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坐车路经天津内环线、中环线、外环线时便不由得生出一种感悟：1957年5月我是《天津青年报》第一个被揪出的靶子，我被围攻几天后，便受命到一间小屋去反省。中间出来解手时路过会议室便见原来斗我的人，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坐在被斗席上，沮丧不堪。原来风水在轮流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时之间，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但从时序上讲反右派还只是一小圈儿“内环线”。两年后反右倾机会主义时，原来报社反右斗争的主要骨干因说了些实话，也被纳入被斗席狠整一番，这可说是“中环线”了。及至“文化大革命”，报社在前两个运动主其事者本人遭遇触及皮肉，被造反派打下几颗牙来，这就是“外环线”了。这不过是当年“运动风景”中一个细部。放大来看，此类轮回可谓不胜枚举。反右时老舍先生写过一篇《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批判用语很重，篇尾还召唤：“同志们，不能温情，要警惕啊！”但曾几何时，“文革”中老舍先生被迫跳湖自杀。曾经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些围攻彭德怀者，转过来在十年浩劫中纷纷落难，就连功勋卓著、水平很高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最后在开封死去的时候，浑身背负着无所不用其极的骂名，一只脚光着耷拉在外面，下葬时连真名实姓都不能用！老舍先生呼喊的“要警惕啊”，警惕什么？历史是最公正、最无情的。“要警惕右，但更主要是防止‘左’”！历史告诉人们：跟着“左”跑，那么今天你给别人打棍扣帽，掉过头来明天挨整挨斗的就是你！这就是“运动年代”的铁律。一旦“左”的东西占了全局性、压倒性的主流，你就是再高的智商、再大的功劳也逃不过这一恶性循环！这一条教训记不住，谁能保证历史不再走进“这个房间”呢？西谚有云：“不会向过去学习，就会不断地重复过去。”
一些新闻界同行还常问我：从1957年到1979年22年漫长而沉重的压力，你曾否想到自杀呢？按照“长痛不如短痛”的逻辑，这问题提的确实有道理。可以这样说，当时如一开始就明确告知我要强制流放22年，说不定许多身中阳谋的人会一头向墙壁撞去。但事实是，当时除个别寻了短见外，我所了解的绝大多数右派，都是咬紧牙关、耐着性子度过了那艰难苦涩的8000多个日日夜夜！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如同开始时“引蛇出洞”，只告诉你“言者无罪”，没有告诉你“六条标准”底线一样，现在处分你时则只告诉你“只要好好改造，必有光明前途”，并没有任何年限的界定。使你感到只要拼命改造，也许两三年就会重回人民大队。于是你就苦苦争取，但又一再失望，翻来覆去地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又从绝望到希望……这样一圈儿又一圈儿地跌跌爬爬、年复一年，也就一直熬到1979年。在物理试验中有一个什么“青蛙效应”，把一只青蛙放入沸水中会立即蹦出，但如将水慢慢加温，那青蛙会老老实实在水里呆着，一直到煮得烂熟……盖类乎此。
望山跑死马
其实，钝刀子割肉更疼，因为人毕竟不是青蛙。但我要说的奇迹也就在这里，我面对那如山的压力和漫长的时光隧道，在长达22年历程中却从未沮丧到想以死了之。是我神经系统特坚强吗？非也。现在我常听一些人满腔豪情地说：“要叫我赶上那时候非打成右派不可！”这话说来容易，那罪可并不是好受的。最初是感到天大的冤枉，好心好意响应号召提意见，怎么就“右派”了呢？为此我连续抗辩五次，使自己的处分等级坐上了直升飞机。但就在处分宣布前夕，我对怎么也搞不通的“右派罪行”，在昼夜苦思中却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其时，在我的思想武器库中除了1948年参加地下党以来所受的马列主义教育，就是自幼感受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在被连续批斗、报纸点名和抗辩无效后，我不禁昼夜苦思苦想，反复自问：藐小如我，难道会比伟大的党组织聪明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错误肯定在自己一方。那么，我究竟错在哪里呢？迷蒙啊，困惑啊，痛苦啊，彻夜难眠……有一次到青年宫参加一个400多团干部对我的批斗会。散会出来以后头昏昏然，走在海河边上看到那波光粼粼的河水不禁歧念丛生。但这时，不知是哪里飘来一阵如泣如诉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那抑扬顿挫、千回百转、忽而强烈撞击、忽而优雅昂扬的旋律使我似乎得到一种心灵的梳理、启迪和抚慰，使我不禁若有所悟。它似乎告诉我，人生的坎坷和曲折是难免的，而苦难是可以诗化、淡化、转化的。正当此时，海河两岸忽然爆发一阵欢呼，原来是苏联发射的一颗人造卫星冉冉穿空而过，那高远而晶亮的卫星似乎也给我一种昭示。啊！生活是多么的美好！美好的生活还在前面，我要冲出这其乱如麻的羁绊和樊篱，走过去，前面是个天！此刻，灵光闪现，“阶级本能”四个字突然从脑子里蹦出来，使我犹如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一棵稻草。是啊，在理论上阶级有“自在”与“自为”之分，那么是不是在不自觉的“阶级本能”驱使下，我确是在浑然不觉中铸成大错？那么如今击我一猛掌就是应该的了！其实若按“本能”来讲，我原汁原味的“本心”是呼唤报纸的舆论监督来祛除时弊，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但，在政治高压的研磨下，我的心态出现了一种“我已非我”的混沌，泛起了一种宗教信徒般的蒙昧，犹如魂灵出窍一般，自己站在对面来自我审判，直至由衷痛恨自己在风口浪尖上做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内应”，一时之间只要思想上出现反复，便严厉地自我断喝一声：“镇压反革命！”那些日子，每逢内心里出现混乱和惶惑，我便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得出一首五言或七言诗，让思想向主流意识靠拢。“犹忆魂坠千尺幢，朴妪一笑温寸肠。烈火烤炙化无余，飞出稚嫩一凤凰。”“桥头枕砖睡，丝糕猛吃仨。力竭再冲击，何惧大台压？”“为党夺一兵，为厦添一砖。莫急百分好，全力抓主矛。”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当时却也为自己增添了一些定力。面对随后到来的无论是开除党籍还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以致工资从16级110元锐减至每月3元零用费，均认为是理所应当！内心不断地在喊口号：“要和过去的我决裂、决裂再决裂！”此时，刘少奇和时传祥握手的情景，高尔基历尽艰辛终成作家的梦想，“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等等轶事嘉言，均给我以“破旧立新”的冲击力。古语：须臾忍死。这一切，使我扛住了比死还痛苦的混乱，产生一种奇异的恍然大悟。不是火中飞出凤凰吗？就让烈火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一遍遍夯实这种“以‘左’治‘左’”的精神架构”……
但“生活流”远比“意识流”严酷得多。劳改农场的劳动是超强度的，压抑是令人窒息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黑色的日子：1958年4月16日。当天早晨，原机关就派了两个彪形大汉限制了我的自由，跟着我回家去取了行李，而后用吉普车将我和另两个老右程海和谢鹏送到天津市劳教收容所。看到那荷枪实弹的警卫，心里不禁顿时想起随解放大军入城时，自己也穿过的那身棉军装。当天，又目击了另一个近乎滑稽的场景。进入收容所第一天是受命打麻雀。各色人等或拿扫帚、或挥木棍把那些自由跳跃的小麻雀追打得叽叽喳喳、乱飞乱撞，须臾之间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打落尘埃剧烈喘息、奄奄一息。人们不禁呆呆望着发愣，这多么像自己的处境啊！但时间容不得你多想，转天即被集体押送到当年袁世凯驻兵地小站附近的板桥农场。那是一个多年改造劳改犯的地方，满目是白花花荒漠的盐碱地，约有五六个分场，处处拉着铁丝网，戒备森严，持枪警卫赫然入目。一开始，还看到许多未转移的劳改犯早晨被押着跑步。我心想，对这些受“最高行政处分”但“敌我矛盾按内部矛盾处理”的“劳教分子”，又是怎样个对待呢？很快便知道，在管理上均沿用旧习，彼此“同学”相称，对干部一律毕恭毕敬称“队长”，进门要喊“报告”。一个姓宣的麻脸看守大门，“同学”们要喊他“宣队长”，后来知道他是个才“开放”不久的劳改犯。200多右派分编几个队，晚上睡觉如沙丁鱼罐头挤成一团，起夜后再回去已难觅缝隙。我是被编到总场直属队，队长邓永丰小个子精神奕奕，这人总有许多突如其来的新点子。有一次半夜里吹哨集合去12里外的小站抬稻秧，一路上在狂风暴雨中跌倒上百次，摔倒爬起如泥猴，我新买的一身“三不怕”雨衣被扯碎，满面泥污。暑天耪大地，越热越要赶工，汗如雨下。当时我得了痢疾，那位邓队长对我还不错，照顾我可以不下水，但也得跟着出工。后来还叫我搞点“宣传报道”，采访“好人好事”出黑板报，或参与演个有“教化意义”的戏曲、歌舞什么的，为沉闷的劳改生活增添一点乐趣。但劳动为主，隆冬打冻方，虎口震裂；粪汁沤肥，遍体黄汤；8月补秧，连续三日夜苦战在水田中，中午竟躺在泥埂上睡出一个人形来，那是片刻的吃窝头时间。日未出而作，日落亦不息，年节假日还要“义务劳动”出工，据称这是为了占据你的“脑际空间”，叫你少想别的。不论收工多晚，回去饭后还要学习，或读报、或斗人、或学条例、或作检讨，多少年里一天也不落地“学习”，使人的脑仁儿生疼。队长说：“要脱胎换骨就得学习、学习再学习，一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只要哪天队长发恩，说今天晚上可以自由活动，就顿时有人欢呼。这一切，对于来自办公室、课堂、实验室的这帮知识分子的确是度日如年。大多数默默忍受，有的用苦干、死累来驱散郁闷，有的则慢慢麻木不仁。但这样的日子，也并不是每个人均能咬牙度过。一个是《新晚报》年轻的女记者高萍秋，在张家河挖渠大战的半月苦熬中投河自杀幸被救起；另一个是天津女大学生曾科从化验室偷出些氰酸钾锂吞药自绝，风华正茂的娟娟少女就此殒命。但绝大多数右派还是闯过了这个日复一日的“劳动关”，许多白面书生最后炼得浑身铁黑。我在抬大筐时肩压重担已走不动时，眼前还有20米，便使出吃奶的劲拼命前行，不久便累得得了疝气病，大夫说：你的小肠头突破肠壁坠入睾丸，过力了。直到三年后才去公安医院动了修补手术。
但在劳改生活中，最为熬人的尚不是马不停蹄地劳其筋骨，而是“望山跑死马”一般地遥遥无期、苦其心志。这一时期唱的最多的一个歌，就是早晨一边编队跑步，一边要高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要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一边唱一边觉得怪怪的。1958年开始实行的劳教是不定期的。“什么时候改造好了，就仍然回归人民大队”，在这一承诺鼓舞下，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遂于1960年国庆较早摘帽解教，满以为原机关就会派车接我回去，机关领导会热烈握手鼓励抚慰……一时之间额手称庆翘首企盼。岂知，这一切均是永远不会实现的“热火罐儿”，不过是你自己自作多情的泡沫！事实是，这“摘帽右派”比“戴帽右派”还要夜茫茫、路漫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