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心目中，小川是一个大写的人，率真的人，一个心地善良、感情丰富、有血有肉、有棱有角的人。他有一颗火热的心，浑身充满青春活力，他的心永远与年轻人紧紧地贴在一起。在上世纪50年代，他唱响的时代强音《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像战斗的号角召唤了、激励了成千上万青年公民。至今我的耳边依然回响着他当年高歌的“斗争/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最富有的/人生。”“我要号召你们/凭着一个普通战士的良心：/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这些热情澎湃、富于鼓动性的诗篇，当年对我这样一个刚挨了批判、一度抬不起头来的年轻人，曾起了难能可贵的点拨作用，重新点燃起我振作精神、继续前进的热情和勇气。在日常不多的接触中，从他的言谈话语里，我也深深地感觉到，他待人真诚，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并没有因为我“待审查处分”这样一种处境而疏远、歧视我；相反还明显地流露出对一个在磨炼中成长的年轻干部的理解、同情、关爱和期待。
1957年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曾一度给文艺界带来新鲜、活跃的空气。整风运动开展后，中国作协派我到各地调查了解文艺界开展“鸣”、“放”的情况。出发前秘书长郭小川同我谈了话。他让我按照周扬在刊物编辑座谈会上鼓励鸣放、着重反对教条主义和对待科学、艺术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方式的讲话精神去进行调研；并一再叮嘱我：每到一地，首先要听取当地党委和宣传部的意见，要多同作家协会分会领导交换看法和意见。正因为事前打了预防针，心里有了底，加上不久前在反胡风斗争中受过批判、处分，说话、办事都比较谨慎，这样才使我的东北之行适可而止，没有走得太远。我完成了郭小川交代的搜集材料，为作协编的《文学动态》尽快写出情况简报，供领导参考的任务。只是由于我过分积极，主动采写了《访长春几位作家》《东北文学界鸣放剪影》两篇通讯报道（一篇已在《文艺报》刊出，另一篇也已打出校样），从而在反右派斗争中，招来了“煽风点火于基层”、“替右派分子鸣锣开道”的严厉批判。到运动后期，包括郭小川在内的作协整风反右领导班子姑念我没有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的言行，也没有为自己在反胡风斗争中受批判、处分鸣冤叫屈，最后定为严重右倾错误而放我过关了。我之所以侥幸没有跌入右派的万丈深渊，细想一下，真还不能不感激小川在风雨袭来前的提醒和关照哩！
小川是一个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在艺术上不懈追求的诗人。他追求民族化、大众化，但在形式上不拘一格。楼梯体、自由体、民歌体、新辞赋体，他都做过尝试，并都有自己的独创性。尤为难能可贵的，他的叙事长诗《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等，在题材选择、主题开掘上敢于突破，敢为天下先，大胆触及爱情、人性、悲剧等当年十分忌讳的禁区，在艺术构思、人物形象塑造上，力求有新颖独特的创造。本来，创作上的这些探索、尝试，是很正常，理应得到鼓励的，但在“左”的思潮泛滥的情势下，它是不可能被允许、包容的。于是在1959年秋、冬之交，郭小川遭到“晴天霹雳”般的批判。
也就在这之前不久，1959年七八月间，我结束在河北怀来的下放锻炼，即将调离中国作协、去河北省文联报到前，在一个下午到黄图岗胡同6号院看望了郭小川。当我告诉他：县委书记对我说，按上级的精神，各级党委都要有自己的秀才。县里同作协商量，决定把你长期留下来；可你的行政、工资关系、人事档案由北京往县里转时，被河北省委组织部卡住了，说是决定调你去河北省文联。现在县报（《怀来报》）停办了，县里也只好放你走了。郭小川听后，不无惋惜地表示：作协创委会虽然撤销了，但创研室、《文艺报》等单位都需要人。放你走，也不知是谁定的？事已如此，也无法改变了，只好让你去河北了。我明显地感觉到，他表现出一种无奈的、爱莫能助的情绪。我了解，他是很爱才的。虽然我只是一个年轻的普通干部，多少有点组织能力、文字能力，算不上什么人才。
过了一段时间，听说他在作协反右倾整风中受到批判。实际上，他在8月份与我谈话的时候，已经对作协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和日常繁杂、琐碎的行政事务感到厌倦，要求调离作协到下面去工作。当然，在当时的背景、处境下，他还不便向我这样一个并非深交的年轻人表露自己的情绪和愿望。他仍然出于公心，为作协工作、文学事业着想，表达了不愿放走我这么一个多少还有点用处的干部的想法。他自己想离开作协而又想把我留在作协，这看似矛盾的思想、态度，在作为诗人、文学组织者的郭小川内心深处，同样都是真实的，并非虚情假意。小川就是这么一个真实的人，诚挚的人。
小川离开我们30多年了。十年浩劫、极左顽症摧毁了这么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作为、有才华的战士兼诗人。在团泊洼，同文友谈及小川其人其事，仍不禁扼腕叹息、悲愤交集。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时间的过滤，小川的名字和他的作品愈加光彩熠熠。郭小川，千万人民心中的诗、心中的歌。战友、文友不会忘记他，读者大众不会忘了他，文学史家也不会忘了他。
2010年1月
走在生活前头的李季
“共产党人决不应该成为生活的冷漠的旁观者，决不应该放弃自己推进事物发展的责任。”“文艺作品要指导生活，就要走到生活的前头去。”
当我重温胡耀邦同志1980年2月间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细细咀嚼着上面这些闪光的、耐人寻味的论述时，不由得想起了一年前不幸早逝的李季同志。啊，李季！他不正是一个坚持深入群众生活、走在生活前头的先进战士吗？不正是一个热情讴歌新生活、为新事物的出世大喊大叫的出色歌手吗？当今，我们文学战线上多么需要大批像李季这样的战士和歌手呵！
我最初认识李季，是在火红的20世纪50年代初。那时，我是一个刚刚跨进文学门槛的年轻人，在全国文协（作家协会的前身）做具体工作。1952年冬天，我们祖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前夜，全国文协组织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20多位作家，聚集在北京东城小羊宜宾胡同一个四合院几间平房里学习讨论，为投入沸腾的建设热潮做准备。大伙围炉而坐，侃侃而谈，热烈议论着经济建设新时期文学艺术面临的任务、文学的典型和创造新英雄人物，以及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根据地等问题。参加学习的李季，那时才30岁，风华正茂，他那浓重的河南乡音，质朴的举止，爽朗的笑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第二批深入生活的作家在考虑自己今后的生活基地时，大部分同志都表示准备到自己曾经长期生活战斗过的、比较熟悉的农村去，打算去工厂、矿山体验生活的寥寥无几。不少作家对自己不熟悉的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表现出一种望而生畏、踟蹰不前的情绪。李季在战争年代同陕北三边人民同甘共苦，他爱上了三边人，爱上了信天游，三边人民的乳汁孕育了他脍炙人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他曾经说过：“离开了三边的生活基础，我是很难写诗的，我的诗就失去了光彩。三边的沙漠和小米深深植根于我的心中，它是我长时期的取用不尽的诗的源泉。”正因为如此，他热切地期望早日回到三边人民的怀抱中去。
就在这时候，胡乔木同志召集即将深入生活的作家座谈，并专门邀约李季去谈话。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往事在我脑海里都淡忘了，甚至消失了。但乔木同志与李季同志促膝谈心的生动情景，至今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总觉得那是领导者同作家、艺术家平等地交换意见的一种亲密关系。当乔木同志问起李季今后的创作生活计划时，李季毫不犹豫地回答：还是让我回到自己熟悉的三边老沙窝去吧！乔木同志自然理解李季的这个心愿，他微笑着，思忖着，然后向李季讲起斯大林曾劝苏联著名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到巴库油田去观察、体验生活的事例。乔木同志引了斯大林《给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的信》中的一段话：“梯弗里斯并不怎么有意思，虽然它在外表上比巴库诱人。如果你还没有看见过林立的石油井架，那么你就是‘什么也没有看到过’。我相信巴库能提供你极为丰富的材料来创作像《牵引力》这样的杰作。”接着，乔木同志用极其简洁、明确的语言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最熟悉的不等于最有意义的！”乔木同志的这句话，在李季心底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的思想再也平静不下来。随后，他又听了乔木同志向首都文艺界做的一次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乔木同志针对着一部分作家的思想状况，尖锐地指出：“如果我们作家对工业不感兴趣，那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就会发生问题。因为这表示了许多人，首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精神状态，还没有对工业发生热烈的感情。”把这个问题提到如此尖锐的高度，使李季震动了，他想，国家工业化的伟大事业在向我们招手，原来不熟悉的新生活，新事物，需要我们很快地去熟悉它。怎么能背上熟悉农村的包袱，对工业化建设无动于衷、裹足不前呢？！他经过深思熟虑，最后毅然决然地奔向新的生活根据地——玉门油矿。当时，我和第二批深入生活的作家以及文学界的许多同志一样，都由衷地赞美、佩服李季同志那种投入新生活的热情和探索新事物的勇气。
从长江之滨到戈壁滩上，从三边人到玉门人，这是李季创作旅程中的一个新起点。李季一到玉门，就一心扑在油矿的建设事业上。在他寄自玉门的来信中，那种热爱油矿的喜悦、激动之情跃然纸上。他写道：“这个地方说苦也的确苦，但甜的地方却比苦的地方更多。如果可能，我真愿意在这里住它一辈子，就光看那些黑得发着闪光的石油，它也会诱惑着你为它献出全部身心的。”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从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第一春，20多年来，他同祖国石油战线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所有的石油工地，从祁连山麓到尕斯湖畔，从克拉玛依到松辽平原，从柴达木到渤海湾，哪里有石油井架、钻台，哪里就有李季，就有李季的“石油诗”。“石油诗人”的桂冠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石油工人和广大群众对他的勤奋、忘我的创造性劳动的最高奖赏。
我深深怀念李季，不仅是因为他紧扣时代的脉搏，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坚持深入群众，扎根生活，堪称我们文学队伍的一个榜样；还在于他作为一个出色的文学组织活动家，在鼓励、推动作家同人民群众相结合方面，耗费了许多心血，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55年至1956年，李季担任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和粉碎“四人帮”后作协恢复工作至李季逝世这段时间，我曾两度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朝夕相处，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1955年冬季作协组织大批作家到农村去，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1956年作协、《人民日报》共同组织一批作家到全国各地旅行访问，写作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写。在这些活动中，充分显示了李季兼有诗人火样的热情和组织家务实的才能。这里，我想着重记述一下他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临近终点的时刻，是如何按照党的声音，关注作家投入新生活、反映新时代这个重大课题的。
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的《祝辞》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他要求我们的文艺塑造出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四化”创业者的光辉形象。
文代会一结束，李季就以极大的热情宣传、贯彻大会精神，全然不顾带病之身，以全副精力投入繁杂的组织工作。那段时间，他每天都来作协机关上班或开会，从他那含着微笑的面容、来去匆匆的步履中，我们感到他的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精力异乎寻常的旺盛。他只要能挤出一点时间，就跑进我们创作联络部的办公室来议形势，谈工作，常常是谈笑风生，眉飞色舞，气氛相当活跃。他三番两次地对我们谈起：要通过多种方式引导作家去熟悉新的生活，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去看一看“四化”建设的先进地区，看一看现实生活中积极的、正面的东西。不仅考虑工业方面，农业、林业、交通等其他方面也要组织。在“四化”建设中起带动作用的一些方面，作家所关心、感兴趣的一些方面，都可以组织作家去看一看。他还提醒我们，组织这类活动，要讲求效果，但又不能要求立竿见影。只要作家真正感到兴趣和有益，以后在创作上总是会开花结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