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黑的时候，赶着牛归来，沉闷的黄土塬有了些许少阴凉的风，因了这分清爽，人便欢跃起来，竟忘了劳作一天的疲惫。婆姨们你说我笑，孩子们挎着小篮儿一蹦一跳，“叽叽喳喳”地吵，半拉房里便有了进进出出的人，山村又恢复了昨晚的气氛。日子就这样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小孩子变成了粗脖子的壮汉，壮汉又变成了脸上布满黄土沟壑般皱纹的老人。村里再老的人儿，都能清楚地知道，哪个哪个山峁上几棵榆树啥时候掉了叶子，又啥时候萌出榆钱。
我不打算追溯半拉房的历史，它也许是最古老的人类居住方式之一。当我在深沟巨壑中穿行，看着高低错落，倚着地势自然和谐地散布着的半拉房时，不禁从心灵深处发出感慨和赞叹。人生于天地之间，天地犹如父母。在黄土塬深处，天空灰蒙，大地苍黄，人的肤色也黄褐，天地间浑然一色，这一点，更具极其深刻的象征意义。一间间的半拉房在黄土塬上站立，进出的是人和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群黄种人在这天高地远，一派苍黄的高原上默默地耕种，收获，任风悠悠，任雨悠悠，任岁月悠悠这确实就是一种精神，一种至纯、至真的人生自然境界。
1991.10
石窟艺术的东进
1600年前，中原和尚乐傅西行至敦煌鸣沙山下。时值黄昏，霞光万道，乐4尊瞥见对面三危山一派金光耀眼，似“状有千佛”，惊为佛光，连忙滚鞍落马，拜伏于地。从此，乐傅奔走募捐，“造窟一龛”，不久，有个叫法良的僧人，在第一窟的旁边又凿了第二窟。于是这里一代一代，凿窟造像，香火不绝，形成了敦煌石窟建筑群。这是中国最早的最大的石窟艺术工程。之前，在中国土地上最早的石窟坐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麓，距拜城70多公里的明屋达格山的山壁之上，叫克孜尔千佛洞，开建于3世纪。从克孜克里克千佛洞沿着古丝绸之路东行，新疆还有著名的帕孜克里克千佛洞。
石窟艺术是佛教寺庙的一种建筑形式，起源于古印度。由于佛主释迦牟尼是在荒山岩窟中修行得道的，所以，佛教的传人们便在山间开凿石庳，雕造佛像之风随之兴起。2000年前，随着佛教从西边传入中国，石窟艺术也伴随着佛教从著名的丝绸之路东进了中国。在千佛洞从开凿到完成的一千年里，正是丝绸之路开通的全盛时期，石窟群为丝绸之路提供了一个融汇中国、希腊和印度文明的文化艺术宝库。戈壁和黄沙作证，在漫长的岁月里，无数僧侣、商人、士兵在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行色匆匆，将他们孤独的身影与满天红霞融和在一起。
石窟艺术的东进，使继敦煌莫高窟之后，甘肃有了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十多座著名石窟寺交相辉映。从甘肃继续东进，还有著名的宁夏须弥山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四川的大足石刻等。这些众多的石窟寺是中国灿烂的石窟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然而，这些众多的石窟在其衾现形式上也是各具特色的，著名的敦煌莫高窟492个美仑美奂的洞窟是以在石窟内进行彩绘佛像而受到中外人士顶礼膜拜的；而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却以精湛的泥塑佛教造像技术而蜚声中外；云冈石窟以高超的石雕艺术名著典籍；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被称为云冈石窟的续篇，四川大足石刻又是中国晚期石窟寺艺术最优秀杰出的代表。应该说，在中国的石窟艺术群体当中，大同的云冈石窟具有承上启下，不可替代的里程碑式的重要价值和作用。
雁北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主要地区。大同位居内外长城之间，又是汉民族与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交往的重要场所。公元1世纪末，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原居黑龙江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地区的鲜卑族拓跋部自东北向西南迁徙，势力日渐强大。公元398年建立了北魏王朝的道武帝拓跋洼将国都自内蒙古盛乐（今和林格乐境内）迁至平城（今大同），到公元494年孝文帝再次迁都洛阳。大同作为北魏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几近百年。由于拓跋王朝没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入主平城之后，为了解决日趋紧张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鲜卑人不得不从汉族统治阶级的思想信仰中寻找出路。在北魏王朝148年的统治中，在大同就定都达近百年，在这近百年当中，就有5位皇帝和1位南安王主政。为了统治的需要，这6位皇帝大多信奉佛教，致使佛教传入东土之后，在北魏达到了旺盛期，北魏皇帝崇佛便是云冈石窟开凿的重要条件。而造成云冈石窟开凿的直接原因还要从太武帝拓跋焘的灭佛谈起。
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后十分崇信佛教，他是北魏诸帝中在位最久（长达28年）、武功最高的一位皇帝。后来，太武帝由于听信了北方道教首领寇谦之和司徒崔浩的谏言，再加上公元445年，陕西发生盖吴起义，太武帝在平叛中发现长安寺院藏有兵器，认为僧众和盖吴一起谋反，又看到寺院藏有女人，于是在公元446年，太武帝下诏书在全国灭佛，“诸有图像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毁灭佛法。佛教传入中国后首次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太武帝灭佛后不久即身染重病，他开始对灭佛之举后悔。虽然诛杀了崔浩等人，但最终也未能换回太武帝的性命。太武帝的孙子文成帝继位后，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也为了给太武帝灭佛进行忏悔，即下令在全国恢逝复佛教，并将在太武灭佛中幸免于难的高僧昙曜和尚请回平城。据史书记载，一日，昙曜路遇文成帝车队，昙曜的袈裟被皇帝的马咬住不放。由于有“马识善人”的说法，文成帝以师礼待昙曜。昙曜征得文成皇帝同意，在京城西武周山开痕I凿石壁，造窟5所。文成帝任命昙曜为沙门统，主持开凿的那5所洞窟，就是现在的从第十六到二十窟这5个洞窟。从公元460年开始，武周山下聚集着数万名工匠，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创造了这一石破天惊的传世之作。
云冈石窟离文化名城大同市16公里。45个洞窟在延绵一公里的武周山上自然起伏。昙曜五窟的开凿揭开了云冈石窟大规模雕凿的序幕，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北方佛教中心已从凉州转到大同。云冈石窟的出现使北魏的佛教具有了十分强烈的国家政治色彩。主要表现在早期开凿的5个洞窟已经成为人们礼佛、拜佛如同礼皇帝的政治场所了。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鄄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这样描绘过它的盛况：“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大，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境，缀目新眺。”1000多年来，云冈石窟受到了风化、水蚀和地震的破坏，损毁现象十分严重，加上大量的煤车在石窟门前走过，扬起的煤尘飘落佛的头顶、肩上，给佛像的脸部积上一层黑灰，也给我的心上蒙上了一层阴影。
法国前总统蓬皮杜先生讲过一句话.“云冈石窟无疑是人类艺术的顶峰之一。”云冈石窟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艺术魂宝，这不仅是炎黄子孙而且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让这座真容巨壮的石雕艺术宝库永远不朽，让云冈石窟世世代代地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祖先和我们的后人。
离开云冈，我们向呼和浩特进发，野茫茫的道路成了草原，在这里所有的文明迹象与原始贫困等同共存，时间和空间都失去了意义，一切都湮没为滚滚沙尘。太阳每天带着塞外的光芒沉落。迷茫的荒陌古道显出了神奇的光芒，不原始的漠风扬起尘沙继续东进。
我尽力地想象那些岁月的盛况。
19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