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岁月如诗二(2)

在农场的卑微人物中，使我更看到一些人在背负种种骂名之后仍未泯灭的真性情。中学数学教师王梦珏被打成右派送板桥后，长期两眼发直、寡言少语，并经常半夜起来数天上的星星，他因为弄不清这个好心发言得恶报的人生疑团而神经了！但他每天劳动用力十足，腰系草绳、衣衫褴褛、挺直腰板、来来去去，节粮度荒时饿得要命，他抓住耗子撕巴撕巴就吃。但就在那粮食贵如赤金时，他存了几张点心票，买了糕点用布密密包起来缝好，到小站邮局寄出，在包上写明：“寄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这就是一个中国教师的心，已然落魄到这步田地，心里还在惦念着自己一向敬爱的总理！点心被邮局扣下并转回农场，当时听到这消息的人无不拊掌大笑，但大笑之后又感到一阵心酸。再一个是天津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陈科正，这个一向作风严谨不苟言笑的青年，在1969年被遣送，回到安庆郊区农村。一天外出回家过一小河时感到桥板松动，心想，眼看就要下大雨，如别人踩上滑倒岂不危险，便跑回家中取来铁锨铲土修桥，此刻雷雨大作、狂风呼啸，陈科正在用力蹬锨时脚下一滑落入湍急的河水，几经挣扎未能上来，一个正直热诚的好青年就这么消失了。留日归来的音乐学院教师王可之，因精通外文被调公安六处李七庄一个翻译队，“文革”时被斗得万念俱灰，最后被发现在水上公园悬树自尽。奇怪的是，他上吊时用一块手巾将脸紧紧包住。熟悉他的人说，王可之这个人一向极其爱小孩儿，他是怕死后脸难看把游园的孩子吓着，所以自我遮盖。啊！直到告别人世时，他们还在想着他人、想着孩子，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反党反人民”？他 们不折不扣是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此言，一万个正确。培根说，“以史为鉴使人明智”。像反右、“文革”这样一些全民性的灾难就需要全民性的反思，才能把历史教训化为伟大力量，才不辜负当年那数不清的汗水、泪水和血水。老百姓“位卑未敢忘忧国”，领导人虚怀若谷听忠言，才是兴国之兆。从政治文化的深层次上，理性而科学地探讨这一运动的种种昭示，非这篇小文力所能及。几许闲笔，倘能为历史长河留下几滴逝水，便于愿足矣，也就算是“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吧！

《人民日报》十六年

我是1979年初才落实政策到《天津日报》工作的。此前，从1958年到1979年在农场修理地球15年，在铸造厂抡大锤7年。1979年初我给《天津日报》投了一篇稿，报道第三铸造厂的一些好事。稿子是给当年青年报的老同事、日报工业部主任胡世先寄去的，收到稿子他立马就喜冲冲跑到总编辑石坚那里说：“肖荻写稿来啦！”石坚同志告诉他说：“好，叫他来！”从编制上说，当年的《天津青年报》早已撤销，人员分别划入各报社，日报可以要你也可以不要你。前些年我也曾硬着头皮去日报人事处问过此事，均碰壁而归。但毕竟“天翻地覆慨而慷”。此刻，有伯乐美名的石总编拍板，《天津日报》伸出了热情的手。一个苦盼22年，遭受无数白眼不可得的乞求，就如此干净利索地解决了。此刻我已49岁。

“莫道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大气候的转变，给每个人带来了新的生机。我回到《天津日报》后，先后在总编室和政教部工作。1980年早春，报社派我随天津市市委领导人考察塘沽、汉沽、宁河，一行人有市委书记陈伟达，副书记、市长胡启立，市委办公厅的两位秘书、后来在全国政协和陕西省担当重任的郑万通和李建国。那时还没有开发区，在塘沽、汉沽、宁河，听党委汇报，下“天碱”、“天化”两大厂，看地震遗迹，在了解情况提出意见时，陈伟达和胡启立对工农业具有相当深厚的知识。那时还没有多少新建筑，吃饭大多是在临建棚里，饭菜也很简单。吃饭后，陈伟达、胡启立总是要去厨房里向大师傅诚恳致谢。对此次见闻，我写了一个长篇通讯《春潮涌动》发在《天津日报》上。出访将结束时，陈伟达叫我去作了一次个别谈话，问我愿不愿去市委工作。后来老领导、原副市长郭春源也问过我的工作问题。我均一一婉谢说：“我也就是干记者的料儿。”我久已不想仕途。

天不负我。1980年夏天，报社忽然通知我到天津宾馆会见一位《人民日报》来的老记者，原来是陈勇进同志身负为社里建站和选人的重任到了天津。陈老和日报总编辑石坚同志商量好，从《天津日报》部主任中遴选六人，然后由每人写稿一篇，再综合有关情况选其一。最后这彩球怎么就抛到我头上呢？我想并非是我有什么过人之处，是老天爷帮了我一把，一看这个人无辜倒霉了22年，该给他一点好运气了。确实是这样，我没有“五十打蔫儿”，而是意气风发在《天津日报》和《人民日报》经历了一生中最繁忙、也最幸福的岁月，连过去眼见我打入冷宫、认为这人完了的老同事都对我称羡不已。特别是到国家第一大报工作这份幸运，并非人皆有之。说到底，是党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正确政策使然。1981年初最后定局时，《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和副秘书长余焕春，还亲自到天津在第一招待所和我谈了一次话，而后带我跑了几个基层单位。后来《人民日报》钱里仁社长，到天津正式开会建站并宣布我“首席记者”的任命，是1987年12月12日。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和各界贵宾到会热情祝贺，颇有一番盛况。

建站初期，无房、无车，条件相当艰苦，后来报社车队给配了一辆趴窝老“丰田”，冬天早晨要用火烤一下才能发动，走到半路上不行了，我要下来帮司机李京推一把。房子是借《天津日报》的一间办公室，《天津日报》上上下下老同事对我很照顾，无车时石坚、肖元两位老总去市委开会，总不忘叫我搭车前去，并经常提示我一些重要信息，使我不至于才上任手足无措。但阴错阳差，后来出了一件令我大吃一惊的怪事。那是1990年秋天吧，去《天津日报》上班时，忽见记者站的房门被一只大铁钉给钉死了！后来一打听，是由于《天津日报》两个驻京记者在《人民日报》招待所有一间房，已用过两年，后来招待所实行承包要租金，不给，被请出。好，你清除我，我也照法抓药。于是一位智者就出了这么一个脑袋疼打屁股的办法。如今，记者站后继者大有作为，今天已具有宽阔、规范的“《人民日报》大厦”。过去那些事也许是他们想象不到的。那时发要闻稿一是打电报，二是电话传，三是托火车司机将稿子带到北京站，硬是做到了今晚发稿、明晨见报。

当时众兄弟单位在抢新闻上堪称人多势众。一度来站工作的石德连、孟晓云相继调回。我长时期是单打独斗，如何去放眼各行业、占领制高点？对此，应该感谢陈勇进同志，他虽在津时间不长，但给了我极好的传帮带。陈老平实练达，为人既有温馨的亲和力，又有独到的观察力。他说：《人民日报》记者，对多么大的官儿也不低他一头，对多么小的老百姓也不高人一头。他以八路军老干部的风度和谈吐，在天津和市委书记陈伟达等领导人，一见如故，谈天说地，同时在大邱庄、港口等地，他和基层干部、工人、农民很快就打成一片。过去二十多年我在泥里水里摸爬滚打，知道一点人间冷暖，我学习他的为人处世，很快在上上下下交了不少朋友。建站后市里一些领导同志如陈冰、李中垣等常来记者站看看、聊聊。寒冬大风天，李瑞环在大港油田井架旁把我叫到他车里取暖、聊天儿。基层许多人也反映我们一点也没“大记者”架子，愿和我们推心置腹。这些，对于广泛掌握信息大有裨益。陈勇进经常和当时的总编室主任陆超祺、值班副总编丁济沧等电话沟通，掌握全局。我没有他那么大面子，但每逢回北京参加记者部的会，我对当时老主任田流、商恺、纪希晨以及诸前辈的精彩讲话听得点滴不漏。至今我仍能记起，田流曰：“我是一不上班、二不当官，记者的办公室就是广阔天地……”高集、王天铎、高粮、刘宾雁、程光锐、金风、陈柏生、刘衡……谈笑风生，大量信息使我感到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心想：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做记者，当如是啊！这一切，使我迅速进入马不停蹄的记者生涯。老陈对采访和写作耳提面命，常提到的就是捕捉要敏感、出手要尖锐。他用那特有的河南口音简称之：“要尖，要尖！”尖者，尖锐和尖端也。正是依靠这些传帮带，在发稿质量上，我努力寻求既立足全国、又有地方特色的视角，且在数量上也逐步取得了较大的覆盖面。最多的一个年份，我发了八个头版头条。1988年我曾当选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并参加全国记协组织的广西游，新华总社有几位同志初见面时说，要查找李瑞环的新闻资料，你写的是最多的一个。分社社长张钦沛说，你写的稿子没有八股腔，能从跨行业里找新闻。这些反映，并不说明我有什么过人之处，但确是折射出《人民日报》无可替代的独特优势，也说明上级决定恢复记者站的必要性。举凡天津市发生的有全国传播意义的大事，我便竭尽所能地去找最重要的人、抓最重要的事、取最重要的话，尽快采写和发稿，并力求写得既有全局观点又有地方特色。在这方面，诸如1983年9月13日报道引滦入津的通讯《伟大的工程》、1987年11月24日报道天津市领导和市民交心座谈的头条新闻《天津广泛开展协商对话》、1997年1月11日报道天津市努力保护历史名城的通讯《城市，请留住历史》，都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反响。这些稿子反映了天津党和人民的创新精神。至于没有“八股腔”，不过是由于我乃是多年未务正业的一个“生瓜蛋子”而已。

对记者来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无论在哪个地方，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和新闻，并非天天发生。那么，在日常生活的涓涓溪流中，如何也能挖掘出“看似平凡却奇崛”的东西，抓到激动人心的独家新闻，我觉得这更是驻地记者的基本功。在这方面，我的体会就是：干记者，必须充分发挥人文精神。1982年5月2日我在《人民日报》头版发了一篇消息《胡耀邦同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欢聚》。事后《天津日报》总编辑石坚同志多次在一些会上提到：“耀邦同志讲话里有一点十分重要的东西，当时在座的几十位记者包括我，写稿时都忽略了。但肖荻却抓住了，这就是新闻敏感。”他指的是我在稿中有这么一段是别人没写到的：“当全国劳动模范张士珍谈到外地一位卖过菜的全国劳模（ 指李素文 ），在‘四人帮’横行时犯过错误，现在有了进步时，胡耀邦说：‘工人阶级就是要改造社会改造人，对犯过错误的要帮助，有了进步要欢迎！’。”别人忽略未写，我却情有独钟，其实是由于我22年的切身之痛，再就是我脑子里有一根弦：《人民日报》要抓最新的政策精神。耀邦同志这一宣示告诉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叫人永世不能翻身了。要宣传这种实事求是、宽容大度的精神，纠正和澄清既往的错误，也包括《人民日报》自己当年留下的“疙瘩”。1985年我在采访天津引滦工程时得知水利局长马树魁很有风格一再让贤，把正职让给年轻同志，在工作中鞠躬尽瘁。但几个方面的同志向我反映，1980年《人民日报》有一篇火力很大的通讯，阴错阳差误把马树魁纳入负面人物，这是多年来压在他心底的一块大石头。我经调查证实后，写了一篇通讯《有所争有所不争》，不复纠缠过去那些纠缠不清的矛盾，只谈今日老马的高尚风格，并附函向报社说明原委。总编辑李庄同志见稿后亲自找1980年写那篇稿的老同志征求意见，那位老同志原是个性格刚烈、脾气很大的同志，但他对此豁达大度，立即点头同意。1985年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头版见报后，也算还老马一个清白，在天津水利局引起轰动，反映是人心大快，并感谢《人民日报》实事求是。搬掉压在一个人或一群人心上的石头，恢复和珍重一个人的尊严，这不就是《人民日报》最具凝聚力的亮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