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牧直接领导下，我当了三年助手，好像进了一次培训班，他上面这一席话，我是把它看作培训结束，经过考核，老师写下的评语。从此以后，我就持培训合格证上岗了，挑起了作协书记处书记的担子。近些年，由于健康、年龄等原因，我已很少参与作协日常工作，但在班子里还多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仍被同事们戏称为“拾遗补缺专业户”。此时此刻，我忘不了当年冯牧同志（还有光年、葛洛等同志）扶我上马，送我一程又一程的深情厚谊。
1996年2月
为葛洛送行
你悄悄地、匆匆地走了。
你没来得及看到你心爱的水仙吐出雅致馨香的花。
你没来得及用新购置的电脑打字机写出你想写的、凝结了你的丰富阅历和编辑经验的作品、文章。
你没来得及回到半个世纪前你当过副乡长的延安碾庄乡去看望阔别多年的父老乡亲。
你没来得及对可以推心置腹交谈的挚友倾吐出最后告别的心里话。
你也没来得及领到即将颁发给你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证书。
你确实走得太快了。怎么能不让你的亲属、战友、同事、同学感到无限的哀伤？！
可是，你又确实可以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地走了。
你在文学园地上默默地辛勤耕耘了55个春秋。你是一个精心、细心的育花、护花人。
你一生淡泊名利，不喜欢在你的名字前面冠以这个“家”、那个“家”，但我还是愿意用朴素而恰如其分的语言称赞你为富有经验的老编辑、出色的文学组织工作者。
你当了一辈子文学编辑，也不知为多少文学新人缝制了嫁衣。王蒙第一次正式发表的作品《小豆儿》，就是你当《人民文学》副主编时亲手推出的。
你以满腔热情参与或主持了一至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和首届全国文学期刊优秀编辑评奖，为装点新时期繁花似锦的文苑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你广泛联系五世同堂的文学界，同冰心、艾青、臧克家及已先后谢世的沙汀、冯至等文学前辈都有密切的交往。在作协会议室里，经常可以听到你反映的来自文坛四面八方的各种各样的声音。
你含辛茹苦、默默无闻地为文学界办了不少好事、实事。比如，专业作家今天能评上职称，享受相应的政治、生活待遇，就是你带领我们深入调查，反复研究，奔波呼吁，据理力争，才落到实处的。职务名称定为创作一级、二级、三级、四级，而不称为一级作家、二级作家、三级作家、四级作家，也是你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
你是“三八式”、延安鲁艺的老同志，是这一届作协班子中的兄长。工作中遇到棘手的事情，大家往往不约而同地求助于你。尽管有时你会面有难色，不愿牵头或出头露面，但只要是集体决定了的，你就不再推辞，自觉地、勉为其难地接受下来，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勇挑重担的精神。
你是作家协会恢复工作后的第一任创作联络部主任。你跑的是第一棒，我是从你手里接过接力棒，在文学组织工作的跑道上继续向前奔跑的。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十多年前，当我刚进入作协班子时，你在一次会议上十分真诚地说：“如果可以拿长机与僚机的关系来打比方的话，那从组织创作来说，今后束沛德就是长机，我是僚机。”你的一席话，以火样的热情激励了我，给了我勇气、信心和力量。多少年来，我的耳边一直萦绕着你的情真意切的告诫：创作联络部要眼睛向下，面向30个分会，面向几千个会员；一定要把组织、帮助作家深入生活、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要防止队伍的老化，及时吸收文学创作、评论的新生力量……
你的谦逊、直率，也是我难以忘怀的。近些年，你无论是草拟在创作会议或作品研讨会上的讲话、发言，还是写出回忆与怀念我所熟悉的作家的文章，总是亲自拿着稿子来到我的房间，听取我的意见。只要我提出的修改意见有一点可取之处，你都会认真考虑，尽量加以采纳。我们之间可说是开诚相见、无话不谈的。我深深了解你的爱和恨、喜悦和忧虑。你对我，也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既热情肯定我的认真、执着、严谨、细致的长处，也毫不隐讳地指出我不够果断、不够泼辣的缺点和毛病。
葛洛同志，你送给我的吊兰、龟背竹，四季鲜绿，生意盎然，给我房间里增添了一种雅致、温馨的气氛。我凝视着它们，不仅想起了你教给的养花的知识、艺术，更想起了你言传身教的为人为文的品格和准则。
葛洛同志，你放心地走吧，我怀着深情为你送行。
1994年1月21日
历尽风雨的唐达成
达成兄与世长辞的噩耗传来，我们几个与他同住一幢楼的老友，怀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一定要再见他一面，送他一程，让他在天之灵感受到，众多文友是永远同他站在一起，同他心连心的。送别归来，面对着达成题赠的字画和他那几册富有真知灼见、诗情文采的评论、随笔集，我不禁为失去又一位共事多年、亲如手足、可以推心置腹彻夜长谈的老友而感到无限的怅惘。
十年前，达成离开作协领导岗位，从纷乱如麻的日常事务和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解脱出来，逐渐把心态的指针由烦躁拨向宁静，过上有生以来最悠闲、散淡的日子，可以从容地读点自己想读的书，写点自己想写的文章，听听自己酷爱的西方古典音乐。有一次，他不无得意地对我说，现在写文章更洒脱，更自由了，不像过去有那么多顾虑了。1995年到1997年，他连续出了《淡痕集》《世象杂拾》《书林拾叶》三本散文随笔集，这是他平生写这类文字最多的时候，可说是他创作丰收的季节。谁知正当他如愿以偿、怡然自得的时候，可恶的病魔已悄悄地缠上了他。他被迫暂时放下手中的笔，同病魔展开殊死的搏斗。
达成动完手术在家休养的那段日子，每隔上半月二十天，我就打个电话向他问候，或登门探视。大约在一年之前，我走进达成那漫溢书卷墨香的书房，还没有坐定，他就从书柜里拿出一帧放大了的彩照让我看，那是不久前一位来自山西的朋友为他拍摄的。他喜形于色地对我说：“你瞧，从这张相片看，我那模样好像同生病之前也没有多大差别。”是的，他那面庞像往日一样泛着红润，双目炯炯有神，脸上露出亲切、自然的笑容。我为他那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战胜病魔的自信心而感到由衷的高兴。那天，只见他书桌上铺着一张洁白的宣纸，他又忙不迭地为求字索画的同事、朋友研墨挥毫了。也就在这段时间，他又重新拿起笔来，写下了《往事回想》《忆荃麟》等文章。毕生与文字打交道的达成，他的生命是与笔墨紧紧相联的，只要一息尚存，他是不会放下手中的笔的。
然而，病情趋于稳定的日子不长，冬去春来，癌魔又在达成身上兴妖作怪了。作协召开五届六次主席团会议前夜，达成为一位女作家的胞弟写好一副用于装点新建住宅的对联，托我捎到会上，面交那位女作家。尽管这时达成已低烧半月不退，精神极度疲惫，但他没有婉拒朋友的嘱托，还是勉为其难地完成了。这就是达成的为人！那天，他还对我谈起《人民文学》约写的怀念冰心的文章尚未动笔。我一再劝他：既然发着烧，精神不好，就不要勉强了，等以后再补写吧。他却斩钉截铁地说：“这篇文章还得赶写一下，哪怕只写千把字；不写，对不住这位令人敬仰的文坛宗师。”达成永远不会忘记冰心老人对他的关爱。我记得，冰心九十华诞，达成正处于身心交瘁的困难时刻，未能前往祝贺。他托我捎去一封贺信，信中称赞冰心老人“松柏本劲直，更有玉洁心”，“你的高洁人品和献身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正直地做人，诚实地作文”。冰心让我带给达成两只寿桃，并捎回一句话：“风物长宜放眼量”，让达成多多注意休息。文坛前辈对后生晚辈的这种温情脉脉、情真意切的期望，怎么能不让达成怦然心动呢！
经历了多年病痛的折磨，达成最终没能战胜癌魔，一个好人、一个正直的人匆匆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不是说“好人一生平安”么，这毕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啊！达成这个好人的一生，可说是历尽坎坷，命运多舛。在文艺界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几经沉浮，起伏跌宕，备尝了酸甜苦辣。
我和达成相识于50年代初。那时他在《文艺报》当编辑，我在作协创作委员会当秘书。我们同在东总布胡同22号地下室的食堂用餐，同在贡院西街1号单身宿舍住宿，还同在一个共青团支部过组织生活、做团的工作。达成当年风华正茂，朝气蓬勃，上进心很强，曾被团组织评为优秀团员，又是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我记得，时任作协党支部书记的陈企霞曾不止一次地叮嘱作为党支部青年委员、团支部书记的我：多接近、了解唐达成，尽早输送他到党的队伍里来。
50年代中期，达成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党，不久又被提为《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正当他一帆风顺、踌躇满志的时候，却不由自主，也在劫难逃地被卷入那场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暴。由于“为丁、陈集团翻案”，加上写了那篇富有理论勇气的、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他被斥责为《文艺报》编辑部右派思想的代表，“煽起了一场锋芒指向文艺界党的领导的激烈斗争”，妄图“把《文艺报》办成资产阶级的‘自由论坛’”，“走《文汇报》的道路”。经过上纲上线的批判，他被定为右派二类，差一点被开除公职，最后发配到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
1961年达成摘去右派帽子后，有幸被爱才惜才的侯金镜吸纳到作协创作研究室工作，算是暂时有了个安身立命之处。不料时隔不久，一场急风骤雨又袭来。随着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文学界掀起了批判邵荃麟“写中间人物”资产阶级文学主张的浪潮。达成因担任大连会议（“中间人物”论的出笼地）的记录又被牵连进去。《文艺报》再次点名批判右派分子唐达成，他那篇《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又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创造工农兵英雄人物”、“配合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的罪证。当时掌握作协生杀予夺大权的主要负责人一声令下：“像唐达成这样和大连会议‘有牵连’的人，不能留在北京。”于是他被毫不留情地逐出京门，流放到娘子关外了。
史无前例的“文革”序幕一拉开，达成即被看作“老牛鬼蛇神”打入另册，关进牛棚。随后又被打发到太原钢铁厂，当了9年工人。这期间，除了干各种各样的体力活外，也就只剩下白天黑夜为造反派抄写大字报，为车间职工书写毛主席语录、诗词这么一点权利了。
冰化雪消，春回大地。达成被打成右派的错案得到改正。他又有机会回到自己钟爱的文学编辑岗位。从29岁被打成右派，到51岁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在漫长的22年中，他种了4年田，做了9年工，把一生最好的年华交付给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的批判检查、长年累月的抡镐挥锹，唯独不让他从事自己热爱而又擅长的编辑、评论等文字工作。面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达成除了偶尔发出“耽误了20多年大好时光，没能在学识上、业务上有所钻研、积累”的感叹外，倒也没有自怨自艾，被磨难、挫折所压倒。相反，他是以一种开阔的眼光、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坎坷遭际，从逆境、厄运中汲取于自己有益的养料。你听，80年代中期，他在作协欢送赴安徽支援教育改革的干部座谈会上说得多么真切：“文艺界的风风雨雨，我虽未能幸免，但却使我有机会深入到基层，对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有了比较具体、深刻的了解。我在太原钢铁厂，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和干部，和各个工种的工人朝夕相处了9年，他们的所喜所忧，所思所求，他们从事的艰苦劳动和俭朴的家庭生活，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如今，产业工人在我脑子里不再是空空洞洞、不可捉摸的了，而是有血有肉、可亲可近的。”“你们年富力强，风华正茂，身处大变革时代，能深入第一线，真是机会难得，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当你们到我这把年纪，回过头来看一看，就会深切地感到，这次下去一年，对自己的一生是多么重要！”这是他历尽风雨沧桑的肺腑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