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显然在写作史诗式的作品，历史的变迁结构随着几代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冲突而展开。白孝文和鹿兆鹏的矛盾。引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背景。革命的选择与斗争，在偶然性的环节中发生并向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白孝文一度落到吸食鸦片、讨饭乞食的地步，却为了一个饭碗加入国民党；鹿兆鹏却以早期共产党人的英勇姿态显得大义凛然，尽管偶有过失，例如从弟弟手中夺来女友白灵，这就有些偏离革命英雄的经赡形象。中国社会代代相传的宗法制度及其权力斗争，到了20世纪上半叶演化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作昔在写出斗争的历史演变的同时，也喻示着这种斗争的非历史化本质，亦即这种斗争不过是对不同时期的历史采用的各种表现形式而已。
斗争的结果，那些参与斗争的人们都没有什么令人欣慰的下场，共产党人鹿兆鹏下落不明，白孝文迅速窃取革命胜利果实，伟大的革命斗争一在鹿子霖看来，终究还是没有逃脱白鹿两家的争斗。
《白鹿原》试图在历史文化和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上束揭示人性，或者说它力图在人性的多面性和丰富性的层面上折射出中国民族的文化蕴含。作为一部“史诗式”的巨著，如果从更高的艺术来看它，则不能不说《白鹿原》蕴含着多种矛盾和似是而非的东西。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怀有的那种理想化的态度，由此所表达的宗法制的传统观念，试网以此来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作为走向世界的民族性标记，则显得差强人意。作者试图重写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神话，但显然对这个神话的基本把握并没有超出五六十年代那些经典现宴主义作品所确立的模式。
它在结构上和故事的编排上与50年代那些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作品有相近之处，两个家族的争斗模式也与《古船》相去未远，它在语言句式方面吸取了一些新潮小说的长处，显示了陈忠实兼收并蓄的大度……等等，这些也多少都使它的独创性略打折扣。至于那些细腻生动的性描写固然出于揭示人性和宗法社会的根本内涵的需要，但它过分渲染的笔调，不能不说已经与商业主义结下不解之缘。尽管如此，这部作品以它宏伟的气势，壮阔的历史背景，对人物的多方面表现，以及洗练的语言风格，标志着当代长篇小说所达到的艺术水准。
相比较而言，贾平凹的《废都》则以惊世骇俗的笔法，令1993年的中国文坛神魂颠倒、这部名为“废都”的作品，显然表，下作者试图描写当今时代文化（和精神）面临的严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小说的叙市也向着这个主题推进，（由于本书有专史沧述这部作品，存此仅作简要论述）
对性的趣味构成文化溃败时代部分人处置生活的特殊方式，贾平凹的叙事、与然无可厚非，只不过贾平凹的叙事隐藏着多重矛盾，包含着小步似是而非的东西。这小仅表现在庄之蝶与那些女人的关系上，也表现在叙事方式及其所关涉到的文化母本上，这个关于当代文化人颓败的故事，又与中同占代的一些典籍结下不解之缘。这些男人和女人带着太多的古籍的痕迹（例如《红楼梦》、《金瓶梅》、《西厢记》、《浮生六记》、《翠潇庵记》、《闲情偶记》等等）。对当代文化溃败的表达，又转化为对中国古代那些典籍的开掘和模仿。特别是那些煞有介事的书，它们卓有成效地沟通了人们关于中国古代那些禁淫书的文化记忆，同时起到巨大的广告式的诱惑作用。尽管《废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它采用的诸多商业主义的广告手法一时令人难以释怀，但《废都》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溃败状况还是作了十分尖锐的揭示，如果不过分追究它和古籍的关系，这部作品在叙事方面无疑极为精当老到，甚至它的那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本身，也是对当代文化面临的危机进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指认。
其他或结语：当代性流向和纯文学的出路试图全面论述1993年的长篇小说，这篇短文显然力不从心。本文不过力图给出一个轮廓、一个侧面、一种流向而已。不少作品依然在探究变动社会中个人存在的价值和理由这种当代性的主题。多年以来，我们的作家不能深入把握而前的现实。
一些讲述现实故事的作品，通常部显得稚拙和肤浅。正闪为如此，面向当代生活的作品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马瑞芳的《蓝眼睛，黑眼睛》写外同留学生与中国女学生一见钟情的故事，以此为核心，小说广泛描写了80年代初的人学生活和社会现实。尽管作者还带有过强的浪漫主义态度和理想主义的倾向，大部分人物都可以见出新时期文学的那种理想色彩和人道主义观念，但从传统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小说还是很精彩地描写了中外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伦理观念产生的一系列冲突，细致揭示了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对青年的情爱心理把握樽十分恰当，对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也给予了尖锐的揭露。
作品的叙事文笔优美，感情充盈饱满，情节结构和谐自然，都可见出作者的艺术修养。
刘毅然的《欲念军规》表现一群年轻的工兵战士的生活，他们面对困难的那种勇气和他们的个人情感构成了某种反差。
刘毅然乐于看到新一代的战士回到个人的内心生活所表现出的纯朴情怀，远离战争也远离意识形态的和平年代的军旅生活，充满着青春期的欲念和骚动不安，被刘毅然叙述得有声有色，具有一种感人至深的纯朴力量。洪峰的《和平年代》力图把几个青年男女的生活与父辈及朝鲜战争联系起来，那些政治的和战争的阴髟在“和平年代”依然是无法拒绝的幽灵，它们尤为轻易地在男女的情爱间隙徘徊。洪峰擅长于写作那些性爱游戏，它们与一些似是而非的死亡事件相纠缠，虽然没有多少深度性意昧，却也有效地使洪峰的叙事有着某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形而上意念。
很显然。1993年可以看成“纯文学”复活的年份，也可以看成“纯文学”与精英主义彻底诀别的一年。这一年被称之为“纯文学”的作品大举进入书摊，同样，那些通俗读物也挂起了“严肃”、“精品”的招牌。例如，像《骚土》这种作品以它不伦不类的面目竟然也风行一时。它的封面赫然印着“承金瓶之莲露，渍红楼之顽玉”，它的扉页在对“性描写”作了一通蛊惑人心的解释之后，居然大言不惭地写道：“《骚土》应该成为那个荒诞时代的一部经典，”1993年像这样的“经典之作”并不少见，它们以挂羊头卖狗肉的姿态与读者打情骂俏，这种做派已经在90年代的文坛迅速蔓延，它已经成为文学在商业主义时代寻找出路的主要方式之一。甚至像《英儿》这部类似“绝命书”的传世之作，也从上到下散发着商业主义的气息。顾城以他怪诞的姿势，用他的笔和斧头写作了这部书，他无疑期待这部作品具有惊天动地的神奇效果。然而，这个现代主义的东方梦游者，这个新时期最后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所有的预谋和期望都被中国90年代无处不在的商业主义彻底愚弄，这个悲剧英雄成为这个时代可有可无的笑柄。
纵观1993年的长篇小说，尽管说商业主义迅速向“纯文学”渗透，但依然有一部分作家在作着严肃而认真的思考。面对大众，面向现实，这是“纯文学”必须正视的现状；但是，“正视”不是简单的认同，不是一味放低姿态，随意填平鸿沟。只有坚持艺术探索，以守望者的姿态把握住我们变动现实的真实内涵，严肃文学才能真正“正视”自身的历史命运，在走向市场的年代找到自己恰当的立足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