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这一事件的人文内涵，往往可以独辟蹊径，胜人一筹。1981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头条发了我写的消息《黄河水奔流千里到达天津》，当年被评为全国好新闻，原因就是独家新闻一向为记者所孜孜以求。我认为在众多记者一窝蜂扑向同一事件时，能否在稿中写了水更写了人，写了事态更写了心态。文章中我用较多笔墨写了冀鲁豫三省水过家门而不引、千方百计送天津的博大胸襟，从而摆脱了写动态稿见物不见人的窠臼。大邱庄当年曾被热炒，但后来我从许多渠道以及直接接触中感知禹作敏过于骄横。有两年我只作调研，冷静观之。后来报道禹作敏的东西常常是连篇累牍，当一篇重点文章刚见报几天，禹作敏被刑事拘留后判刑了。在禹作敏出事后大邱庄长期被媒体冷落。当时我认为禹作敏犯法大邱庄老百姓不应该也进入冷宫，更不等于那里的改革终止，对其现状国内外还是非常关心的。在上海章世鸿同志过津时，我俩专门去采访了一次，见到那里还是不错的，更认为改革应继续，群众应鼓励，乃率先发稿《大邱庄生产秩序正常》。稿到报社后，总编辑范敬宜亲自定题并请示了中宣部，于翌日在头版见报。这一新闻立即被海内外媒体转载，大邱庄也很快又火热起来。别人热炒你岿然不动，别人束手你敢于打破僵局，这都是一种独立风范。见事是静若处子，还是动如脱兔？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在于实事求是和以人为本，也可以说是人文精神和新闻规律的拥抱。人文关怀是上上下下都喜闻乐见的社会动向，写好了就是新闻中的精品。
记者的采访是任务、是工作，也是对自己最好的营养。在采访中有些人使我永远难忘。我曾当场听过李瑞环讲“老百姓最可爱，老百姓最可怜，老百姓最可怕”，我眼见过他在农村倾听下情，在座谈会上立即叫市政公用局局长给一个老太太解决煤气问题。我曾采访过革命老人帅孟奇，在她那朴素的小庭院里，我知道了一个年轻时受过国民党监狱里的酷刑、年老时又受过“四人帮”的囚禁和折磨的既往，和她因误传爱人牺牲此后再未结婚，无保留地全部献给党的一生，最后搬家时仅两个小皮箱的故事。我采访白方礼时，探知了他之所以把蹬三轮绕地球15圈、挣得的30万元全部捐给贫困生，是因为自幼有失学之苦，助贫是他最大的开心！这些人生探访，使我深感中国人传统的仁厚之心，使我看到共产党内有很多睿智和无私的人。说到底，在我当首席记者的任期内，没什么惊人之作。但如有来生，我仍愿做一个记者，我一定要继续寻求这种富有人文精神的珍品和精华。新闻虽是“露珠”，但其中的人文精神却可融入历史的长河生生不息、传之久远。
《人民日报》驻省市记者和报社领导人接触机会不多，但也许正是由于接触少，总是碰到一些难忘的人和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人，就是社长胡绩伟。1981年春，他在“天津一招”对我作了一次谈话后，一起乘车到无缝钢管厂、大邱庄等基层去作采访，在车上我们又海阔天空话家常。胡绩伟同志是老报人了，他1916年生于四川威远，先后在成都华西大学数学系、四川大学政治系读书，1936年参加组织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主编过《大声周刊》《星芒报》。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赴延安。先后任《边区群众报》《解放日报》采通部主任、主编、副社长、总编辑。他是1952年调到《人民日报》的，历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他在了解我1957年的遭遇时感慨系之，并插话说：当初延安有一老友在单位反右派时，一见跟自己不错的领导因为没完成5%右派定额着急，就挺身而出、自报奋勇说算我一个吧！结果也受了22年罪。可是到落实政策时档案里没有材料，享受不了有关待遇，又经历了很多波折。同车的几位同志听了感慨不已。第二天他应石坚同志之邀，在《天津日报》给全体编辑记者作了一次讲话。大意是党报记者必须是为着贯彻党的方针而奋斗的战士，党报记者决不能是一个有闻必录的消极记录者，而应该是各种新鲜事物的积极的提倡者和组织者，必须密切地与群众联系，记载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不但要启发他们的觉悟，引导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喉舌、共患难的朋友。同时，报纸也应该是我们党手中有力的自我批评的武器，监督自己队伍中的错误与弱点，要接受“文革”中盲目追随领导的错误，并以实事求是的同志态度加以批评与指摘，帮助其克服与改正。胡绩伟那年大概是64岁，一口四川口音，思路清晰，既娓娓而谈，又铿锵有力，富于亲和力与穿透力。这些话引起大家心底的共鸣和热烈的掌声，我更是十分感动。他的讲话使我的办报理念得到升华。日后记者部副主任商恺同志告诉我，开始有人对你年已50进入《人民日报》曾有微词，后来一看还不错。正是由于胡绩伟对沧桑世事的深刻理解和识人之力，尽管我已人到中年，他仍毫不犹豫，拍板吸纳，这在当时条件下属一种特例，后来就绝无仅有了。
1981年初我到《人民日报》报到，李庄同志任总编辑。他在编辑部三楼遇见我时，主动和我打招呼：“老肖，欢迎你！”使我感到犹如一位处过多年的老大伯。1983年7月，我受命到记者部值班半年，其间到国家审计署作了一次采访，成稿后需要请主管的副总理薄一波审稿，我匆匆写了一封信，连稿子放在一起请报社交通员到国务院送“薄一波办公室”。第二天我正在等稿子。忽见李庄同志拿着一封信神情严肃地进入记者部办公室，他有些激动地口吃着说：“老肖，你这封给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信是、是、是怎么写的？你自己看看……”我慌忙拿过来一看，登时脸就红了。“尊敬的薄一波同志：您好！因此稿拟于明天见报，麻烦您给以审正。谢谢。”其中把“明日见报”误写为“明日见面”！李庄问：“你还要跟人家见面吗？啊？”然后笑着拍了几下我的肩膀就走了。这时，我是一脑门子汗。不过仅此而已。不久，天津市的引滦入津工程搞得轰轰烈烈，即将水到渠成，报社叫我和艾丰、石德连组成报道小组，深入工地采访作较大规模报道。当时的天津副市长、引滦总指挥李瑞环专门和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记者把引滦的背景、趣事和发展作了一次深入的谈话，那时还没有录音机，我作了详细记录，回报社汇报时，李庄同志亲自来听得很仔细，表现出对追踪新事物的浓厚兴趣。我值班半年即回天津。过了两年，忽然接到李庄同志一个电话，托我找《天津日报》总编吴炳晶办一件事。我当即照办无误。事后，这位仁厚的李庄先后两次来电话，请我和吴炳晶去京时，务必到他那里去吃顿便饭。我们都谢绝了。过后，他的专著《〈 人民日报 〉风雨四十年》出版后，给我们一人寄来一本。这位富于亲和力、勤奋而正直的忠厚长者，患病多年于2006年3月3日仙逝。
还有两位我所难忘的总编，也都已先后去世了。一位是2002年10月24日心脏病突发，倒在岗位上的许中田。几天前我们驻外地记者回报社过“重阳节”，他还各桌敬酒，我见他有些消瘦，还劝他多多注意身体，没想到没出一个月他竟猝然离世。我是1993年春到吉林开北方记者片会时结识他的，那时他还是吉林省委宣传部长。这个人很平实，和人一见如故。过了两年他调《人民日报》社先后任副社长、总编辑、社长。《人民日报》是个藏龙卧虎之地，老许来了总以“新兵”自称，但他在任七年颇有政绩。他注意增强报纸新闻性和舆论监督力度，推进版面改革，完善自动化采编网络系统。在指挥和组织那几年抗击大洪水、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飞机被撞等重大事件的报道上把握得当、颇见功力。尤为使人难忘的是他是个既有亮色又有暖色的人。他去世后，人们含泪谈到几件事，在报社他路上碰到下级，总要微笑打招呼。出国要到记者站看药箱里存着什么东西，总是心疼记者生活太简单了，有时就和记者一起吃碗方便面做午餐。去南京晚上公务活动结束，又爬六楼到记者家里抱抱孩子聊聊天。到天津来有一次和我聊了一个小时，那时我已是离休多年，属于边缘人物了。就在他去世前的9月29日，在他主持下对离退休人员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医疗就诊等问题作了许多体贴入微的规定。平时也多方提倡要形成尊老、爱老、敬老的风气。但他对自己的健康情况太不注意了。
再一位就是王若水。人之一生往往最难忘的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1999年夏去云南旅游，在饱览丽江、大理绝佳风光之际，巧遇老记者章世鸿和理论家、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一路谈天说地海阔天空，使我感到是一次难得的精神会餐。再过两年后王若水在美国哈佛大学就溘然长逝了。章、王两位都是我在《人民日报》久仰的老同事、老上级，但从无机会深谈。老章和我分别是驻沪、津首席记者，章世鸿堪称是首席记者中的首席。他于1945年入党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1953年即调入《人民日报》长期在理论部工作，他在采访和写作中水平高、视野宽、见事深，经常有精湛的头题见报。离休后他浪迹天涯，酷爱旅游，有“当代徐霞客”之称。他理论思维活跃，不仅佳作迭出而且谈资涉及古今中外社会、人生、哲学、历史、艺术，尤其关注改革、关注民情、关注社会热点，一路上娓娓谈来使我如入山阴道上。老章和王若水曾共事多年，比我要熟悉得多。但我知道，王若水在新闻界和理论界则有着更高的学养、成就和知名度。他那丰富而曲折的经历非这篇小文所能尽述，有论者一言以蔽之曰：“智慧的痛苦”。他晚年有幸与不幸。那年他已73岁，当时他不仅经历了一些未可逆料的白云苍狗，又遭遇离婚和肺癌。但看上去他依然是那么俊逸和清癯，平实而乐观，典型的一位思想者。我从20世纪50年代初读《桌子的哲学》，对他那明白如话而又深刻有趣的哲理文章即留下深刻印象。我调《人民日报》后每逢各地记者聚会谈情况时，他总是入座倾听到最后，表现出一个理论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渴望。在大理一路行来，我就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理论问题向他请教。他笑着说，眼下一些官员本应是人民的公仆，但他由于脱离了社会脱离了人民，凌驾于群众之上，变成了人民的老爷，这不就是异化吗？“文革”中许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有些人疯狂迫害他人，实际变成了狼；而领袖则被神化。这三种情况都是人性的异化：异化成鬼、异化成兽、异化成神。我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性，要提倡人道主义，反对兽道主义和神道主义。他又就现实许多流弊谈到发挥民主监督、反对异化的迫切性，并就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等多所论述，我心里一个强烈的念头是回去好好读他的书。这时他的爱人走过来关照他的冷暖，我这才在近处观察闻名已久的王夫人冯媛。这位看去既清新飘逸又很有思想的女士，是1987年和王若水喜结连理的，那年冯媛26岁王若水62岁，在云南这次相聚，冯媛37岁王若水73岁。据说，他们第一次相遇时，冯媛向王自我介绍：我叫冯媛，不过不是左右逢源的逢和源。在当时的情况下，这话有千斤重。王若水会心一笑。这就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士为知己者死，爱情更是如此。王若水晚年病中之所以在抗拒病魔和多所著述上取得惊人成就，和冯嫒的百般照护是分不开的。在大理的古城上，我请他俩相依相偎，留下一张笑容满面的双人照。在2001年1月9日凌晨哲人其萎后，我常常拿出这张照片看，我感到一种酸楚，又感到一种丰盈，我感到一种短暂，又感到一种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