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心感念胡耀邦，青城外深鞠躬
1990年7月我应《民主与法制》杂志之邀去庐山参加一次特约记者笔会，到南昌后去八一礼堂参观庐山会议旧址，在二楼礼堂上目睹壁上张挂的彭德怀万言书复制件，身临其境，想到这位一代雄杰的悲剧命运，一时之间不禁潸然泪下。联想自己一介凡夫虽然历经22年右派坎坷路又算得了什么？从南昌乘车去庐山途经共青城郊一处青松翠柏开阔地，同行者说，这里就是胡耀邦同志生前自选的墓地，我们立即下车在那里深深三鞠躬。我有幸在天津团市委聆听耀邦同志三次讲话，还去京团中央当面向他汇报过一次扫盲工作，他那倾听下情、平易近人的态度，他那明敏果断、炽热坦诚的音容谈吐令人永生难忘。正是他，在打倒“四人帮”后扛住了“两个凡是”的铁闸门，以雷霆万钧之力解救55万多错划右派于倒悬，使他们从“鬼”的屈辱回到人的尊严，不然也就如一棵小草、一只虫豸那样悄然消失了。在这一点上，渺小如我其最终命运比起那功可盖世的彭帅可说是幸运多多。“改正”之后，我从49岁到离休前成为一个光荣的《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堂堂正正去笔踪大江南北改革开放里的万紫千红，倘没有胡耀邦那一系列力挽狂澜的拨乱反正，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
如今，反右派斗争业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在时间洪流的冲刷下，那莫来由的猛攻，那窒息人的惶惑，那无尽期的压抑，均已淡去了。然而，历史的链条乃环环相咬，无论某段环节是否闪光，都是抹布抹不去，利斧砍不掉的。一些对此感到莫名其妙的年轻人就常常问我：什么叫反右派运动？你是怎么给打成右派的？甚至问我，这种事情将来还会再发生吗？
水底波澜鱼不知
1957年在政治气候上有一个令人谈天色变的“厄尔尼诺”现象，那种忽冷忽热、大起大落的急剧变化堪称波谲云诡。我那时27岁，行政16级，既是《天津青年报》副总编辑，就经常能听一些内部传达。当时，从1956年以来一个又一个的宽松精神在下达，诸如双百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表扬反官僚主义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继之到4月底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真的是一派祥和之气，就连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欣然为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十几天的鸣放中各报是满坑谷的批评意见。这一情况使我不禁又感动、又吃惊，早年在学生运动中培养的那种忧国忧民、振臂一呼的意念涌动于胸，遂在5月20日《天津日报》四楼礼堂天津市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发言。这一次发言其代价是22年的大好青春！
现在人们常常调侃“阶级斗争脸儿”。其实，面如寒霜满眼敌情的冷面孔并不可怕，你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吧？那种笑容满面却张网以待的谋略，才是最可怕的。原来，1957年5月中旬在波匈事件和尖锐鸣放刺激下，高层领导早已作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暗转”。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得到这一部署精神的斗争骨干均胸有城府、满面春风地反复动员发言，而一般人则蒙在鼓里在那里直言无隐、倾吐衷肠。那时，《天津青年报》在和平路《大公报》旧址，一向没到报社来过的团市委主要领导一再亲临现场反复交代言者无罪，启发鸣放，叫你感到如不说上几句实在有负上级一番好意，许多人遂毫无戒心热烈发言。就这样，转眼就秋后算账，连传达室人员放在一起才32个人的《天津青年报》最后正式打成右派的就有10个，占报社人数高达32%以上，其比例之高几为天津之最，可谓“大丰收”矣！《天津青年报》两个副总编辑我和金荣光，两个编委程海、唐贤可，编辑部的马贤铎、郭娴贞、张遵琦、王仲庠、王子明、张鸿英，一并落网划右。
当时在报社内部上边来人一而再、再而三动员鸣放，我感觉有些怪怪的，仍在考虑说些什么。这时，两个因素促成了我的发言。一个是报载《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关于友协机关报办得像留声机、传声筒、黑板报，一个是在天津市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各报都有人发言，我遂作了一个发言。大意是：开门整风是古今中外政党做不到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正确、伟大。但从整风发言来看，现在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三害”严重，应大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比之人大、政协，天天要出的报纸，应当把反映人民呼声和监督执政者视为天职。没料想，我强调机关报舆论监督功能的这些话，便被望文生义“翻译”成“反党”，迎头撞在枪口上，不容分说地使被认定是“右派反党新闻纲领”。在解放前我不顾生命危险便追随党，怎么现在却要反党呢？然而，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那从做地下工作时几乎是看着你长大的领导人现在都不认得你了，在人人自危的气氛中对你猛烈围攻。那时还不叫批斗会，而是叫“辩论会”，既然叫辩论，那么在真理面前应该人人平等，我便据理抗辩了五次。其中有一次集中全机关各部部长来青年报开我的辩论会，我认为自己并不亏理，便从容不迫一一综合答辩。美术编辑王子明会后说：“你真叫舌战群儒！”只这一句话，他也被划右。说话声调温婉、条分缕析、善于“推理”的报社主要负责人，多年来还是与人为善的。但你死我活的“运动文化”猛烈冲击着人们的思维定势。在那迅速膨胀的扩大化中，急剧增长的压力和张力，使一些人的理性一变而为狂热，善良一变而为残忍。事后有关人自己也说，因为平时“辫子”颇多，为了自保，只好狠整他人，整得越多，安全系数就越大。
最近看新华社女记者张严平所著《穆青传》，1957年穆青恰好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她写道：“穆青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党性是他政治生命中具有钢铁般强硬的逻辑，同时他又是一个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的人本主义者，善良、宽厚、重感情，构成了他的风骨。风骨的东西，常常在最关键的时候显现。”后来在大鸣大放高潮，穆青把记者全都派出去抓报道，社内无鸣放，抓右派自然也无从抓起。后来到9月份才开始鸣放，分社给上面的报告是“从鸣放到现在，大家都很冷静，任何场合都表现得恰如其分，适可而止”。最终，在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一再施压下，新华社总社有83人被划右派，全国29个分社有27个分社都有右派，唯独上海分社和陕西分社没有一个右派。“处于中国第一个大城市风口浪尖上的新闻阵地——新华社上海分社竟然没有右派，这成了中国反右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四十多年后，穆青曾向一位记者透露，反右这段日子，他所承受的压力远比人们看到的要沉重得多。柯庆施并不仅仅只是过问了一下分社反右情况，还为此专门找穆青谈过话。只是他回来没有向分社任何人“传达”，一个人默默地消化了。穆青这样想，“如果上面问罪下来，就由自己一个人承担吧！”在《天津青年报》的反右风云中，像穆青这样的人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在我已身陷重围后，机关党委书记甄建民碰到我说，《中国青年报》张黎群说了机关报是传声筒那些话，在耀邦同志帮助下，很快就作了检查，没划右派，可你总是辩论。这分明是在惋惜中给我一点暗示。不过那时我已是在劫难逃了。最后，也就是他，在宣布每个右派所受处分后，送我走人时还叮咛一声：努力改造，争取还能回到党的怀抱来。这话使我牢记多年。近年，他和我话旧时说，我这人从小就受到“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影响，我狠不下心来整人，但那时我也没多少办法。
的确，那时的主流意识就是越“左”越好。迄今，我仍难忘记一位领导人在主持批斗会时，他那眼里射出的一种气呼呼、绿莹莹的光，那就是“阶级斗争”的火焰了。那时，他不仅是用“左”的逻辑把一些人的发言往罪行要件上拉，还将几个根本一言未发、仅是忠实交心者也打成右派。其中编委程海原来是作为斗争我的积极分子使用的，挖来挖去挖到他曾在新闻座谈会上和我说：别的报都讲过了，咱发什么言？仅此而已。但是被认定为“背后策划者”，叫他反省交待。这位程海在反省时绞尽脑汁、空空如也，心急如焚，不禁掠过苦恼万状的一闪念：“这阵儿要是来个原子弹，都炸光就完了。”对此，他陡然一惊，将这想法老老实实作为“交心”材料交待上去，这本是忠于组织的表现，有关负责人听后却“如获至宝”，认为是“反动透顶”，立即层层汇报上去。最后结案时不仅定之为“极右”、“反党集团幕后策划者”，其处分比我还高一个等级——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还有一位仅仅17岁、才调报社不久的中学生俞书麟从行政干校学习才回来，一位整人骨干拿出我的“发言简报”请他发表看法，这个青年心直口快说：“这话对呀，报纸就应该发挥监督作用。”得，又一个！后来实在因为超额太多，遂定之为中右，下放劳动22年，1979年落实政策分配到百花文艺出版社，但多年忧郁，使他身体受损，不久患尿毒症，才40出头竟撇下多年同甘共苦的妻子撒手而去。其他人或妻离子散、或备受煎熬。积极整人者则因“火线立功”，稳中有升。当时有200多人的天津日报社仅划右派4人，而小小的天津青年报社在二十几个编辑记者中竟打成10个右派，并牵强附会构成一个“以肖荻为首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行动的右派反党集团”。
时过22年，《天津青年报》这10个右派全部得到改正，党组织认定过去罗织的罪名全属不实之词。一个兴师动众、声势赫赫、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不仅为10年浩劫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而且在翻云覆雨中使对党忠心、披肝沥胆者蒙难，在中华民族“诚为贵”的传统道德的血脉上割开了一道深深的伤口。直到2005年，我才知道后来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位原来在南开中学比我低三个年级、其后也调到《天津青年报》的同志。在反右运动中经某领导施加压力对我声色俱厉猛烈批判。之后我和他一别四十多年，前些年一位同志告诉我，那人曾向他说：“反右那次发言，回家后夜里我躺在床上，把头深埋进被窝失声痛哭。良心不容我一面是人，一面是鬼。我整夜整夜地失眠，良心好像在油锅里熬煎。肖荻在学生运动中忠实积极，怎么会反党？我凭什么批判人家？”他为此多年寝食难安，患上了失眠和忧郁症，直到去世前夕仍和别人含泪倾述自己挥之不去的内疚。这是一个纯洁善良的灵魂！实际上他承受了一种特殊的内压，这是另一种被侮辱与被损害。人，唯有善良才有内疚、唯有内疚才能忏悔。而秉持善良、坚持正义和勇于忏悔乃是一个民族永远强大的活力、潜力、凝聚力。我向他深深致敬，祝愿他在天国安心、安宁、安息吧！
螳螂捕蝉与青蛙效应
每逢有人问我“将来会不会还出现反右派斗争”，我便想起一篇经典名著中确曾有过这样的说法：有时历史从这个房间出来又进入那个房间，房间大体相似。我们的民族不应忘掉这一悲剧性的“扩大化”。
