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花城》中篇小说综评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习惯于在平淡无奇中虚掷光阴，对于《花城》这样一个曾经领导当代文学风骚的大型刊物来说，在1990年这个毫无诗意的年份也不得不分享这份寂寞，这确实是一个令人伤心的历史事实。于是，当我读到1990年《花城》刊载的中篇小说时，虽无绝姓逢生的喜悦，倒也有心安理得的欣慰。这些有限的追求和探索虽无回天之术，却也来之不易。
当代文学已经丧失了时代精神的或意识形态的热点，因此它当然也就无主流（或主潮）可寻，当我面对《花城》1990年刊载的21篇中篇小说（不包括“特区军旅文学”栏目），试图找到某个中心或流向时，我感到力不从心。而理解一段文学史（即使是像1990年的《花城》这样一个历史片断）总是要做出某种概括，我知道我面临最为棘手的难题，我惟一勉为其难所能做的就是在最低限度上按题材来划分出几个块状结构。在这21篇小说中，取材于都市生活的作品占据一半，其中有四篇刻意表现”都市意识”：林坚的《别人的城市》、王树增的《禁止忧郁》、刘毅然的《金属灵魂》、王朔的《给我顶住》；其他数篇虽取材于都市生活，但并无明确的“都市意识”。另一类作品偏向写作所史故事，虽然称之为“历史故事”未必出自久远的过去，但与表现都市现实生活的那类作品比较而言，确实具有某种深邃的历史感。这类作品写得比较成功的有莫言的《父亲在民佚连里》、高光的《墙》、唐栋的《红鞋》、苏童的《妇女生活》以及阎强国的《战争之梦》。这类小说有些叙述时间跨度较大，乃至延续至今，但它强调的是“历史感觉”，表达一种“改写”历史的欲望。
困扰的都市：在现代主义边缘的写作现代都市把它巨大的阴影投掷在文明史的进程中，在近代以来的艺术史中贯穿着“恢复的浪漫主义”传统，它以反抗现代文明或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为己任。在20世纪的现代主义者那里，“都市意识”硅然不是那些奔腾的感觉，狂怪的张力，不是都市里拔地丽起的尖拱顶和反射灿烂阳光的耀眼的玻璃橱窗；更主要的是都市那永远不可排遗的阴影，它不仅像牢笼一样构成你生存的地狱，而且渗透到你的内心，形成你情感和记忆中的永久的忧郁旋律。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的“都市意识”显然是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存在主义）的影响，它与新时期文学中一直起支配作用的古典人道主义的“人”的主题合并而构成都市文学的哲学基础，其主题强调的重点在于：都市空间构筑的压抑感、孤独焦虑心理、个人与社会与他人的偏离、无处皈依的末世情调等等。
无庸讳言，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的写作一直笼罩着西方现代主义的阴影，这也许有双重原因：一方面，中国现代都市生活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不可避免要吸取西方现代文明的成果，因而它也会面临西方现代文明所遭遇的生存现实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80年代中期以来就深受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都市文学更无例外，其写作范本超不出卡夫卡、索尔，贝娄、黑塞、F.司各特、菲茨杰托德、J.D塞林格、J.乔伊斯等人，而“都市意识”在哲学意义上超不出存在主义哲学开掘的广度和深度。因此，都市题材的写作试图在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和心态上有所造就确实相当困难，如何写出当代中国都市的特殊生活图景及都市人的生存心态，避免重弹现代主义老调，则是其突破的惟一途径。
《花城》1990年刊载的都市题材的中篇小说毫无疑问面临这样的困难，如何写出生活于都市中的当代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方式精神状态和心理意识是这些中篇的共同追求，因功力不足或感觉错位则义另当别论。不管如何，这是困境巾的苦斗，它那勉为其难的姿态使我不得小打消苛责的念头。林坚的《别人的城市》（第1期）描述了沿海开放城市光怪陆离的生活场景，作者着意刻画的是各种人的生活态度。这里有暴发户、打工仔、时髦的公司小姐、雅皮士和殉情者，他们的活动构成无序的都市生活的主要部分。故事讲述人“我”处于无法进入都市生活的困扰之中，“我”的犹疑徘徊不过是困守住内心的道德理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然而，“我”的那种拒绝和不参与都市混杂堕落生活中去的人生态度揭示得并不充分，他的现实理由、个人历史（家族）的依据、历史的或文化的渊源、精神信仰……等等都未得到深刻有力的表达，因而，《别人的城市》透示出的人生态度徒具姿态而没有实质的蕴涵，其主题容易在现代主义习惯表述的“局外人”、“城市孤独感”等意义上得到辨认。当然，作者触及到的中国新兴都市生活中的道德理想和信仰危机问题完全有可能在“传统与现代”的古老模式中翻出新意。这显然需要深厚的哲学的和艺术的功力——这当然是苛求了。《别人的城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叙事明朗清晰，朴实而毫不做作，虽然主题发掘得不够深刻，但没有大多数写都市生活的作品惯常流露的无病呻吟。显然，叙事中缺乏必要的描写情境与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相配置，使故事缺乏情调意蕴，“我”过多地作为那些事件的“参与者”，而不足“旁观者”，也阻碍了心理意识和情境的表达。
王树增的《禁止忧郁》（第4期）看上去写的是都市之外的故事，如抓鸟、玩鸟，道德冲突之类，但是，隐蔽得很深的“都市意识”却是作品真正的灵魂如果说林坚的《别人的城市》把都市看成一种外在框架和生活场所的话，那么，王树增则更注重探索“部市”如何构成生存无可摆脱的内在阴影，林坚的那个“我”面临的是进入“别人的城市”的困难，向王树增的那个于援朝则是陷入摆脱“都市”的困境。都市生活具有如此巨大的构成力量，道德沦丧和虚假伪善构成都市人的基本行为方式。于援朝在一大堆浑浑噩噩的都市生活中企图不染污泥，他是惟一有“自我意识”的人，然而他也只有在想象中超越白我。
这篇小说在叙事方面颇具匠心。故事呈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抓鸟的线索，另一条是身陷都市中的家庭、人事纠葛。小说一开始先讲述抓鸟的故事，随后转到城里的家庭生活，作为前景的关于“鸟”的故事愈来愈淡化而转变为背景，“寻找百灵鸟”到后来更像是想象、梦境和寓言。事实上，这里的“百灵鸟”与都市的混杂生活形成对立，关于百灵鸟的那些描写都可以读成是对都市生活的讽喻性表达，而对“鸟”的向往也就是对未经文明教化的大自然的向往，对自由的向往，对一种幸福境界的向往。
这使人想起梅特林克的《青鸟》，正如“青鸟”是幸福的象征一样，“百灵鸟”亦可作如是观。围困于都市生活中的于援朝，不过是把“百灵鸟”看成一种寄托，这与其说是一种理想，不如是一种逃避。他的双重性就在于他仅仅是个幻想的逃避者，面临现实的种种难题，他的表现拙劣不堪，他不仅是一个戴绿帽子的丈夫，同时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负心郎，他除了在幻想中完成对百灵鸟的捕捉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其他作为呢？
当然，于援朝有一种随遇而安的优良品格，这一意义上他颇具现代都市人的风格，他夜闯老男作家藏娇金屋，却能心安理得听完老男作家的夸夸其谈：他打算到“苦女作品研讨会”上解决离婚问题，却义为老婆慧文的绰约风姿所倾心，被这个风骚娘们哄得团团转。结果他为白己竟连只好鸟都没有而感到强烈的悲哀：“这悲哀打击着他使他痛不欲生，泪如泉涌。在这极度的悲哀中，他更加懒懒地、懒懒地，走向万家灯火之中。”百灵鸟可望而不可及，于援朝终究还是懒懒地走向那万家灯火之中。
应该承认，王树增非常准确地把握住现代都市人的那种两难处境及对自己处境的认同态度，随遇而安是解决生存困境的惟一办法。在这一意义上，《禁止忧郁》较之自徐星以来的都市文学的显著特征在于，主角始终处于听凭生活或命运摆布的境遇，主角的自我意识被一连串的认同当下存在境遇的行为所消解，“自我”不再具有那种虚张声势的反抗的和拒绝的力量，而是处于不断的被剥夺和错位之中。徐星的那个“我”事实上是一个有能力有信心的人，他不过是用玩世不恭来证明他的存在的独特性而已。然而，王树增的于援朝却像一块随波逐流的木块，他总是被生活拖着走，他摆脱生活的惟一希望就是去弄只像样的百灵鸟。“百灵鸟”的双重寓言功能就在于它既喻示一种超越性的理想境界，同时又意味着这种理想的卑微；在抽象意义上的至善至美，与在形而下意义上的低劣奇怪地统一在“百灵鸟”的寓言意义上，这使得作者对于援朝的形象始终保持一种警惕，他不会升天，也不会下地狱，他只能在现实中听凭命运摆布，随遇而安。在这一意义上，王树增多少把握住“后现代主义”的生存态度及超越的不可能性，认同不完整的现实境遇，随遇而安，用幻想替代现实。显然，在这里，传统小说中的那种深挚的痛苦和现代主义者惯常表达的愤恨与抗议，都被“反讽”的大量运用消解了。“反讽”在叙事巾并不仅仅起到修辞的作用，同时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生存态度，它促使主角与生活分离却又抑制了他的人格力量升华的可能，它抨击了一切既定的牛存规则却卫与虚假的理想主义保持距离。尽管《禁止忧郁》尚欠些火候，例如，反讽并没有完全压制住理想主义的色彩，题目叫“禁止忧郁”，但叙事并未压抑住深深的忧郁，黑色幽默的效果被忧郁冲淡了；百灵鸟的象征意味有些雷同，于援朝的正面品性有夸大之嫌，蓝鸥是个很有潜力的形象，但处理得过于简陋，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这篇小说在1990年无可争议是一篇相当小错的作品，遗憾的是它没有引起文坛应有的关注。
刘毅然踩着《摇滚青年》的节奏在都市里翩翩起舞，我知道他同时在写几类小说，例如《父亲与河》、《违反军规》那一类。
也许刘毅然更偏爱都市生活，他确实对都市的空间有着特殊的敏感，那些节奏、声响、忧伤、欲望和力度，刘毅然都渴望把它们转化为奔腾向前的语言句式。显然我的偏爱仅只是就刘毅然的整体创作而占，而就“都市文学”的范围来看，刘毅然有关都市题材的作品无疑独树一帜。《金属灵魂》（第5期）显示了刘毅然惯常的那种舒畅的节奏和涌溢而出的激情，蜿蜒伸展的长句式表示了无法遏止的精神焦虑与话语欲望。《金属灵魂》讲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的叙述动机由于隐藏着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精神而显得有些不真实。一个美丽的美国少女先后爱上两个中国青年，不妨说他们在为发展国际友谊和世界和平作贡献。这个美丽纯情的美国少女类似童话世界中的白雪公主，只可惜两个中国青年都是落难王子，为了使他们之间的国际地位拉平，刘毅然设法使这个美丽的美国少女吸上毒而且经历一次流产（这是不是有点残酷？）。这个故事令人不可思议，作为一次幻想的满足则是恰如其分。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最令中国青年沮丧的莫过于帝国主义分子大肆掠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妇女资源，仅此而言，刘毅然讲述的这个不太真实的故事却隐含着非常真实的情感基础。也许这个故事有些像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所说的那样，这种故事是以民族主义寓言形式讲述的第三世界话语。然而，事实上，“民族主义寓言”在故事的讲述中完全为浪漫情调所掩盖，这不能不归咎于刘毅然的天性。他的天性倾向于让世界充满爱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或个人私欲的恨，结果刘毅然把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民族主义的寓言改变成一个充满浪漫情调的都市爱情故事，它看上去更像德克萨斯州或田纳西州的某个小城镇发生的事，不管是在古典还是在现代的意义卜，理解与爱这永恒的主题无疑得到非常充分的表达。
尽管王朔一直是在以一种方法、一种句式讲着同一个故事——男人和女人的故事，但是他讲的故事却永远可读、好读。也许王朔不过是想当个畅销小说作家，他从来就没有也不愿意扮演什么“先锋派”的角色，他的写作姿态的挑战性意义，完全是为我们这个一本正经的社会夸大的。不管怎么说，王朔的小说最为切近当代都市生活，这得自于他非常自如地运用那些都市的“文化代码”，诸如咖啡座、喧嚷的街市、黄昏中的树荫、夜幕下的街灯、酒吧、舞厅和影剧院等等；与之相应的是“行动代码”，诸如倒买倒卖、谈情说爱、无所事事、惹是生非等等；而把这些东西铰合拼贴在一起的当然是王朔最拿手的调侃对话。
《给我顶住》（第6期）再次显示了王朔驾驭都市情调的能力，虽然王朔的嘲讽已经失去了挑战性的社会意义，但却依然不失文学的修辞效果。嘲讽在现代生活中是一把锐利无比的软刀子，它杀人不见血，它拆穿纸糊的任何东西而又无须赔偿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