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5年初沙汀离开创委会回四川，三年多后我也调往河北工作，到1978年春沙汀又奉调来京，这中间二十多个春秋，我们之间除了偶尔通信，或在开会时见上一面外，就很少联系了。十年动乱的噩梦醒来，迎来了历史新时期的曙光。1978年春，我从报上刊登的全国政协委员会名单中，见到了沙汀的名字，分外喜悦，当即写了一信寄往政协会议秘书处转沙汀，没过几天就收到了他的复信。那时，我在河北一所工科院校做秘书工作。在“四害”横行的年代，我也由于一度当过周扬的业务秘书，写过几篇宣扬所谓“黑八论”的文章，而被看作文艺黑线的“危险人物”、“大红人”、“小爬虫”，迟迟不予恢复组织生活，最后被踢出文艺界，打发到一所与我所学所长毫不沾边的机电学院去了。沙汀了解到我的处境，在回信中热情地勉励我找机会归队，回文学战线工作。后来经过他多方联系，在全国文联、作协恢复工作时，终于我又回到了文学岗位。从此，我们的接触和交往又频繁起来。我们有过多次自由的、无拘束的话题广泛的长谈，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文学创作问题和文艺界的信息、动态。
在1984年秋天的一次谈话中，沙汀向我谈起，最近正在思索建国30多年来，特别是“文革”前17年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他说：我反复考虑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富有经验的老作家建国后没写出多少有分量的作品？茅盾当了文化部长，也就写不成小说了。巴金还是他以前写的那些中长篇。张天翼除了写了一点儿童文学，也没写多少。艾芜写得不算少，但写得好的，还是《南行记续篇》这类题材的作品。周立波情况稍好一些，写出了《山乡巨变》等。沙汀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一是我们安排作家当这个“代表”、那个“委员”，或者是当局长、主席，陷在文山会海之中，没有多少创作时间，加上各种运动、学习，作家不能深入到生活中去，在群众中扎根。照顾作家，主要不是让他们当代表、当委员，而是应当给他们提供较好的创作条件、生活条件，切实保证创作时间。二是在创作题材上，一定要贯彻百花齐放，坚持多样化。不能把写重大题材、现实题材，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而忽略了其他方面。每个作家都有他熟悉的一个方面、一个地方，有他的优势和擅长，老舍写北京，李劼人写成都，艾芜解放后虽曾下鞍钢，但他的生活积累主要还是《南行记》时期的。让作家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只有在他真正熟悉并有了真切的感受、体验之后。沙汀还以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实践为例，说是因为头脑中有不少条条框框，长时间不敢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不敢写反面人物——解放前夕到解放初期的恶霸、豪绅。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冲破思想牢笼，放开手脚，写出了中篇小说《红石滩》。
沙汀说的这两点，是他的切身体会，是积数十年之经验做出的总结，确实值得我们深长思之。沙汀建国后自觉地服从党的分配，做了40多年文艺团体的行政组织工作。说实在的，这很难说是“用其所长”。他是一个作家气质很浓的人，一门心思要搞创作，既有生活经历，又有创作才华，如果及早把他从行政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他从事自己所熟悉和擅长的题材的创作，也许我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还会增添几个独特的、具有艺术魅力的典型形象哩。
在沙汀60年创作生涯中，无论是在敌后根据地还是家乡的苦竹庵，是在繁杂的行政工作岗位上还是疾病缠身住进医院时，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几十年来，他不仅写出了几百万字的作品，而且一直坚持记日记。1984年秋，他对我说：现在我掌握两点，一是不出头露面；二是集中精力写回忆录，整理自己的文稿、日记。我去看望他时，不止一次地见他戴着老花镜兴致勃勃地在阅读誊写出来的日记。他告诉我：过去的日记，今天读起来，依然觉得很有味道。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巴金、周扬、沈从文、张天翼、严文井、陈白尘等当时的一些谈话内容，在日记中都有记载，既有具体描写，又有对话，昨夜看到十一二点，还不想休息。读到有些地方，自己竟不禁放声笑了出来，甚至坐不住，跳了起来。他坐在一把竹制小椅子上，对我谈起这些情况时，依然兴高采烈，激动不已。
沙汀一再告诫我：要注意记日记，写散文、随笔。切不要小看这件事，干咱们这一行的，凡有所见、所闻、所感，就要记上一笔。并让我珍惜自己目前所处的岗位，把接触到的人和事随时记录下来；乃至把50年代参加作协工作以后，对文学界一些主要人物的言行及几次重大论争的情况，趁着记忆力强的时候，尽量记录下来。这些，以后也许都是最珍贵的历史资料。他还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写文坛上的人和事，一定要实事求是，掌握分寸。当我1985年访问匈牙利归来后，他读到我在《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的几篇散文，又从成都写信来鼓励我：“你写得不错……满怀信心地写下去吧。不一定都发表，哪怕每天写出几百字，应该把写作当作日课，一天不动笔就算缺勤。”他同冰心、巴金老人一样，主张讲真话，写真情实感，敢以肝胆见人。有一次，他谈道：有的同志对自己，光讲好的一面。一个人哪能没有缺点和弱点呢？巴金就不是这样，他在《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里，就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袒露在读者面前。沙汀说，自己在《敌后七十五天》一书中也是写了在敌后的思想情绪的，如想家，想老婆孩子，等等。他多次谈到自己没能在敌后坚持下来，是在一次严峻的考验中不合格。他描述自己写《敌后七十五天》的心情，有点像卢梭写《忏悔录》似的。沙汀这种严于律己、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晚年的沙汀，可说是百病丛生。那年，已是春暖花开季节，我去看望他，只见面庞瘦削的老头，一个人孤独地坐在一张沙发上，室内温度较低，他穿着棉袄棉裤，着了棉鞋，还围着围巾。没有老伴照顾，儿女又不在身边，生活上困难真不少。他一再对我说：“你看，咋整啊！”当时北京订牛奶还有限制，作协机关开了信，也只能订一个月，沙汀不无牢骚地说：“就凭我这把年纪，也该让吃牛奶呀！”那时，他的级别还没定为副部级，有了病，不能进高干门诊检查。处于这样困难的境地，他不禁发出“人生七十古来稀，活到近80岁了，也快见马克思了”的感慨，同时他又不时激励自己：还是要花些时间认真治一治病，加强营养、锻炼，争取早日恢复健康，以便把一些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沙汀终因患青光眼，造成双目失明，不能看书读报，也不能写作了。当我听他发出“这下子可苦了”的哀叹时，我为他内心的极度痛苦而震撼。是呵，一个写了一辈子的人，把写作视为第二生命的人，一旦失去了劳动能力，被迫放下紧握了几十年的笔，怎能不感到心如刀割呢？！
每次见面叙谈之后，当我辞别的时候，尽管他步履维艰，颤巍巍的，但总要坚持送我下楼，或送到电梯门口。有一次，他一手搭着我的肩膀，边走边说，依依惜别，最后握别时，深情地说了一句：“好像见面的机会不多了，见一次少一次！”我见他眼眶湿润了，这时我竟说不出一句能给他以慰藉的话来。如今，他已驾鹤仙逝，我们真的再也不能见面，再也不能促膝谈心了。然而，当我翻开手边那本摄影家潘德润拍摄的《文学家艺术家肖像选》，凝视着那张我与沙汀在305医院病房里的合影，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依然在激励和鞭策我在文学路上继续前行。
1992年12月30日
我心目中的沙汀——致官晋东
收读11月7日来信，欣悉大著《跋涉与寻觅——沙汀评传》已发排，不久即可问世。这是你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占有丰富的资料，做了深入的研究之后写出的一部专著，我为你在作家研究上取得的新成果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沙汀同志是驰名我国现、当代文坛的一位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小说大家，是人品文品俱佳、素为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所敬重的文学老前辈之一。在60年的创作生涯中，沙汀坚持以“取材要严，开掘要深”（鲁迅语）为座右铭，运用现实主义的雕刻刀，刻画出一幅幅生动逼真、富有地方色彩的川西北乡镇的风俗画，雕塑出一个个栩栩如生、入木三分的偏僻乡镇的众生相。他以其严谨、冷静、深沉、含蓄的创作风格，在我国现、当代作家群中独树一帜。为这样一位新文学的老战士立传，描述他漫长艰辛的人生道路，评析他卷帙浩繁的作品，论述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经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想，文学界的同行以至广大文学爱好者、读者将会怀着很大的热情和兴趣来阅读你写的这本评传，以便更多更好地了解沙汀，研究沙汀，学习沙汀。
我之所以渴望读到这本评传，还有一缕特殊的感情，那是因为50年代初我曾有幸在沙汀麾下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是我跨进文学门槛后最早的一位领路人。“文革”之后，沙汀又是勉励并帮助我“归队”（由一所工科院校回到文学工作岗位）的热心人。正因为如此，尽管前些年我已先后读过黄曼君的《论沙汀的现实主义创作》、吴福辉的《沙汀传》等论著，今天我仍然急切地希望通过你的这本评传来加深对沙汀生平和创作道路的了解。在同沙汀的长期交往中，无论是在为文还是为人方面，他都曾给我以亲切的教诲和启示，尤其是在下列几方面，留下特别清晰、深刻的印象：一是强调作家必须同生活、同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他把自己创作的根须深深扎在故乡的土地上，竭力摆脱行政组织工作的纠缠，争取一切机会投身到人民生活的海洋中去。他痛感“文山会海”淹没了许多有才华、有潜力的作家，一再大声疾呼：爱护作家，照顾作家，主要不是让他们当代表，当委员，或当这个“长”那个“长”，而是真正给他们提供深入生活、从事创作的条件。二是强调坚持创作题材的多样化，百花齐放。一定要让作家写他所熟悉的生活，老舍写北京，李劼人写成都，扬长避短，无论如何不要强人所难。三是不吝心血和精力地扶持文学新人，关心、帮助他们成长。对石果，对《红岩》作者，对周克芹，莫不是如此。从50年代热情推荐石果的短篇《喜期》，到80年代为石果的长篇《沧桑三部曲》的出书奔走呼号，我是亲眼看到沙汀是如何竭尽全力的。四是须臾不离笔杆，把写作当作自己的第二生命。他曾不止一次地勉励我：“要随时记录下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感受、见闻，养成写日记、散文、随笔的习惯。”“应当把写作当作日课，一天不动笔，就算缺勤。”每次我去探望他，在卧房兼工作间里，或在医院的病房里，总见他伏案写作，笔耕不辍。正是这种锲而不舍、辛勤劳作的精神，才使他年逾古稀之后，仍能推出《青坡》《木鱼山》《红石滩》三部中篇。五是他的为人质朴、热情、真诚、坦率。他是个爱激动，易兴奋，爱憎分明，感情丰富的人。对他所器重、喜爱的人，往往是击节称赏，拍案叫绝；对他所厌恶、蔑视的人，那是疾恶如仇，毫不留情。在沙汀这样一个老同志、老作家身上，堪作楷模的品格作风，当然不止上面说到的这一些，我只是粗线条地勾勒了一个轮廓罢了。
你在信中让我为大著作序，这实在不敢当。因为我对沙汀丰富的生活阅历只知道一鳞半爪，对他的内涵深厚的作品又没有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岂敢信口开河，说长道短。然而我热爱、敬重沙汀，又真诚地支持你做了为沙汀立传这件好事，乃情不自禁地写下这些不着边际的印象和感受，权当你主演的精彩纷呈的好戏前头的开场锣鼓吧。
翘首以待大著早日问世。
1992年11月19日
一定要把写作当作日课——沙汀在医院也不停笔
上世纪50年代初，我跨进中国作家协会门槛后，第一个上级是严文井，第二个上级就是沙汀。
当今的年轻读者对沙汀这个名字也许已相当陌生。沙汀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作家。他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方法描绘旧中国四川农村的风俗画，擅长深沉含蓄的讽刺，作品富有浓郁的乡土色彩。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长篇小说《淘金记》等都是他的代表作。50年代初沙汀担任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期间，我任创委会秘书，是他麾下的一个助手。十年浩劫后，沙汀曾担任了三四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1982年调到中国作协，专业从事创作。他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之一，我在作协创联部、书记处岗位上，不时有事需要登门求教。加上他是我的老上级，又是忘年交，每聚到一起，往往无拘无束，推心置腹，无话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