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人与人之间，无论多么高的职务也是老张、老王相称。相反，你要是“社长”、“总编”毕恭毕敬地称谓，倒显得有些生分了。1990年夏天我头一次见社长高狄，他好像还知道我，他说，我叫高狄，你叫肖荻。聊了会儿家常。邵华泽总编往往每到春节就应天津好友孙海麟副市长之约，携眷到天津来休息、叙旧，常常打电话叫我去陪同聊天儿。范敬宜总编在承德开发行会时，在饭桌上和我聊起彼此怎么打成右派的。后来我遇上一个难题，记者站里一个搞房地产、负责为天津几位老记者解决住房的人，工作上直接和上边打交道，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不仅虚与委蛇，历经三四年把盖好的房子变成宾馆，而且在我去质问时，他的假话顺嘴就来，把正在建设，但已经卖出去的一处房子说是给我的。过了三四个月我去看房时竟和买家碰到一起，使我大失所望。这个人当面对你巧笑倩兮，口称“你是我的恩人，我包你到老舒舒服服！”（ 他是我向报社介绍的七个备选后继人之一。后来他在一家歌厅喝醉了闹事被拘，我应报社委托把他从派出所保出来，如今竟这么“人一走、茶就凉” ）当我把这一难题向范敬宜谈后，他愤然说，在《经济日报》我就知道老同志退下来房子的难处，他立马叫有关部门通知那人，给老同志立即解决问题。于是，一个不应该一拖三四年的问题，几天里就解决了。由此可见，老范不仅是在驾驭报纸上才气纵横，在体贴他人疾苦、排忧解难上还是一个雷厉风行办实事的人。过了几年，很多情况我已十分隔膜，想不到那位红火一时的房地产开发者，在缺乏监督、财权独握中任意胡为，竟一头撞进铁窗，获刑20年。在报社我看到许多优秀的人，也遇到这么一个异类。
几许闲笔
从1981年到《人民日报》，到1996年正式离休；从离休到现在，在心中回旋不已的歌，就是马玉涛唱的“马儿呀，你慢些走哇慢些走！”光阴似箭，时不我待。如今我每年自由撰稿仍有不少文章见报，到几个省转了转，继西欧、东南亚、日本、哈萨克斯坦，又到澳大利亚、新西兰一游，总是感到时间不够用。有朋友开玩笑问我，看你老是挺开心的样子，是不是你中了头奖？我从来无此奢望，还生怕一不留神得了500万，闹得五饥六瘦。心情好，是我悟出一个人生哲理。一位德国人说：“结局好，整体才好。”等于是“老来无憾，等于一生无憾”。想当年反右时，才一出事，有六七个报纸大标题黑乎乎揭露我如何如何，一时之间杀气腾腾。有许多故交都说，肖荻这回算完了。有一位原来还不错的朋友，在路上遇见，当我伸出手去，他竟然顾左右而言他，不认得了。也难怪，阶级斗争嘛。至今，过春节时有一次原机关一对伉俪给我来电话：“老肖哇，过去的事就不要多想啦，一切要向前看，快快乐乐度晚年！”其实，我早已不为过去种种苦涩自已了。过了这些年，原来青年文工团里两个领导、青年宫里两个领导、《天津青年报》里两个领导，按说都比我过得平安无事，却都一一谢世，一度大倒其霉的我，却心态平和地健在。唯一值得自豪的是，在这二十几年的坎坷中，我竟没有一天是在要死要活的沮丧中度过的。我为自己设计了一套甘当普通劳动者的人生路，“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抬起头活着！在最难度过的日子，我用作诗来自我排遣，我不让名利忧患来损坏自己的心脏。在农场和铸造厂里我还被委托办过小报，我一个人既采访，又编辑，刻蜡板、写黑板报来给那些苦干者增添一点鼓励。在农场剧团里我还写过一些剧本，给那些郁闷的人增添一点活下去的乐趣。至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化蝶”，对我早已成为现实。与那些在“文革”磨难中惨遭不测的众多国家元勋、文坛巨星、无辜好人相比，我这点遭遇又算什么？我认为，我的一生可以给那些遭遇挫折企图自杀的人一个启迪。不必！你只要丢掉名利枷锁，自食其力者顶天立地，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的是乳汁和快乐。迈开腿，走过去，前面是个天！
使我深为感激的是家里人对我无保留的爱。当年，我遭难后被大卡车押送农场时，报社派了两位彪形大汉一左一右傍着我回家取行李。我走后老爹老娘哭了一整天。那时我的工资从16级100多元锐减为每月3元零花钱，为补家用，母亲到街道小厂干杂活，用榔头把弯钉子砸直，多次把手指砸伤。她惦记我到农场后的生活，用那微薄的收入，买了一只烧鸡和几斤苹果，大冬天顶风冒雪跑了100多里地去看我。1958年冬天的天气比起现在要冷得多。有一些探望儿女的家属，在去一个最远的盐场的路上遇见狂风大作，走得累了便在一棵大树下坐下来歇歇，没想到竟冻死在那里。据说，在寒天冻地谁如果坐下休息，要拿鞭子抽他，迫使他走起来跑起来，否则必死无疑。信哉斯言。1960年我因疝气动手术，正赶上节粮度荒，母亲又想尽办法买了10个鸡蛋到医院看我，那鸡蛋是当时价格昂贵的稀罕物，那是她不知砸了多少弯钉子换来的。这些年我们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只可惜已是“子欲孝而亲不在”了。我的妻儿似乎都有着与我母亲同样的善良和坚强。1963年闹大水，形势危急。许多管教干部每人准备了一套木板床准备逃水患，“劳”字号的人则是上堤从事日日夜夜的抗洪大战。此时，本来在市里住着看小孩的妻子竟然抱着孩子，光着脚蹚着水跑来看我，准备和我共生死，我一抬头见她那样子便明白了，她是一个和亲人相濡以沫不惜命的人。有人说，没有谁的生活是百分之百完美无缺的。上帝的安排是：甲这方面好一些，那方面差一些；乙那方面好一些，这方面差一些。我们尝够了“贫贱夫妻百事哀”，但也收获了患难与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幸福。我的两个孩子在艰难生活中自强不息，后来都在南开大学毕业，进入较好的岗位。多年来，在我内心里总是感到对不起他们，小时候无论怎么淘气，我从未打过他们一下。但有一次女孩儿在大雨中把伞丢掉，我那时竟穷极生疯推打她的后背一下，催她去把伞找回来。在急风暴雨中孩子跑去找伞，几乎撞倒在电线杆子上，幸亏被一位好心人拉住。男孩儿则因为多年住宿条件差，不知在哪里受了潮湿，后来患强直性脊柱炎。这是生活留给我的伤痛。但孩子们知难而进，女孩儿在百忙中业余读到博士生；男孩坚持锻炼，能照常工作没垮下去。天作之合，女婿和儿媳均是好学求进、敦厚勤奋之人，小家庭和谐而富于生气。我希望我的后代，每个人均能秉持忠厚之心，平实、平和但又不畏风险地工作和生活，不管上帝怎样安排，永远把我们家族这种善良和坚强的基因传下去。
当年，我就没想到老来能有坐看花开花落的闲适心情。退下来，我坚持日行十里地，月写几篇稿。更可贵的是，有一帮“老地下”、“老难友”、“老报人”，隔三差五，聚在一起，掏心窝子谈天说地，大到宇宙洪荒，小到家长里短，敞开心扉，肝胆相照。大家几乎有一个同感，晚年堪称是一生最好的日子；再有呢，这一辈子有许多问题一如雾里看花，年老了，读读、看看、聊聊，一如《人民日报》老作家袁鹰和《天津日报》总编辑鲁思不约而同说过的：要活个明白。这也算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吧。人生回到原点，50多年前，在泊镇那个小村里，将自己这一滴水融入奔腾呼啸的大海，不就是为了对真理不断地追求吗？
我的兄弟姐妹
一
活到如今不算希奇的古稀，你既非鬼才李敖那样才高八斗、睥睨群雄，更非大师季羡林那样学富五车、步步莲花，你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儿，已成了和“新潮”、“前卫”、“新新人类”相去甚远的“老派人”。但明清家具和出土文物还越老越值钱呢，老派人身上就没有可说的东西吗？
这一辈老年人刚解放时十七八岁上下，身处新旧社会光明与黑暗巨变的两重天，他们热爱新中国的感情，来自血肉联系的生活体验。从我最熟悉的一奶同胞说吧，我弟兄姊妹五个，最小的是妹妹，其他四人各差两岁，挨肩大，我行二。小时要出去拜年，哥儿几个鱼贯而行，一色袍子、马褂、红帽刺，很是威风。其实，均是母亲、奶奶善于剪裁，以大改小、递次传承下来的。那时，全家紧紧巴巴，仅凭我父亲给人家商号当会计为生。父亲几十年管账无一笔差错，做人无一处闪失。解放后脑出血大病一场，感到歇长了照拿工资心里过不去，领导再三劝阻，他还是坚决办了退职。他就是这么个耿直人。据县史和家谱记载，在燕王扫北时，我家祖先从湖北移民到静海县唐官屯，而家住独流的姥姥家乃岳飞后裔。这些，朦朦胧胧，姑妄听之，也许或多或少会折射到我们的性格中。但幼年深深给我们心灵打上烙印的，还是日本鬼子这个杀人如麻的反面教员。
我在1937年夏天，随家里大人逃难到安徽宣城，勉强住了一年，返回老家在宣城等火车时，忽然来了七八架翅膀上带红膏药的日军飞机。丢炸弹时，亮晶晶、白闪闪，犹如散金碎银，煞是好看。但那飞机俯冲时的鬼叫声，炸弹轰鸣时的山崩地裂，无辜老百姓的血肉横飞，时过六七十年，音犹在耳！之前，我们的童年原来声声入耳的是文昌阁县立完小的风铃声，胡同小贩的各种悠闲的叫卖声，夜晚街头戏迷高亢的梆子腔，但日寇入侵后这些甜美的小镇风情，立即变成鬼子兵操练时横蛮无忌的军歌、铁蹄声，尤其是日本鬼子练习时“啊斗”的喊杀声。在唐官屯，我亲眼见过军容不整的“国军”南撤，也亲耳听过日军在瘆人的“啊斗”声中捅死“八路军探子”。这一切，使我们在胜利之后对腐败不堪的国民党从失望到厌弃，而是倾心于救国救民的中国共产党。老一辈人的政治思想就是这么形成的，爱国来于亡国的切肤之痛，谁救国我们就衷心拥护谁，拥护就是实打实地响应号召。
二
我大哥家衡解放前失学失业，赶上家与国最困难的时候。但久旱逢甘霖，解放后他很快就业于新华书店，几十年来在书海里拼搏了一辈子。他为人诚朴敬业，全身心投入那其乐无穷的书籍经营中。1954年他总结出一套“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的先进经验，在全行业中推广。我是1948年在南开中学上高二时参加地下党，后去解放区穿着棉军装入城。三弟家谦则在1949年春天上初中时，见到四野招收南下工作团学员的大布告，未与家中打招呼便报名投身军旅生涯。四弟家壮和小妹家娴，解放后有机会上了大学，那时“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口号震天响，一个考入北京钢铁学院，一个奔了北京农业大学。家壮在毕业后本已分配留校，但他坚决选择了新疆。
在人生的征途上，我们兄弟姊妹几人不约而同地入了党，在专业成就上老大家衡是高级经济师、老二家鼎是高级记者、老三家谦是高级政工师、老四家壮是高级工程师、老五家娴是高级农艺师。如今回首往事，既非碌碌无为，也非轰轰烈烈，在芸芸众生中属于最“草根”、最“老黄牛”的那种人。但响应号召不等于一帆风顺、波澜不惊。在共和国经历风风雨雨的大背景下，各自也品尝了未可预料的风险。老三因行军中的风湿劳累，到武汉就得了熬人的强直性脊柱炎，后来几经调动到了北京医科院党委，评了先进还治好了病，算是转祸为福。吃苦最多的是老四。幸亏他自幼粗壮、厚实，在新疆长达36年的拼搏中，大多是在崇山峻岭中的“创业艰难百战多”。先是到兵团后峡建钢铁厂，后又奉调去天山深处和静巴仑台建“小三线”军用钢铁厂。厂址在两座山峰之间，气候加倍恶劣，夏天也要披棉衣。他任党委书记，和职工们一起支帐篷、挖地窝安营扎寨，不到五个月炼出了第一炉钢。但由于资源先天不足、生产难以为继，3000多人生活无着。后来逼得就地取材，先后转产水泥和玻璃，他为了请人才、学经验、找图纸，往返大江南北各地，磨破嘴皮、跑破铁鞋，人累得又黑又瘦。最终他们不仅转产水泥成功，而且在1985年生产出新疆历史上第一块平板玻璃！
生活中还有另一种波澜。1957年我因言获罪打入冷宫22年，并给兄弟姊妹及后辈带来数不清的株连。“文革”来临时我大哥被领导分配去刻写小报，废寝忘食中，一不留神将“万寿无疆”中的“万”字，错写成“无”字，这一无心之过，立即被整得死去活来。幸好在仰药自尽时，经抢救被阎老五又退回来。上述这些蹊跷事，当初谁能想得到呢？可在那“左”的风云莫测时，就是更大的倒霉，也不过是人间等闲事。
三
在坎坷中我曾眼见过一些人死于非命，一块干活的一位壮汉，在清砂时手起锤落，毛刺把他的眼球崩掉。而我干农活15年，抡大锤又7年，总算落个全须全尾。打倒“四人帮”后我已年近五十，落实政策回到《天津日报》，不到两年，《人民日报》老同志陈勇进来津建站选人，那命运的彩球不知怎么就打到我的头上。在工作中我毫无“五十打蔫”之感，每天都像老鹰寻兔、猛虎扑食一样去采访和写作。由于多年未操笔墨，写东西反而被认为没有“新华腔”、“人民调”，有一次当时的市委书记李瑞环还表扬我“写东西别具一格”，而表扬我的场合恰好是1957年整风鸣放中我因言获罪的地方。其实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也没有用什么心机去鳌里夺尊。我不过是以平常人、平常心去本分、努力地待人处事。在这本集子里，我就是这样知人论世的。
如今，我的弟兄姊妹们也各自进入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夕阳红”，尤其是妹妹家娴在北京农大帮助先生金瑞华教授和一群战友，经艰苦调研平反了国外无辜加于我国的一件“蠹蛾冤”，大大打开了水果的出口市场。归根结底一句话，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我们兄弟基本上还是那个老黄牛性格。但大环境变了，制度变了，人世间还是制度决定命运。实事求是、不搞瞎折腾，人们就可以多涌现一点智慧和力量。一滴水能看出大海。可以预期，假如“以人为本”、“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更多地落实，老百姓位卑不敢忘忧国，领导层虚怀若谷听下情，如一位伟人所说：“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国家的和平崛起，百姓的人尽其才，大地的物尽其用，不是指日可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