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沙汀年届八旬，身体、精力每况愈下，日见衰老。但他依然笔耕不辍，陆续写出中篇小说《青坡》《木鱼山》等。1984年初，他在战争年代患下的胃病突然发作，多次吐血，被送进协和医院病房，确诊为胃溃疡，动了手术，胃被切去五分之三。病情渐趋稳定，他又被送进了305医院疗养。4月初的一天上午，我去医院探望沙汀。进入他的病房，只见他穿着白底带蓝条纹的病号服，戴着老花镜，聚精会神地伏案修订《木鱼山》。桌上还放着一本32开的练习本，上面一行挨一行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那就是记录他40年代在国统区生活的《睢水十年》原稿。我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后，话题很快转入他近期的写作安排上。他不无兴奋地告诉我：《睢水十年》这部回忆录，两年前就写出40节了，有6万多字。毕竟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可以放开手写，好像用不着花多少力气。我不仅想记下那十年的生活经历，还想写下那段时间所写主要作品的写作过程，使它兼有创作回忆录的特点。想写进的东西似乎还很多，许多作品中的人物、场景都接连不断地浮现在眼前，真有点文思泉涌的势头哩！谈到这里，他问起我最近有没有写文章。我面有愧色地告诉他：进入领导班子后，会议多，工作头绪多，常常为没有时间读作品、写文章而苦恼。除了写报告、总结外，文章写得很少，只是偶尔写点书评。他极其认真、严肃地告诫我：在文学界做组织领导工作，不写东西，是站不住脚的。他又一次对我说：一定要把写作当作日课，一天不动笔就算缺勤。要注意记日记，把所见、所闻、所感，随时记下来，哪怕每天写上几百个字。工作再忙，挤出时间写点散文随笔还是可以做到的。
正当我和沙汀谈兴正浓的时候，《新观察》摄影记者、装帧艺术家潘德润推门进来。那时，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即将召开，沙汀是全国政协委员，潘德润是来为沙汀拍摄政协会议代表证上用的半身照的。沙汀穿着病号服不宜照相，而病房里又没有留下他自己合适的上衣。我当即脱下自己身上穿的那件深灰色涤卡上衣，让沙汀穿上，潘德润为他拍了半身照。随后，潘德润又为我和沙汀拍了一张合影，沙汀穿的仍是我那件涤卡上衣，而我自己穿的是一件手工编织的开口毛衣。这张照片后收入潘德润拍摄的《文学家艺术家肖像选》。
沙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任全国第一、二、三、四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五、六届政协委员。政协即将开会，他又一次不无感慨地说：让作家当代表、当委员，有机会参政议政，固然是好事，但如果陷在文山会海里，那是会影响创作和深入生活的啊！沙汀就是这么一个淡泊名位、一心扑在文学写作上的人。
2013年7月31日
我所敬重的荃麟同志
邵荃麟同志是文学战线上一位杰出的领军人物，一位学养丰厚的理论批评家。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完美的形象：一个宽厚的长者、温文尔雅的文化人。
荃麟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中学时代，在《中学生》杂志上就读到过他翻译的欧根·雷斯的《阴影与曙光》。战火纷飞的1948年，又从思想进步的同窗好友那里，得到从香港辗转而来荃麟主编的《大众文艺丛刊》，从中读到他写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论主观问题》以及评介罗曼·罗兰、悼念朱自清的文章。
第一次有幸见到荃麟，是1952年冬天我跨进全国文协门槛不久。在东总布胡同22号后院楼上周扬主持召开的批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上。我和陈淼担任那次会议的记录。荃麟那清癯和蔼的面容，那条分缕析的谈吐，给我留下最初的、难以忘怀的印象。没料到，时隔不久，荃麟来全国文协担任党组书记，并兼任刚刚成立的文协创作委员会主任，和严文井等一起负责筹备召开全国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改组全国文协为中国作协的工作。那时，我担任创委会秘书，兼任党组记录，因而也就成了荃麟麾下的一个小兵。我和荃麟之间，虽然还隔着沙汀、张僖、陈淼等好几层，但仍然有很多机会接触荃麟，聆听他的亲切教诲。
创委会成立不久，就筹办会员内部刊物《作家通讯》。荃麟十分重视这本刊物，抱病写了《关于〈作家通讯〉》一文，署名编者，作为发刊词登在1953年6月出版的第1期上。在这篇短文中，他明确地提出：“出版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作家之间的联系，交流作家创作工作上的经验。”如今，《作家通讯》已出到137期，历经几十年岁月沧桑，人事更迭，但荃麟当初定下的办刊宗旨始终没有变。当时，我和陈淼、刘传坤等担负《作家通讯》的编辑工作。荃麟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要同作家保持密切联系，在刊物上经常刊载他们的来信，报道他们深入生活的体会和经验，也要报道作家的创作计划及执行情况和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样可以使散处各地的作家互相了解，互相讨论，促进他们在创作上竞赛。他还希望刊物上及时报道创作委员会和各创作组组织会员学习、开展作品和创作问题讨论的情况以及全国文协的重要决定和有关文学刊物、出版、教育、研究的计划和情况，使所有会员能经常了解全国文协的工作动态。他特别赞赏在内刊上登载作家来信，当丁玲、巴金、艾芜、曾克等的来信以及沙汀与戈壁舟的通信一发表，他连声称好，并让我们想方设法把作家之间互相讨论创作问题的信件弄到手。他不仅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我们的工作。《作家通讯》第7期刊载了荃麟《关于长诗〈菊花石〉给李季同志的信》。《菊花石》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创作委员会诗歌组先后召开了三次讨论会，荃麟也在会上发了言。原打算待他将发言记录过目后在《作家通讯》发表。由于他一直忙于开文协代表大会的事，没能抽出时间校阅而搁置下来。后来当他看到李季来信，谈及对讨论会上一些发言的反映，觉得还是有些话要说，于是在百忙中拿起笔来，给李季写了一封文情并茂、长达两千多字的回信。他在信中对《菊花石》的成败得失做了具体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这不仅给作者李季以启迪和帮助，同时也为作家之间以平等的态度互相探讨创作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
《作家通讯》上刊登关于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情况，是作协会员最为关注、最感兴趣的。我还清晰地记得，1953年8、9月间，创作委员会小说散文组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讨论杨朔的小说《三千里江山》。会上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不尽一致，有的赞扬它是文学创作的新收获，有的却认为它是概念化的作品。荃麟参加了讨论会，并在第三次会上做了长篇发言。他对这部小说的题材、主题、人物刻画、细节描写、结构、语言等方面做了具体的、中肯的分析，既热情称赞了它所取得的成就；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它的缺点和不足。我们及时把荃麟的发言根据速记记录原原本本地整理出来，请他过目修改后与其他同志在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一并在《作家通讯》发表，以便让会员对讨论情况有一全面的了解，从中得到启迪。当时荃麟是作协一把手，担子很重，又是带病工作，我们真不忍心再三催促他校阅、修改发言记录稿，但他还是夜以继日挤出时间，赶在刊物发稿前把仔细修改过的稿子送到我们手里。荃麟登在《作家通讯》上的这篇发言已收入1981年出版的《邵荃麟评论选集》，题为《关于〈三千里江山〉的几点意见》。今天读来，依然觉得它是一篇说理透辟，有说服力的好文章。由此，我不禁联想到当今的文学批评，是多么需要提倡、发扬一种实事求是的、健康的批评风气啊！对具体作品，长处说长，短处说短，不做无原则的吹捧，更切忌炒作。从事文学组织领导工作，要像荃麟同志那样，坚持认真阅读作品；以一个作家、评论家的身份参加作品讨论，以平等的态度同作家促膝谈心，交换意见；对作品不是简单地、笼统地表示肯定或否定，而是进行深入细致、入情入理的分析，以理服人。这才是真正的领导艺术，也才能自自然然地体现出对创作的导引。
荃麟作为文学战线的领军人物，他身上具有很多优良品质、作风，值得后来者学习、发扬。比如，他忘我工作，不遗余力；勤于学习，勤于思考；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亲自动手、亲自动笔的习惯。1954年下半年文坛进入多事之秋，批判《红楼梦研究》、批评、检查《文艺报》、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接踵而至。批判斗争情况和处理意见都要及时向中宣部并中央请示报告。我记得，这些请示报告大多出自荃麟的手笔。我担任党组记录，打印好的文件往往先由我校对一两遍，然后再由荃麟亲自校阅定稿。打字员不熟悉荃麟的笔迹，很多字句辨认不清，常让我待在打字室帮助排难解惑。当时斗争很紧张，白天开会，荃麟往往开夜车起草报告，尽管他体弱多病，瘦骨嶙峋，但为了赶任务，有时不免通宵达旦地干。他又特别认真细致，一个文件修改两三遍，打印至三稿、四稿，是常有的事。由于校对任务在身，有时我也得深更半夜守候在旁；回绝女朋友的周末约会也习以为常了。回过头来看，在荃麟身旁工作了一两年，身教言教，耳濡目染，对我后来能成为一个尚算称职的秘书，应该说是起了培训作用。也是从那时起，我更加重视学习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更加注意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更加讲究文字的准确、规范。
荃麟对年轻干部的关心、爱护，我是感同身受的。我到全国文协时，刚满21岁，积极肯干，也算有一点工作能力、文字水平，因而很快得到领导的信用。然而好景不常，时隔不久，就被卷入反胡风斗争风暴。我因为所谓“严重泄密”而受到批判、处分。这不能不让我感到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在荃麟等同志面前，一度抬不起头来。前些年，当作协老秘书长张僖读到我在《难忘菡子》一文中，谈及时任创委会副主任的菡子帮我修改请求减轻处分的报告一事，张僖告诉我，当年荃麟曾为你说了话：束沛德从学校出来不久，年轻，没有斗争经验，承认错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就好了！尽管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如今却仍让我深切地感受到荃麟关爱年轻人那份暖融融的情意。他是恨铁不成钢啊！
我最后一次听荃麟讲话，是在1957年10月底反右后，作协动员整改的大会上。他说：“十年树人。我们要用革命的精神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员知识分子、青年知识分子。年轻人要到劳动中去锻炼，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还要有志气，下苦功，多读书，多调查研究。”他的这番蕴含深情期待的话，深深刻印在我的心坎上。我自觉地、毫不犹豫地响应了党的召唤，报名下放农村劳动。即将下放之前，荃麟在办公大楼的走廊里碰见我，拍着我的肩膀，热情地鼓励我：“下去好好锻炼，将来会成为有用之材！”
下放河北涿鹿、怀来一年半后，我调离作协，到河北工作。从此再也无缘聆听荃麟那轻声细语、情真意切的谈话了。上世纪60年代批判荃麟提出的所谓“中间人物论”后不久，这个人物就从文坛上消失了。
荃麟同志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呕心沥血，披荆斩棘，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他可是一个不该被文学界、思想文化界遗忘的重量级人物啊！
2006年12月2日
团泊洼畔忆小川
两三个月前，正值深秋时节，我赴天津参加“童话与儿童阅读”研讨会，有机会在团泊洼温泉度假村小住。一踏上团泊洼的黄土地，就不禁想起战士兼诗人郭小川的名篇《团泊洼的秋天》《秋歌》。“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战士的眼睛，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清清喉咙吧，重新唱出新鲜有力的战斗歌声……”这些激情似火、铿锵有力的诗句在我的耳畔缭绕不绝，我沉浸在对小川无尽的怀念和沉思之中。
我与小川同志相识，是他于1955年秋调来中国作家协会担任秘书长之后。我与他朝夕相处，只有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那时我在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工作，正因在反胡风斗争中犯了所谓“严重泄密”错误而受到批判、审查，尚未做出“与胡风集团没有组织联系”的结论，可说是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困境。我虽不在小川直接领导下工作，但他作为秘书长也不时关注创作委员会的工作。在办公室，在会议室外的走廊里，一有机会，他就会同我聊上几句，不时向我询问：最近读到哪些好作品，发现什么文学新人，年度作品选编得怎么样，组织作家写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写进展如何，等等。1956、1957年，我发表了评欧阳山童话《慧眼》、评柯岩的儿童诗等文章之后，他都热情地给予鼓励：“你爱动脑子，有一定的艺术鉴赏力，敢于提出问题，善于发现一个作家作品的独特之处，文笔也不错。”“你很年轻，要多读点书，多动动笔，把基本功搞扎实，争取成为一个有胆有识的文学评论工作者。”他还不止一次地表示：“为少年儿童写作很有意义，但要写得让孩子爱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后有机会我也要试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