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保险箱”
之后，除了将你从劳教食堂换到就业职工食堂，从集体用铁桶打饭变为自己用碗打饭，从不准离开寸地到可以礼拜放假而外，那“摘帽右派”和“就业职工”同样被视为异类，被管教队长称为“你们”，而绝非“同志”；在社会上则你依然被人视为劳改犯，所谓“最高行政处分”云云谁能说得清呢？在这一次如大旱之望云霓，却盼来赤地千里之后，到1962年高层又传来“甄别右派”的“新精神儿”，有些内心同情这些倒霉人物的干警也悄悄相告，并将右派集中起来改善伙食、增加休息并叫各自复习课业，在“原职、原薪、原单位”的传言中许多学员大喜过望，有的竟拿过算盘来计算如补发工资可以拿到多少钱……岂知，那九天仙女一般的“新精神儿”，就如同大风天半空飘摇的塑料袋儿一样，不仅可望而不可及，不久竟汪洋一片都不见，从希望的浪尖又摔到失望的谷底。和我一同送农场的程海，他爱人为划清界限遂离异。到他摘帽后便复了婚。谁知后来进一步“阶级上纲”压力升级，遂又离婚，直到三中全会后才又复婚。这离——复——离——复中的万般苦涩，谁解其中味呢？有几位大学生右派余琦、陈代拂、章炎在听到“新精神儿”一场空欢喜后发了几句牢骚，便被二次劳教。有的已经不起命运的捉弄而神经错乱。有一位长相俊逸、天津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叫俞沛文，在沉重压力下突发癫狂而谗言妄语，遂被纳入“疯人班”，每天围着院墙没完没了地咯咯笑着跑圈，看上去无怨、无恨、无求、无盼，他就那么无忧无虑地笑着跑、跑着笑，人渐渐日趋消瘦，最后悄然而殁。
面对这一切起起伏伏，我也渐渐变得麻木。再好的传闻、多坏的消息我均漠然对之。那时的谚语是“一切得钱到手、饭到口才是真的！”随着日益严重的“阶级上纲”，大气压更趋窒闷。1964年四清开始，又一批批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送来板桥。有人哀叹：这“狗不理包子”不是一屉顶一屉，而是一屉压一屉，咱是压在最底层了。未几，“文革”开始，社会上传来种种腥风血雨，许多熟悉的领导人和老同志被红卫兵批斗摧残的消息纷至沓来。使我哀伤不已的是1948年暑假我从南开中学去解放区城工部学习时，在刘仁、荣高棠讲话后，上台细述土改见闻的康力同志竟也被迫坠楼身死，他那待人亲切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形势发展至此，那一向渴望即便扫厕所也可，希望重返社会摆脱劳改阴影的板桥老右们，却感到农场“相对安全”。1969年大遣送时，一个叫韩文远的技术干部右派竟因畏惧回乡挨斗，当夜在毛渠闸门丝杠上上吊自尽，他下半截身子泡在冰水中，一缕鲜血从嘴角流出，使人看了不寒而栗。另一个天津畜牧局的右派王文禄，被遣还乡后又回到农场附近摆摊修鞋，后来被七送七还，直至沿街乞讨也苦苦哀求重返劳改农场，不愿返乡挨斗受罪！也确实有一位老右回去受了大罪，说来这故事很惨。
原来是中学教员的王致中，当初肃反时因与一“反革命”重名而被错捕，白白蹲了两年监狱，放回来却未补发工资、亦未当众平反。整风鸣放时他向来校的一位市领导人提出上述要求，结果却全然碰壁，被划右劳教。在板桥屡提屡挨斗，大遣送时还乡后又提出要求平反，结果被饱以老拳，绝望后投河自尽。这些消息反馈回来，使得劳改之地变得温馨可恋，这真是世上少见的天方夜谭！十年浩劫把社会搞成一个血腥恐怖的世界，一时之间有人竟称板桥农场是“红色保险箱”！因为那里是一群匍匐在地无权、无钱、无门、无路的“死马”和“贱民”，红卫兵根本不屑一顾也。至此，倘说从戴帽打棍以来是凭借内在的思想斗争来化解重压，那么此时已变为以外在恐怖的幸免来取得一种苟安了。
暖色与亮色
尽管如此，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在政治高寒期的人间暖色。
我从1958年4月16日被送农场时，机关党委一负责同志送行时，悄悄说了一句话是：“争取还回到党的怀抱来。”这句话虽事隔22年才实现，但却一直成为暗夜鼓舞我奋进的明灯。我感到，人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别人倒霉时你能注入点温暖和希望即是大恩大德。
在板桥劳教队中有几位干警，一是右派集中的直属队长王伟，此人思维敏锐，谈吐犀利，心地善良。他从不没鼻子没脸指斥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几句话就能说到你心里去，启发你振作起来。他关心你的冷暖病患，甚至牵引红线帮两位解教的大龄异性学员喜结良缘。上面有“利好”的“新精神儿”，他就小作透露来鼓励绝望者。只可惜，1964年夏，他在四清中因什么历史问题挨整，吃安眠药自尽。再一位是天津公安六处干部李菊生，这位文静儒雅的年轻干部每下农场便到田头地边蹲下来，和声细气地跟你聊天儿，鼓励你别灰心，在那严酷环境中这么几句话就很感人了。只可惜，在十年浩劫中，他和四清中的王伟一样，虽然被“两劳人员”视为至尊至贵的队长也因什么历史问题被整得受不了，在双林农场一间小屋里用钢制表带割腕自杀了。与他感情极深的爱人闻听噩耗后，领着12岁的小女儿到水上公园，娘俩用手绢拴在一起双双跳湖自尽。这件事，至今谁听到后都为之泪下。
那些岁月人命如草芥。当时右派集中地的直属队有一间屋子，“文革”高潮时竟有三个人在同一间屋子、因不同原因、在不同时间自杀。第一个是原北京戏校教员、右派技术员张学武，因北京外调来人说翌日要斗他，夜里他用嫁接刀自刎而死，溅得满墙都是血。第二个是一位姓刘的管教队长，因厂部恢复党的生活时没叫他去参加，他胡思乱想，夜里在墙壁一个大钉子上悬绳自缢而亡。第三个是一个被队长当“拐棍儿”使用的职工，被揭发一些什么言行，被批斗几次受不住了，竟也在那只大钉子上悬绳自尽。看来，苟全性命于乱世难矣哉。但在管教队长中，也有既见义勇为又坚忍不拔的干部。有一位年轻的技术干部李敬章在得知我们几个虽有“保留公职”之名，却久久悬而不决时，他感到不平，便请命去帮助奔跑落实。所谓“保留公职”是我和天津大学讲师关西普、《工人日报 》记者谢文良三个人抱着的一个大“热火罐儿”，1957年处理右派时虽然统统戴帽，但有留原单位改造、降级、下放、监督改造、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六个等级。领导说“这都是为了分化阶级敌人”。当时由于保留公职，被其他人等羡慕得了不得，自己也多了一分咬牙的力量。但我们三人在1960年前后摘帽后，音讯杳然。大着胆子回原机关去请示，看到的是冷面朝天，一次次碰钉子。原来在打击右派上是急如星火，在按照政策、安置工作、分化右派上可就“说了不算”了。于是想当初引以为荣的“保留公职”一说，只不过成为“苦恼人的笑”。为人质朴又富正义感的农场技术干部李敬章一趟趟去有关机关跑落实，受到一些“阶级警惕性”特高的同事指责，但他不为所动。最终，由于档案上白纸写着黑字，经据理力争，硬是给批下来了。1973年初市革委政治部作出决定，给我们落实“保留公职”政策，对我比原级别降四级恢复干部身份，叫去一机局报到。这件事在农场右派中立即引起了轰动，许多人为我们三人欢呼：苦盼15年，可回到人民大队中去了！大家好像从这里又看到了一丝希望。
只可惜，事实又给了我一闷棍。一机局叫我去所属通用公司，通用公司叫我去下属第三铸造厂。这三个不同级别的人事科干部恰好都是女干部，这些本性应是温婉的女性，在运动文化的陶冶下，均都有着一副阶级斗争冷面孔，一见面，她们几乎使用同一口径的口吻问：“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吗？”这是杀伤力特强的见面礼！我默然。我的档案在你们手中还问什么？无非就是挥舞下马棒而已。果然，虽名义是恢复干部身份，却将我分到第三铸造厂最苦、最脏、最累的清砂车间继续劳改。这就是那时候口口声声读着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实践。厂方对我的“优待”，便是叫去清砂车间抡大锤、喷水枪，终日在铅色粉尘中干定量为57斤的特重体，其劳动强度比之农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在农场拼命改造、梦寐以求恢复干部身份、回到社会，就是继15年农业劳动之后，又有长达7年的从头到脚黑漆漆犹如乞丐一般的深入改造。但，在我的生活中确实出现了一个亮点：同组一位看似穿着埋汰、拙于言辞的老工人王恩荣，先是教我怎样使用和修理风镐，后来索性把他那好使的风镐给我使。在我调到水力清砂工序时，他又一再嘱咐我在持水枪操作时，一定要保持肌体干燥，告诉我不久前干这个活的通用公司总会计师老郭，就是在这儿当场电死的。他的嘱咐救了我一条命。他使我体会到普通老百姓金子一般的心肠，也给了我抱着平常心坚强活下去的信念。可惜，天不假年，半年后他竟因脑出血猝死，好人不长寿啊。但这一切告诉我，人间有真情，世间有暖色，力量来自老百姓。就是那遮天蔽日的沙尘暴袭来，满世界蒙上一层黄土时，那陌头春色和桃红柳绿是挡不住的！
希望在人间，不仅有这些雪中送炭的暖色，更在于这些罹难知识分子本性的亮色。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道：“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55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在这些被错划的人当中，有许多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干部，许多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人士和朋友，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以及许多政治上热情但不成熟的青年学生。”薄一波还说，“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并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
这些意见可谓切中肯綮。被弄到板桥改造的这些右派，其“罪因”说来实在是“语不惊人”，但改造起来可就“死不休”了。有位南开大学化学系学生说了本系一个事实：“化学系肃反等于零”，即以攻击肃反划右；另一位在发言中掉了一个“书袋”说“随着阶级的消灭，党也会消灭”。这本是马列主义的常识，竟被断章取义定为“恶攻”；有一个学生写信动员他的哥哥努力帮助党的整风，别的什么也没做，如此善意竟被打成煸动他人向党进攻。还有“扩大化”到近似笑话的两例：在右派大队食堂中有一人叫刘升堂，原来是炸果子的；一个叫衣宏图的，原来是烤点心的。他们是刚刚被合营的小业主，别人写大字报便稀里糊涂签个名子，最后也被凑进5%。
但就在如此扩大化而又长时期的政治高压下，一旦寒冬过去大地春回，老天有眼，上述所有这些老右统统得到“改正”。据我所知，这些人重新获得人的尊严后，也对得起这个“改正”。尽管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已逝若流水，但他们无一不是立即拼命工作，恨不得能追回一点失去的时间。在文化人中，刚到农场和我一起打草绳的著名诗人鲁藜，他的诗作更加美丽和深湛了；和我朝夕相处劳而改之的戏剧家吴同宾、民俗学家张仲、辩证法研究学者关西普，如今均多有著述；曾是右派大学生的姜伟棠成为北京有名的历史学者，秦福林成为天津“业大”的模范教师，周良彦成为许多重大发明的工程师……这些人为了和时间赛跑，常常是废寝忘食，如秦福林在担任教师时，自己还同时在补习着两门课以求多多蓄电。而姜伟棠、周良彦在不断作出新的贡献、钻研新的课题时，常常遨游书海、不眠不休，结果分别在年方62岁和63岁时，因心脑血管病而英年猝死，说来令人凄然泪下。1981年初，我调《人民日报》记者部工作，方知开会时在座的刘时平、刘宾雁、刘衡、吕建中、许仲英、高粮、林钢、王艾生等同志当年都曾经此洗礼。稍后从《经济日报》转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也是个中人。他们都分别闪现出生命的火花。后来我也有幸追随他们之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报社对这些人均委以重任。这一切证明，历经民族忧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实心实意的爱国者。许多人拍拍身上的尘土，便大步前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