐，区别不在于尖锐的程度，而在于对现实理解的程度。
大家在发言中一致认为：讽刺与诽谤的区别在于：讽刺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上，而诽谤是不真实的；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把个别的缺点夸大成为整个的，那就变成诽谤了。讽刺需要夸张；夸张就是把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集中起来，安排在一个突出的地位，把它典型化，给读者一个鲜明深刻的印象。因此，这种夸张必须是建筑在真实的基础上的。我们对敌人、对人民内部的缺点都是不妥协的，但讽刺的分寸问题确是存在的。对敌人的态度和自我批评的态度应有区别，人民内部最严重的缺点与一般的缺点也有区别。
关于典型和创造正面人物问题、关于讽刺问题经过比较充分的讨论后，仍由冯雪峰同志做了初步总结。
关于文学的党性人民性问题
5月30日开始讨论第三个问题：关于文学的党性、人民性问题，首先由严文井、钟惦棐同志发言。严文井同志在关于党性问题的发言中指出，一切文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它不可能是超阶级的。他认为一切作家，不管他是党员或非党员，只要他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以文学事业为工人阶级服务，而且服务得很好，他的作品就是有党性的。那种认为只有党员作家才有党性，非党员作家就没有党性的看法是错误的。接着他指出，列宁所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规定了艺术必须服从政治，如果一个作家不把文学事业当作严肃的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而是当作个人追求名利、地位的工具，那就不可能写出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品。我们要求文学的党性，但这并不是抹杀文学的特殊规律性，而是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原野，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原野”。（列宁）他又着重指出：党性是具体的，党的观点常常表现在政策上；一个作家能真正遵循党的方针政策行动，才算真正有了党性。因此我们必须学习政策，但又必须反对套用政策条文的写作方法。
钟惦棐同志的发言着重阐述了文学中的人民性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应该把过去社会中进步的东西与反动的东西区别开来，决不可以采取抹杀一切的态度，也就是应该注意吸收过去作品中先进的东西，因为它是培养我们新文学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