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央关于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的贯彻，达成被推上了中国作协的领导岗位。我有缘和他在作协党组这个班子里共事达8年之久。在虎坊桥，在安外东河沿，我们又同住一幢楼，上下班同乘一辆车。这段时间，真可说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了。我对他走上领导岗位后的思索和追求、忧虑和苦恼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并没觉得当上“作协一把手”有多风光，也没把自己当作文艺官员，而是深深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与自己的水平、能力和职务之间的差距。上任伊始，老同志一再鼓励他：“理直气壮地挑起担子，不要妄自菲薄。”而他总是谦逊地表示：“在思想水平、学识素养、文学成就和声望上，我同老一辈作家相比，同作协历届党组书记相比，都是不能望其项背的。”他兢兢业业、全身心地投入文学组织工作，力求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路线。马列文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达成头脑里是深深扎了根的，他当然不会对80年代以来文艺上的这个“热”、那个“潮”趋之若鹜、随波逐流，对创作上的错误倾向也不是熟视无睹。只是由于他深信唯有融洽、和谐、活泼、宽松的气氛才有利于文艺的更大繁荣，“对作家、对文学工作应宽松一些”，不善于把握既要维护安定团结、兴旺活跃的局面，又要对错误思潮进行必要的批评的辩证关系，以致招来了诸多“软弱”、“头脑不清醒”、“旗帜不鲜明”的指责和批评，最后不得不主动地、也是别无选择地退出文学领导岗位。
达成原本是一个编辑家、一个评论家，淡泊名利，并不看重那顶乌纱帽。当初勉为其难地挑起担子，只是出于一种责任。如今卸掉领导职务，他倒没有什么失落感，相反地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以一颗平常心对待自己的荣辱得失。他的心情、处境，我是感同身受的。那些年，他磕磕碰碰地走过来，也真不容易。他任劳任怨，宽宏大度，遇到不称心、不愉快的事情尽量忍耐，但忍耐到一定限度就要爆发，就难免激动、急躁。我记得，他在同我谈心聊天时，曾多次毫不掩饰地宣泄了自己的苦恼、气愤之情：
“文艺界矛盾多，老一代从30年代延续下来的恩恩怨怨，至今纠缠不清，要化解这些矛盾，我无能为力；一些年轻作家自恃甚高，气壮如牛，我也说服不了他们。”
“一位领导干部夫人颐指气使，动辄训人，真让你忍无可忍；还有一位作家夫人对其丈夫的工作安排说三道四，竟来干涉党组的工作，简直莫名其妙！”
“一个又一个作品研讨会、首发式，主办者不仅希望你参加，还非让你发言表态不可，有时连作品都来不及看，那就只能讲套话、空话，真是苦不堪言！”
这些谈吐极为真实地展现了达成一介书生的本色；也从一个侧面表露出他身为湖南人的辣椒性格。
我心目中的达成：在理想追求上，历经坎坷而坚定不移；在文艺思想上，坚持马列而又不拒新论；在学识素养上，学有所长而又广采博取；在品格作风上，宽宏大度而又爱憎分明。达成就是这么一个有血有肉、有棱有角、堂堂正正、磊落淡泊的人。他那人格的光辉和魅力永远激励文学界的朋友在远非平坦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1999年11月
“风物长宜放眼量”——冰心寄语唐达成
1989年金秋十月，天高云淡，阳光灿烂，迎来了冰心老人的九十华诞。
我和葛洛、邓友梅夫妇一起前往中央民族学院冰心寓所祝贺她老人家的生日。进入那不算宽敞的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还是梁启超先生“应冰心女士索字”而写的那副集龚定庵诗句的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摆放电视机的黑漆柜子上方，依然挂着一幅周总理画像。今天与往昔不同的，只是房间里洋溢着欢乐的喜庆气氛。冰心老人披着一条鲜红的印有寿字的丝巾，满面笑容地端坐在长沙发上。茶几上、沙发两侧摆满一束束鲜花和五色缤纷的花篮。多架摄像机、照相机的镜头对准冰心，抓拍众多亲朋好友向她拜寿的动人情景。
我们一行，葛洛向寿星冰心赠以家乡出产的、刻印章、做戒尺用的玉石。友梅夫妇献上一盆雪松。当友梅向老人家磕头拜寿时，冰心幽默地说：“你尽口口声声喊我娘，实际上是不肖之子，你新出了书，也不送我。”此话一出，引得满堂笑声。当我呈上唐达成托我捎去的贺信时，老人家让我坐在她身边，神情专注地凝视着手中那封信。达成在信中热情称赞冰心为新文学事业做出开创性的贡献，赞扬她的高洁人品和献身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正直地做人，诚实地作文。达成还集诗四句献给冰心，末两句为：“松柏本劲直，更有玉洁心。”冰心读完达成的贺信，我轻声地告诉她：不久前，达成住院做了胆囊切除手术，正在家休息，今天不能前来祝寿，昨晚特地写了这封信，向您表示由衷的祝贺。冰心亲切地说：他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代我捎一句话给他，风物长宜放眼量，让他好好休息。待病情稳定下来，精神好一点，有时间可多读一点书。她还让我捎两只寿桃给达成。老人一片深挚的关怀之情，像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令我十分感动。
冰心老人所说的“他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这不仅是指达成的病情，更重要的是说作协领导班子对当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的表态，遇到了麻烦。在这前后，达成还遭到“软弱”、“不清醒”之类的指责和批评，作为作协一把手的党组书记，他不得不主动辞去自己担负的领导职务。那时达成可说是处于众目睽睽、心力交瘁的困境，一时不愿在大庭广众前出头露面，别无选择，只好以书写贺信来代替登门拜寿了。
隔了一段时间，达成告诉我，他独自去探望冰心老人时，老人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古人云“困而知之”，生活中什么情况都会发生，遇到复杂、困难的情况，其实从中可以明白许多事、许多道理和平日不易察觉的微妙关系。想通了这些，就长了见识，长了智慧，越发清醒了。冰心还劝慰他：处变不惊，泰然处之，可以沉下心来，从容地读点过去没有时间读的书，比如《二十四史》这部历史大书，就不妨抽时间读读，这很有好处。
从1989年到1999年，又过了十个春秋，冰心老人驾鹤西去了。此时病入膏肓的达成，正与癌魔做殊死搏斗。然而他依然强忍着病痛，撰写了题为《通彻生命最深的秘密——痛悼冰心大师》的文章。并赋诗一首《悼冰心》：“山自苍苍水自清，故人鹤归不胜情。等身著作挹芳泽，高风大节冰雪心。”表达了他对一代文学宗师的怀念、敬仰之情，也从一个侧面生动记录下当代文坛两代作家忘年交的深情厚谊。
2013年7月2日
欢送金炳华
欢送金炳华同志的联谊会，是中国作家协会部分离退休干部自发组织的一次临别依依、情意浓浓的聚会。那天，尽管是三九寒天，可大家心里却是热乎乎的。会上会下充满了热烈、温馨的气氛。
我和炳华相识相处多年，一直感到很亲切，相互间可说没什么隔阂。他和我的经历有几点很相似：我俩都属羊，只是我比他大一轮，他是领头羊，我是一只老羊。我俩都是复旦人，他学哲学，我学新闻；在校都做过共青团的工作，毕业后又都在党委宣传部门工作多年。而与文学组织工作结缘，则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炳华调来作协时，我已从作协书记处岗位上退下来，但还担任着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负责人。他是领导、一把手，但更多的时候我是把他看作朋友、同事、复旦校友，是可以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知己。
在我的心目中，炳华的为人处事、思想作风，似可用正直、坦诚、谦逊、平易八个字来概括。在他身上，兼具大局意识与服务意识、学者涵养与组织才能、党员品格与文人气质，是一个出色的文学组织工作者、一个称职的文学界领军人。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抱有这样的看法：文学团体（比如作协）的组织领导工作，应当由人品文品好、又有组织能力的党员或非党员作家、批评家来担任；不是从任何一条战线、任何一个行业调来一个干部，即使他政治上、思想上很强，就能把文学团体的工作搞好的。老实说，我对“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在心里是打了一个问号的。炳华用他在作协的作为和业绩或多或少改变了我的上述看法。那就是说：像炳华这样并非作家、评论家，亦非以文学为专长的领导者、组织者，只要努力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文学界、作协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努力了解、熟悉、掌握文艺特点、文学工作的基本规律和作协的性质、职能、任务、活动方式；虚心倾听作家、文学工作者的声音，遇事同作家、会员商量，是同样可以把作协的工作搞活搞好的。
这么些年，和炳华的有限接触中，我感受到他有这样几个优点和长处：一是办实事多，讲空话少；二是关心他人多，考虑自己少；三是文人气质多，官场习气少。
炳华是个实干家，在他任内，确实是想踏踏实实为作家、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学办成几件事的。就以我接触较多的儿童文学工作来说，近十年，在他的主持下，2001年中国作协主席团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2004年在深圳召开了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2007年鲁迅文学院举办了儿童文学作家高级研讨班；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从第五届起增设了理论批评、青年作者短篇佳作两个奖项。所有这些举措，使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儿童文学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扶持，极大地鼓舞了儿童文学队伍的士气，推动了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炳华一向重视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的工作。当我从作协领导机构退下来、年满70岁，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儿委会主任委员时，炳华情真意切、苦口婆心地说服我：为了下一代，为了搞好儿童文学，无论如何希望你再干一届，过渡一下。尽管我辞之再三，最终还是被他以校友、学长相称的真情所打动，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下来。他是完全从事业、从全局出发的，让你没有理由不支持他的工作。
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是炳华作为班长、领军人的本色。他告诉我，自己不是搞文学的，来作协后，在作协主办的各种报刊上，除职务性的文章和一篇怀念巴金的文章外，没有发表过其他文章。如今，参加作品研讨会或首发式，领取审读费、车马费，似已司空见惯、不足为怪。我自己也未能脱俗，往往照单全收。但炳华从来不收“红包”，如此清廉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炳华对作协离休、退休老同志情有独钟，对他们从思想到生活的关心、体贴，可说是无微不至。我退休后就不再用机关的车。炳华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还担负着作协儿委会的工作，参加会议，看望作家，或去医院看病，都可以让机关派车。对此，我虽心存感激，却依然我行我素。有两次，我在作协参加完座谈会、研讨会，炳华见我准备坐公交车或步行回家，马上亲自到司机班，让他们派车送我回去。有一年严寒季节，他来家看望我。房间里凉飕飕的，一点儿也不暖和。当他了解到我所在的安定门宿舍，冬天室内温度一般只有十五六摄氏度。他深感这对退下来的老同志很不合适，从此他把这件事挂在心上，几次三番叮嘱作协相关部门尽早解决暖气管道的改装问题。在他离任前，这件事终于落到实处，他才放下心来。从这一两件看似嘘寒问暖的生活小事上，不仅可以看到炳华办事之认真细致，更重要的是深切感受到他真心实意关心他人、关注民生的一片深情。
炳华与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的历次批判、斗争，以至新时期的“清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没有什么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的纠葛，具有团结文学队伍、建设和谐作协的天然优势。在队伍建设、选人用人上，他搞五湖四海，不分亲疏，一视同仁。长期在学校、宣传文教部门担负领导工作的炳华，没有什么官架子，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对老作家、老干部、老领导，他固然尊重；对同事、下级、中青年作家，他也同样以平等态度，认真听取对方的意见。从没见他疾言厉色，动辄训人。在他身上全然没有那种高高在上、装腔作势、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的官僚习气。谦逊、平和，展现了一个有素养的知识分子的可贵气质和人格魅力。
再见吧，炳华！祝你多珍重，在新的岗位上有更大的作为！
2009年1月
爱心连着童心——怀念冰心老人
一代文学宗师、世纪老人冰心先生走了！她告别心爱的红玫瑰、白猫咪、蓝海洋，告别深深挚爱的亲人、文友、小读者，依依不舍而又平静从容地走了！
冰心先生走完一个世纪风风雨雨的人生旅程，跨越了几个“朝代”，阅尽了人间沧桑。她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精品，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心田里撒下了爱的种子，真、善、美的种子。她那善良、宽容而又率真、刚毅的精神品格，她那同情心、正义感，代表着时代的良知、文人的良心，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宝贵财富。冰心这面旗帜永远飘扬在广大读者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