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文学的任务，既然是以社会主义精神去教育人民，去培养人民中间新的道德品质，去教育他们为创造新生活而奋斗，那么就不能不要求我们作家创造出各种明朗而生动的，足以为人民做榜样的，先进人物的艺术形象。这样的英雄在现实生活中是新生活的积极建设者，在我们文学中也就不能不是主要的典型和主要的人物。
——邵荃麟：《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
（注：以上周扬、茅盾、邵荃麟的有关论述摘自他们1953年9、10月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或总结发言）
关键词：历史估价 创造正面英雄人物 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
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代表们曾就周总理的报告、周扬同志的报告和茅盾同志题为《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的报告进行了小组讨论。有关小组在讨论中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在荃麟同志题为《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的总结发言中都已论述到。现将小组讨论中谈得比较多的两个问题：一、关于“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估价问题，二、关于创造人物形象问题，整理出来作为参考。
一
关于“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估价问题，是大会中各个小组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周总理和周扬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从“五四”开始的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基本方向，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许多代表都感到这个指示非常的重要和宝贵，怀着极大的兴趣，热烈地讨论了这一问题。
从讨论中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很多同志过去对“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成就是估计不足的，甚至轻视“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有一位代表过去只买苏联文学书籍和莎士比亚的著作阅读（向外国古典名著学习，特别是向苏联作品学习，当然是十分重要的）、而不重视中国的作品，他在小组会上说：我们这一代的作者大多是从“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成长起来的，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自己却错误地认为只有解放区的作家写出的作品才是革命的，对“五四”以后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几乎都采取一概反对的粗暴态度。艾芜也反映：现在不少青年读者看不起“五四”以后的作品，甚至认为鲁迅的作品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张天翼说：“不仅是青年轻视我们自己的作品，就是在我们作家中间也存在着这种情况，比如做报告、写文章时举的例子，总是外国作品中的。”陈企霞指出，“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工作，过去是很少有人做的。
因为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估价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因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上的发展问题也就不能清楚地了解。有一位剧作家说：这次听周总理谈到历史估价问题时，我大吃一惊，因为过去机械地认为只有在人民解放以后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另外一位青年作家说：过去认为只有苏联的作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国作品是“新现实主义”的，去年在文协学习，听了乔木同志的报告，结合具体作品考虑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但范围仅限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作品，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根本没有想到“五四”以后的作品。
一部分从事文学教育工作的代表对历史估价问题特别感到兴趣，因为他们在讲授“新文学史”课程时，对新文学运动的主流、分段、每个阶段的代表作家及作品，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认为新文学的发展应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五四”以后是批判的现实主义，以鲁迅为代表；二、1927年大革命以后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以茅盾为代表；三、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丁玲、周立波为代表。这次听了周总理和周扬同志的报告后，大家才明确地认识到：“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就是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的，“五四”时期的中国革命文学中就开始产生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这种因素在“左联”时期的文学中是进一步地发展了；而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标志着革命文学运动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正在研究、整理中国新文学史的叶丁易说：这次大会指出“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在其发展的基本方向上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对我启发很大。
周扬同志在大会上讲道：从“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基本倾向和主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对这个问题在小组讨论中反映出一些模糊的理解。有人说：认为“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的基本倾向和领导成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说成是主流，就令人不解了，因为当时有很多作品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也有人认为：“五四”时期的革命文学运动，领导思想虽是无产阶级思想，但作品的思想感情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说“五四”以来的文学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好像是早了一点。还有人认为：过去对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估价不够，把他的名字从“新文学史”中删除，是一个偏向；这次周扬报告中谈到，“五四”文化运动把《水浒传》《三国演义》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是一大历史功劳，这样指出是有益的；胡适提倡白话文，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也是有它的进步的一面的。语气之间，好像以为胡适也应该归入“主流”。经过讨论，澄清了一些模糊的看法，大家初步认识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悠久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这两者互相结合，就使得中国革命文学有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当时虽然是萌芽，但却是主导的、基本的。讨论中并认为：必须把主流与支流，共产主义文化思想领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一切支流包括资产阶级的艺术思想区别开来；胡适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他的方向是资产阶级文学的方向，他的道路是改良主义、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的道路，这是不能混淆的。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上的发展。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基本方向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是不是等于说当时的一切进步作品都已经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呢？这一问题的讨论，开始时也是纠缠不清的。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流、基本倾向下产生的作品，不可能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类似的意见还有：“‘五四’以来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诗，都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五四’以后，以鲁迅为首的革命作家的作品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等等。联系到具体作品讨论时，分歧的意见就更多。比如，诗歌小组有人认为：闻一多的《死水》《洗衣歌》等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人反驳了这种意见，指出闻一多过去是国家主义者，不能因为他后来有进步，就把他20年前的诗也列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围内，否则是反历史主义的。但讨论中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仍有人认为：如果把尺度放宽些，闻一多的诗在某些方面可以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价值。骆宾基在小组会上反映：有些人认为巴金初期的作品，虽然是反封建的，但没有明确指出革命的道路，只有小资产阶级狂热的反抗，所以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只能算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又如，贾霁认为电影《农家乐》片面地宣传了“要发家种棉花”的资本主义思想，这一作品的主要方面不是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人民，他说：如果这样的作品也算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就值得怀疑。但另外一些同志却认为，尺度不能提得太高，从总的倾向看，《农家乐》也还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过讨论，大家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萌芽到成熟逐渐地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从天空掉下来的。“五四”时期的革命文学有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并不等于说所有进步作品都已经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了，也不是说所有作品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都很充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以有高度的、成熟的，也可以有萌芽的、不够充分的，究竟“五四”以来哪些作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哪些又是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需要根据具体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不是简单地采取贴标签的办法所能解决的。关于鲁迅思想的发展和他的现实主义的发展问题，也是讨论中比较集中的问题。翻译小组有人认为：鲁迅的前期是旧现实主义者，后期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但有些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鲁迅的文学活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方向是一致的，他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鲁迅早期的作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只是还不够成熟。冯雪峰在发言中指出，在对鲁迅的估价上，应该反对两种错误的看法：一种是认为鲁迅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否认鲁迅思想由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在文学上由批判的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另一种是认为鲁迅前期既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他的文学作品就不值得重视和学习，因而低估他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我们应该认识：鲁迅在“五四”初期，已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作品所表现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他后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从他前期的现实主义发展而来的。
周总理在大会报告中指示我们，应对30年来的新文学运动的成绩与缺点做出一个切合实际的估价，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傲自大，既不要失去信心，同时又要努力逐步提高。许多代表深深地感觉到：过去学习得太差，如果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些问题是早该有一明确认识的。这次听了报告以后，得到了很大的鼓舞，提高了创作的情绪，鲁煤说：现在才知道我国文学的基础是雄厚的而不是单薄的，发展革命的文学事业有了立脚点。蹇先艾说：这几年没有动笔，有些自馁，听了总理报告，增强了创作的信心，今后一定努力创作。
二
创造人物形象的问题是全体作家最为关心、最感兴趣的问题，各小组都展开了比较充分的讨论。
周总理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是要创造典型人物、理想人物，来鼓舞人和教育人；我们的文学是要掌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因此必须把重点放在歌颂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上。
各小组着重讨论了人物形象创造的政治意义、特别是创造英雄人物形象的意义。大家认识到：在这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总任务就是积极帮助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逐步完成，也就是要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用社会主义的思想、理想、感情和道德来教育、武装人民群众。在这里，作品所创造的英雄人物，是代表社会的前进的力量，能够作为人民学习和仿效的榜样，因此就具有特殊的意义。讨论中，大家谈到：在封建时代，孔夫子这一人物是大家奉为万世师表的；诸葛亮也是一个“足智多谋、料事如神”的令人难忘的形象。宋之的说：我们也应该创造出光辉灿烂的英雄形象，作为我们时代的、先进阶级的榜样。韦君宜也根据北大图书馆学生借阅文艺书籍的统计材料指出：青年学生喜爱苏联作品，那是因为其中创造了完美无缺的理想人物；因此，我们也必须创造出理想的正面的英雄形象来教育、鼓舞青年一代。
创造英雄人物的形象，不能是向壁虚构，而是要根据实际生活的。因此，讨论中很多同志的发言谈到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理解。有的同志认为：现在农村里的社会主义因素还很少，具有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农民还不多，他们常常讲的是共产主义，想的是小生产者的日子。也有同志指出，只要对农民讲清了道理，使他们了解了社会主义，他们还是欢迎社会主义的；而且今天的农民都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程度不同的联系，这使得农民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是在逐渐增强。很多同志根据自己实际生活的感受，也都具体地体会到：过去四年来，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确是经历了非常巨大、深刻的变化，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的因素一天一天地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劳动人民中涌现出大量的先进分子，完全新型的英雄人物在我国已不是个别的，而是成千上万的，这就是生活的真实，也就是最能表现我们时代的特征和社会的特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