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在50年代初同冰心先生相识。那时，我在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工作。冰心先生从日本归来后，同张天翼、严文井、陈伯吹、叶君健、贺宜、金近、袁鹰等一起，积极参加了作协儿童文学组的活动。我记得，1955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后不久，冰心在一次儿童文学作家会议上，做了题为《应该是赶紧动手的时候了》的发言；接着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题为《“一人一篇”》的文章，热烈响应为少年儿童写作的号召。她说干就干，精神抖擞地投入紧张的创作劳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发表出版了《陶奇的暑期日记》《小橘灯》《还乡杂记》等深受孩子们喜爱的作品。1957年初，她又为《1956年儿童文学选》写了序言，对入选作品及儿童文学现状做了中肯的、实事求是的评析。我还记得，儿童文学组根据冰心的建议，邀约在京部分老作家和青年作者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泛舟于昆明湖上，午间在颐和园聚餐，于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闲聊漫谈中，交流了创作经验，增进了同行情谊。那时，冰心先生在我这个年轻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和蔼慈祥、具有大家风范的文学前辈，令人肃然起敬。
80年代中期作协书记处分工我联系儿童文学工作，我开始有较多机会聆听冰心老人的教诲。我恭恭敬敬地给她老人家写去一封信，表达了登门求教的心愿。我在信中自报家门，提及自己50年代曾在作协创委会工作，询问她老人家是否还记得我。她很快回信，“我当然记得您，至少是您的名字，面庞也许记不清了，因为我多年没有出门了，行动不便，欢迎您来谈谈！”她在信中还谦逊地表示：“儿童文学，我也是外行，没写过戏剧、寓言、童话，说来惭愧。”
隆冬时节的一个下午，我按照约定前往中央民族学院教工宿舍拜访冰心老人。进入她的书房兼卧室，只见她端坐在写字台前，精神矍铄，目光炯炯，衣着素雅。她放下手中正在阅读的一本《当代》杂志，让我坐到她跟前。她面带微笑地对我说：“噢，你长大了，真还认不出来了，在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协旧址），你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哩！”一句亲切温馨的话语，一下子就打破了后生晚辈拜见老前辈的局促拘谨，话匣子像闸门一样打开了。
“我从小就读您的《寄小读者》，您对母爱、童真的歌颂，对海上风光、日月星辰的描绘，至今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寄小读者》和《爱的教育》是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最深的两本书。”
“《寄小读者》是我出国留学时写给我的三个弟弟和他们的小朋友的信。我为儿童只写过这么几十封信，没有写过孩子们喜爱的童话、儿童剧，所以称我为儿童文学作家是很勉强的。”
当我插话说到自己“只是因为50年代写过几篇儿童文学评论，如今让我抓儿童文学工作，倒真是赶鸭子上架、滥竽充数”时，她幽默地说：“不是外行可以领导内行么，那我们两个外行凑成半个内行，都来为儿童文学摇旗呐喊，出一把力！”我岂敢辜负她老人家的期望和嘱托，当即表示：“您扛大旗，我打杂跑腿吧！”
冰心老人一向热爱儿童，关注儿童文学，那天的话题就从当代少年儿童和儿童文学的状况说开了。冰心成竹在胸，颇为感慨地说：“现在的孩子理解能力、接受能力都很强。有些儿童文学作品太浅，没意思，孩子们不爱看”，“对少年儿童，要热爱他们，尊重他们，理解和同情他们。一定要把他们当作朋友，平起平坐，同他们谈心，不要摆起架子教训他们。为儿童写作，不能带着创作计划到孩子中搜集素材，应当生活在他们中间，有了真切的感受再写。没有真情实感时，不要为写作而写作。否则，写出的作品，就难免虚情假意，矫揉造作”。她谈起自己的《寄小读者》是旅居异国他乡时写的，想祖国，想故乡，想亲人，也想少年朋友，就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给小朋友写信，同他们谈天说地。我饶有兴味地听了冰心老人这一席话，深深地意识到，作协的儿童文学工作，首先还得在帮助作者了解、熟悉孩子上多下功夫。
新时期以来，冰心老人为文学新人大批涌现，特别是女作家人才辈出而欢欣鼓舞。有一次，我对她谈起作协第二届儿童文学奖的获奖作者中，中青年作者占80%，9位是40岁以下的青年作者，最年轻的才31岁，其中有3位女作者。老人得知这些信息，显得特别兴奋，连声说：“好，好，评奖就是要多鼓励青年作者、女作者。儿童文学发展的前途和希望就寄托在青年作者身上。”她详细询问了秦文君、程玮、谢华三位得奖女作者的创作经历、工作情况，然后掰着指头点到王蒙、刘心武、叶文玲、张抗抗、王安忆、铁凝这些名字，说他们过去也都写过儿童文学作品，应鼓励他们继续为孩子们写些作品。
冰心老人是作协历届儿童文学奖评委会的顾问。这位年届耄耋的顾问，可不是光挂个名，她还挺认真地出谋划策哩。她不止一次地说：“评奖一定要尊重小读者的意见。作品是写给孩子们看的，写得好不好，孩子们最有发言权；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往往是最好的评论家。”她还建议，请几所中小学教师把列入备选篇目的作品布置给学生看，然后听取他们的意见。你看，她老人家考虑得多么细致周到！以《寄小读者》驰名文坛的冰心，心中永远装着小读者。她密切关注小读者不同的阅读能力、欣赏趣味、语言习惯，真正把小读者的需求和利益放在第一位。
“给世界爱和美”，是冰心老人遵循的创作原则，也是她信奉的人生哲学。她把毕生的爱和心血倾注在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上。老人不仅用自己充满爱心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哺育了几代小读者，而且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同老人的多年交往中，我从她质朴的谈吐、一点一滴的小事上，为她特有的冰清玉洁的人格魅力所打动。
近十年来，冰心老人由于腿疾，行动不便，不能像五六十年代那样深入到孩子中去。但她依然通过书信往来，同孩子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倾听他们的心声。她告诉我：“小朋友常给我来信，我年轻时，他们称呼我为冰心女士，后来称我为妈妈，现在叫我奶奶了。小朋友的来信，我不能一一答复。我给他们复信，一是要他们不要写错别字，不会写的字查查字典；二是让他们不要用公家的信纸和信封。”她回忆小时候总见到父亲的办公桌上放着两摞信：一摞是处理公事的，另一摞是私人信件。公私分得清清楚楚，不占公家便宜。“做父母的要从这些小事上注意教育孩子。贪污、腐败等不正之风，不正是从这里打开缺口的嘛！”老人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我还清晰地记得，初春时节，一天清晨，冰心老人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四川将举办巴金创作活动60周年展览，让我请作协有关同志代她送一只用红玫瑰扎成的花篮，飘带上写“巴金老弟”，而不要写“巴金同志”。接着，她特别提醒我们：事情请你们包办，但所花的钱不要你们包，由我自己付。从这些看起来琐碎的事情里我们便能看到冰心公私分明的品德修养。
有一次，当我谈起培养独生子女的健康人格话题时，冰心兴致勃勃、娓娓而谈她教育子女的体会：“在我们家里，我从来不拆阅子女的信件。有些事，他们倒是主动征求我的意见，甚至把他们的朋友领回家来让我看。我从不干预他们的事，让他们自己做主。”老人对子女的教育，既不是娇生惯养，也不是强制压服，而是晓之以理，同他们商量，让他们独立自由地发展。她教育子女从小热爱自己的祖国，长大成人，要热爱自己的事业，敢于讲真话，不信邪，不怕压。她告诉我：“我的三个儿女都懂得自爱，没有一个变成懒汉、流氓。他们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都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通过差额选举，还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小女儿在人代会上，曾投过唯一的弃权票和反对票，说明她是敢于独立思考，做出自己的抉择的。”说到这里，老人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我也打心眼里赞佩她老人家培养出这么三个爱国敬业、有作为、有出息的好儿女。
冰心老人很重友情，讲信义，对朋友的关怀真可说是无微不至。她同巴金、萧乾等老友情同手足的友谊，已传为文坛佳话。她还拥有一批从三四十岁到六七十岁的情投意合、过从甚密的“小友”，联系着一拨天真可爱的小读者和少年文学爱好者。她生活在温情脉脉、妙趣横生的友情氛围里。当一位“小友”称颂她90高龄依然思维敏捷、照样写作，创造了吉尼斯纪录时，她干脆利落地回答：我就是靠大家的友谊。
庆贺冰心老人92岁寿辰之际，有位朋友为她特制了一款特别的名片，正面用烫金钩出一个醒目的“寿”字，背面印有冰心题签的“有了爱便有了一切”几个字，共印了92张，象征92岁。老人把这数量有限的名片分送给自己喜欢的新老朋友，我也有幸得到编号为“43”的一张，上面还有老人写的“沛德留念”几个字。我接过这张名片，顿时觉得一股爱的暖流涌上心头。在辞别归来的路上，我反复咀嚼着冰心老人不止一次对我讲过的那些朴素而又蕴含人生哲理的话语：
“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深深地爱祖国，爱人民。”
“我有许多好朋友，有党员，也有非党员，有老友，也有小友，我喜欢讲真话、爱憎分明、不争名不争利的人。”
“我能活到九十多，脑子还清楚，就是因为乐观，从不和别人争什么。”
“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要教育他们从小爱祖国，爱人民，爱大自然，爱亲人朋友。”
“我已这么一大把年纪，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是真正的‘五不怕’。”
冰心老人这些闪光的、掷地有声的话语，永远激励着我们做一个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人。这也是老人赠予孩子们的一份珍贵的、沉甸甸的礼物。在此为她老人家送行之际，我要和小朋友一起真诚地道一声：谢谢冰心奶奶！
1999年3月8日
“老天叔叔”张天翼
张天翼，是一个在我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史册上光彩熠熠的名字。他是上世纪30年代崛起、成就卓著的童话大家，是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儿童文学的领军人物。
开国之初，天翼同志就满怀激情、不遗余力地为少年儿童文学鼓与呼。5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的耳边依然萦绕着他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发出的“为孩子们写一点东西”的深情呼吁。他那篇题为《我要为孩子们讲一句话》的文章在《北京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杂志相继发表，引起文学同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后，中国作协主席团采纳天翼、金近同志的建议，向全国会员发出呼吁，要求每一位作家在一二年内为少年儿童读者至少写一篇作品。天翼同志身先士卒，率先订立创作计划，如期为孩子们奉献出堪称童话杰作的《宝葫芦的秘密》。由于众多作家加入为少年儿童写作的行列，从而迎来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期。面对50年代我国儿童文学的累累硕果，我们不能不想起天翼同志为之倾注的热情和心血。
上世纪50年代初，天翼同志从香港回到北京，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协主楼侧院的一座小楼里。那时，我在文协创委会工作。每当在办公室听到欢声笑语，抬起头来，总会看到一拨系着鲜艳红领巾的孩子连蹦带跳地通过回廊，走向天翼同志住的那座小楼。孩子们亲热地称呼天翼同志为“老天叔叔”，把自己的喜悦、苦恼、心里的秘密无保留地向他倾诉。天翼同志也经常到学校里参加他们的队日活动和家长会，有时还和孩子们一起到北海公园、颐和园去玩；并认真听取孩子们对自己作品的意见。团中央少年部、《中国少年报》和老师、辅导员也常向他介绍孩子们的思想、生活、学习情况。这样，鲍家街小学红领巾班、北师大女附中天翼文学小组，就先后成了天翼了解、熟悉孩子、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生活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